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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太宰治这个人？
太宰治的思想根源有一种深沉的原罪意识。这种原罪意识让他有着强烈的自罚冲动。太宰治最早发表的小说就是模仿无产阶级文学的习作。他接触了左翼思想后，对自己的地主阶级出生有着强烈的厌恶感。太宰把“有钱人的孩子”称作“障碍”或者“缺陷”。在《东京八景》里有这样一段：
我相信，有钱人的孩子必须堕入适合有钱人的孩子那样的大地狱。逃是卑鄙的。作为一个恶业之子，必须大大方方地尽力去死。
所以等到太宰治家道中落的时候，反而是他生活最稳定的一段时期，大概就是因为他从“有钱人家的不幸”中解放出来了吧。像他写的《斜阳》，重点不是贵族都是病态、不健康的，而是贵族这个头衔让人变得病态和不健康。贵族唯一的出路是和一般市民或者农民融合。喜欢自然的上原先生这样说
我讨厌贵族。他们都有一副令人作呕的傲慢的面孔（中略）我是个农民的儿子，从这样的小河边通过，我必然想起儿时在故乡的小河里钓鲫鱼、捞鲹鱼的情景，内心激动不已。（中略）“然而，你们贵族不但绝然不能理解我们的感伤，而且会表示轻蔑。”
太宰治为了给自己的贵族身份“赎罪”，曾经放弃学业，用家里的钱去赞助劳动者，和劳动者同吃同住。根据井伏鱒二的回忆，太宰在冬天把好衣服留给自己的食客，本人的衣服却不保暖，显得很寒酸。
太宰治
这种原罪意识贯穿太宰的一生。一方面，他追求家庭的幸福，看看他写给井伏鱒二的信：
我认为自己是家庭型的男人。不管从好的意义上，还是从坏的意义上说，我都忍受不了放浪。（中略）我认为结婚、家庭，都需要努力。我相信那是严肃的努力。我没有半点轻浮的心情。即使贫穷，也要一辈子努力。如果我再次破坏婚约的话，请像对待彻底的疯子一样，把我舍弃。这些话虽然是平凡的，但我在任何人面前都会这么说，即使在神的面前，我也可以不害羞地发誓。请相信我。
《斜阳》《人间失格》
另一方面，和美知子结婚后，享受到了家庭幸福的太宰治，又感到了一种罪恶感，以至于他得出“家庭不得不被破坏”“家庭是诸恶的根源”等结论。这倒不是说太宰治痛恨他的家人，恰恰相反，他倒不如说是太爱他的家人了。他从家庭里获得越多的幸福，他就越恨自己。因为太宰治的原罪意识非常非常强，不仅仅只是因为他是大地主的儿子。如果只是因为他是大地主的儿子的话，他家道中落的时候他应该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太宰治的原罪意识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不是因为某种东西，而有罪，而是先有罪，然后再找出罪在哪里。恰恰是在生活最安宁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举出的刀，没有其他的目标，只能对准他自己。
三岛由纪夫为什么不喜欢太宰治文学作品？
更多出于“同族嫌恶”。
某种程度上，三岛和太宰都是反讽主义者，但两个人和反讽建立联系的方式是完全相反的：三岛的反讽是直接介入现实，而太宰的反讽倒不如说是从现实中“抽身”，获得喘息的手段。
具体地说，三岛看似真诚的举动（自杀）其实有反讽的意义。而太宰治的反讽就像他在《人间失格》中写的那样，恰恰相反，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真诚。在现实生活中，太宰也经常在流露出真实感情后立刻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小丑般”的举动。这可以算是他的心理防御机制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一次不太成功的相亲后，忍不住哭了出来，但只哭了一声，随即就和身边的老师井伏鱒二说：“我要到警察局去戏弄一下警察。”
太宰治
很多研究者指出，《假面的告白》是为了对抗《人间失格》而写出来的。就“双面人格”和“告白手记”来说，两本小说有很多类似点。但更重要的是差异，太宰治写《人间失格》是为了死，而三岛写《假面的告白》则是正好相反，注意，这里说相反，不是说太宰写死，三岛写活，三岛写的还是死，诡异就诡异在这里，他写的是一种“反过来的死”。在这里三岛用了一个非常神必深刻的比方：
把电影中的跳崖自杀的影像倒放，自杀者就会以极快的速度从谷底飞奔到悬崖上，起死回生，这本书想写的，就是这种“复生术”。
虽然三岛在这里用了“生”这个词，但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出发点还是死，没有先死，当然也就不存在“复生”。
也就是说，在三岛这里，死本身是有意义的，在《忧国》里，他把死亡看成一种艺术（虽然艺术在这里本身有反讽的成分）。而太宰则相反，对他来说，死毫无意义可言。太宰治曾经跟他的老师井伏鱒二说过，死是他最轻蔑的东西。
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自杀之后，他的母亲骄傲地说：“我儿做步人之事，这是头一回。”但三岛由纪夫的自杀其实带有一种深深的反讽性和原创性。柄谷行人有一段精彩的论证：
三岛由纪夫是通过重新唤醒“昭和精神”而使其终结的。（中略）没有什么场景比祭出三岛之死的右翼和保守派更滑稽的了。他的行动是彻头彻尾的讽刺。
这里的保守派可能没怎么看过三岛的小说，因为他小说里黑天皇可一点都不手软。最典型的是《英灵之声》中，以谋反罪被处决的226事件的青年将校和士兵诅咒背叛他们的昭和天皇。
三岛由纪夫很清楚他召的魂是不存在的，但是别人不清楚，正是因为这些人不清楚才要召过来给他们看。不是把美好的东西捏碎，而是把已经碎掉的东西拿过来。
三岛由纪夫曾经评论太宰治说他“苦恼的一半”至少都可以用“冷水摩擦、器械体操和有规律的生活来治好”。这边太宰治痛苦得要死