之二：未來的日本VS未來的中國
中日兩國的近代化因為同樣的原因，也幾乎同步開啟。
大清因為鴉片戰爭被強行叩開國門，統治階級先是發起洋務運動改良自救；日本同樣被叩開國門後，開啟明治維新制度革命，雙方第一次檢驗成果的較量，是1894年的甲午戰爭，結果大清被揍了鼻青臉腫。大清朝轉而也嘗試制度革命，可惜傀儡光緒和儒生康梁合力也無法轉舵這艘駛向末路的大船，戊戌變法只是103天的百日維新而已。1904年日本在東北再次秀了一把肌肉，把俄國老毛子揍趴下並接管了所有東北特權。
自此之後的30多年，日本進入快速發展軌道，而中國卻一直在尋找合適國情的政體。與康梁同時要求革命的孫中山，聯合海外和國內新興力量，一直為走向共和努力著，終於在1911年的武漢爆發了辛亥革命，翌年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開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而1914年袁世凱的《中華民國約法》，及後來1916年洪憲稱帝，無情粉碎了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辛亥革命爆發之時，孫中山人在檀香山，這也驗證當時的革命志士在思想和力量上均未準備充分，實有倉促上馬之嫌。
在1924國民黨一大，中山先生正式聯俄聯共，開啟國民革命，意欲消滅思想落後、佔山割據的軍閥。當時中共扛旗馬列主義，國黨手握黃埔軍權和蘇俄的金元，雙方雖然各持己見仍望聯手推翻國內封建軍閥和外部帝國列強。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總理遺訓猶言在耳，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接連發動反共事變。國共第一次合作分裂，中共繼續扛旗馬列，但隨即面臨五次圍剿和萬里長征；而國黨抱腿美國，大刀闊斧盡收軍閥。靠著能屈能伸的政治手腕和中美合作的金元攻勢，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於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幟後，竟然實現全國統一。
在之後邊打邊跑、忍辱偷生的10年裡（攘外必先安內），中華民國還是抓住了短暫的黃金髮展時期，直到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兩國第二次直接開火對峙。期間：日本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扶植末代皇帝溥儀成立傀儡偽滿洲國，也一直未受中華民國承認。直到1945.8.15日本戰敗，麥克阿瑟整飭日本。
回顧歷史，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國家在政經方面發展得順風順水；而反觀我國，洋務運動自我改良不成、戊戌變法制度革命不成，辛亥革命共和不成、聯俄聯共學馬列不成，即使蔣家抱腿美帝出現曙光，然而與成長壯大的中共再次碰撞後，也被擊得粉碎。如孫中山預言戊戌變法不成一樣（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洗禮後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在思想、力量上都已崛起），毛澤東也預言中國必須走獨立發展道路，借力日本、蘇俄、和美帝都不是正確的選擇（中國這個文明古國，有自己獨特的精神價值觀，外力要麼被同化，要麼只能主導割據一方），即使在1959年那個困難時期，還是依然與蘇共決裂。
如果有上帝，那他老人家肯定在東亞這片神奇的土地上按了兩次回車鍵，第一次是日本自明治維新走向資本主義道路，而中國同期則是程序混亂一直在清除Bug。兩國的天時都是一樣的，在第一次“機械化”工業革命後，帝國列強開始全球擴張殖民，落後的封建國家無一倖免被捲入滾滾洪流。地利和人和確實大有不同，處於幕府統治的日本行將朽木，被美帝一腳踢開，天皇、維新三傑和開明人士合力把日本快速切換到資本主義，革新後實現迎頭趕上。而同期的大清朝仍是全球GDP老大，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英帝不願意讓這個供血體變質，封建統治者也只想中體西用的改良，偶有康梁、中山先生等能人志士，只是飛蛾撲火無法撼動，也只能看著帝國蹉跎矇頭捱揍。
第二次按下回車鍵是日本戰後再次崛起，但身上附著大Bug；中國則是沿著特色社會主義大步向前，而中國迎頭趕上也是用了神奇的30年。
我們看一國可以從四個角度，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政治軍事主導經濟文化，日本的政治軍事上的大Bug是一大隱患，美國主人隨時把它做肉蛋犧牲掉；而經濟上的日本似乎在第三次“自動化”工業革命中迷失了自我，還在“電氣化”的路徑中做深度循環，我們看到日本文化的“精細極致”無不是受此影響。作為全球第二發達的國家，日本卻在語言和外部人才引進方面做得不夠。眾所周知，來日本語言是一個難關，多數日本人不會說也聽不懂。相較於美國的全球虹吸人才，日本對引進外籍人才一直很謹慎，不僅不承認雙重國籍，而且還要求入籍人員的身心靈“歸化”。即使在日本公司之間，員工跳槽都是很少的，這些現象反映出日本社會的穩定還是固化呢？個人以為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你的觀點取決於你從正面還是從反面看。達爾文的進化論啟示我們，沒有混亂出錯的基因變異，人類是無法適應新環境的。如此看來，日本這個機體還需要一次變異來揚棄昇華。
對比中國，毛澤東給了我們一次國格，鄧小平給了我們一次人格，在不久的將來第四次“智能化”工業革命肯定會賦予我們“品格”...，對此我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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