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自兴盛以至衰亡，经历290年。在前期124年中，封建统治者承隋之弊，政尚清简，纳谏用人，轻徭薄赋，绥抚亲附，人民生活由动乱趋于安定，从而促使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出现国家财赋比较盈足的局面。但自玄宗天宝年开始至宪宗元和15年的79年间，承盛世余绪，晏安耽毒，朝政失理，佞臣附幸，地方跋扈，变乱四起，赋役繁兴，人民逃亡流徙，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赋处于收不抵支极为困乏的境地。
转入穆宗至昭宣帝的后期八十七年，更因宦官与士族间权力斗争不已，地方割据势力坐大，中央权力旁落，赋税更为苛滥，社会经济走向崩溃，终于在农民起义浪潮中衰亡。可以说，有唐一代，它的赋税制度的变革与起落，始终是随着政治状祝的好坏而转移变化的。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生于唐中叶安史乱后的忧患之世，从政期间，即抱兴利除弊，变革腐政之志，曾参与顺宗时王叔文集团进行的“永贞革新”。贬官流徙后，在诗文中对唐中期出现的弊政和赋税苛虐所造成的民生疾苦情状，多有抒发。从其诗文中、更为后人揭示了赋税必须寄重于治政，致意于民生之理，而唐代赋税之所以初平终乱，大抵亦缘因于此。这里就读后几点随想，归结唐代赋税称平称乱的原因所在。
随想一：治政重在养生，治赋重在安民
赋税和兵役(包括劳役)，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赖以维持而作为治政要略的两大基础。封建经济的根本在于农业，唐初百余年盛世的出现，除了政尚宽简等外，主要是实施“均田法”，使民有可耕之田，大量荒地得到垦种，和推行“租庸调制”，在编造人丁户籍基础上，较合理地规定赋役负担，使政府有可靠的财力来源。重视农业生产，减轻民力负担，社会经济就得以稳定发展，加上统治者能以戒奢崇俭列为《帝范》，国家财力也就出现盈足局面。
但是，中期后情况变了。统治者在蓄积殷富的陶醉下，不能“慎终如始”以至治安则骄侈生，骄侈则危亡至，权力下移，变乱踵起，募兵扩增，赋役加重，人户离散，农业经济恶化。在官吏逼索赋税刻剥下，农民生计无着。这些情况，在柳宗元的诗文中都作了深刻的揭露。农民们终年累月的劳作，得到的是“尽输助赋役，聊就空舍眠”“蚕丝尽输税，机抒空倚壁” 等了无遗存的悲惨结局。
“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一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
柳宗元《捕蛇者说》一文中的捕蛇者诉说：这种苛政苛征，重赋重敛之毒已甚蛇。问题在哪里？即在治政不重养生，治赋不重安民，不图发展经济，但求增赋敛税，上焉者好烦其令，不问财源培养，下焉者借旨逼索，不顾民力负担。出现
“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薐，缲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尔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
种种唯恐罗掘不足的苛繁督责现象，政失养生治平之道，赋去安民生财之源，祸乱自然产生。柳宗元的这些诗文，说明作为封建治政要略基础的赋役制度，在统治机体腐朽性日益暴露中，已经走上了绝途。
随想二：只有变革政治，才能变革赋税
国家赋税制度因势异情变而须作相应的变革，它既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须合乎安定统一政局的要求，后者更是其能否取得变革成效的前提条件。唐初一百几十年中，鉴于隋末重奢重赋之失，务以抚辑流亡休养生息、轻赋治安复苏社会经济为重。统治集团内部虽也有权力争夺，但基本上是求治求安，并在“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下扩大了疆土，出现了盛世。一个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是“租庸调制”得以较持久推行的重要前提。
大唐朝政图
安史之乱后，皇帝荒政，潘镇擅权，官员贪贿公行，中央权力被分割了，虽然创立了盐茶榷征，推行“两税法”变革赋税旧制，更兴举了一些工商杂税，力图摆脱财政困境，然而，最终成为苛敛之政，赋税增繁，财政困难反而加剧。原因何在？用柳宗元在《封建论》中ー句话，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针对唐王朝当时的情况，他认为制乱为治的根本是“善制兵，谨择守”，也就是首先制兵择守，解决潘镇拥兵自重和朝廷中吏治不振，敛财阿佞的风气，辅之以“去贪贿，平征赋”，禁绝贪贿营私之途，废除苛杂扰民之征，才能扭转败局。
在“永贞革新”中，柳宗元和王叔文等人即曾采取剥夺臣官干政权力，抑制潘镇势力，废罢掠夺商货的“官市”，揭露京兆尹李实贪残逼税，颁令天下诸道，除正勅率税外，禁断各种苛什，除上供外，不得别有进奉，以及降低盐价，免除民间欠税和青苗钱以及任用杜佑为度支，盐铁转运使，积极整理财赋等措施。这一革新，虽从治政整饬着手，然而封建政治的顽症是根深蒂固的。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归于失败，发起者遭到了贬徙。
永贞革新图
从而也说明了国家的赋税总是从属于政治，治政混乱，赋税整顿难期有成，而变革政治，往往涉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事权分散不能集中统一领导下，施行赋税变革，即令定有善制，也难免在各种掣肘中，遭到失败。“两税法”如此，“永贞革新”更如此。唐中期后政弊赋乱的愈演愈烈，其症结也不外乎于此。
随想三：征取赋税当以“富庶且教为大任”
赋税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征收，是国家产生后必然的产物，为了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征收范围也必然日益扩大。征取赋税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从历来封建王朝来看，不外乎为君为民两条途径，为君也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或用于豢养大批皇室官僚贵族，或用于黩武用兵扩张强权势力，或用于帝王宫室奢修私欲需要。
大唐宫殿图
为民则必重视社会经济稳定发展，重视人民生活安定富裕，重视民力负担的均平合理。唐王朝由前期之盛，转而为中期之衰，到后期之亡，从赋税征收的变化来看，是从较重视为民而逆向于为君的必然结果。
柳宗元在《答元饶州政理书》中，正是就征取赋税目的，针对时弊，提出了“不唯充赋税养禄秩而已，当以富庶且教为大任”的看法，是富民之政还是虐民之政，可以说是唐代近三百年赋税发展变化的一个分界点。如何从赋税征收上体现富民还是虐民？除了苛征暴敛的种种繁杂的额外逼索不论外，主要是如何使贫富之间做到均平合理负担。对此，他在谈及政理问题中，认为元的“免贫病者，而不益富者税”的主张，是不可取的。
柳宗元谈治世图
它只有在政理治平之世，或尚可以，而当政弊赋乱之时，已是“贫者无赀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指官吏地主豪富们将赋税负担强加在贫者身上)”而“富者操其贏以市于吏（指以经营非份所得贿赂库员)，则无富之名，而有贫之实(通过逃避赋税负担而取得应属于贫病者减兔之实)”形成了“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的情况，仍然倡言“免贫病者，而不益富者税”，如何能达到合理负担？并举列了唐王朝当时虽屡颁免赋之令，事实上受益的是地主富户，因为“富户可以户独免”，而贫苦的佃户既不免交租服役之苦，还承受高利贷剥削，以至拾穗充饥，处处存在而无申诉之处，如此情况，又如何能达到合理负担？
造成这种负担不合理，根本关键是必须改变土地分配制度，使耕者都能得到作之田，并认真核实丁田之数，均纳田税户赋的同时，还必须对富者征收工商税和财产税，以益富者税来抑富者财，是限制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条可行办法。否则，只会扩大贫富差别。那么如何“益富者税”?
大唐盛世图
有两种选择：一是
向他们征取“市井之征”(工商税)和财产税，可以按十征一，使无害于其经营，“犹足以安其堵(居住生活)”。因为征税后，仍有利可图，“虽躯之不背易也(赶他跑也不会跑)。”二是如认为征工商税，易有逃税隐匿，征财产税，又怕“杀畜伐木”吃光用光，影响社会生产，则可退而“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通过查实其土地农业税。不论采取哪种办法，最重要的则在政府要统一法制，严肃法纪，整顿地方基层组织力量，树立敢碰硬、不徇私、依法办事的作风，赋税既得均平，“富庶且教为大任”的目的也就可以达到，政理赋平，自然可期。充分抒发了国家治乱与赋税均平相互关联的重要思想。政理则赋平，政弊则赋乱，揭示了唐王朝赋税兴革演变的一条轨迹，也为后世封建王朝赋税繁简轻重转易不常，提出一条可供探索的规律。
柳宗元《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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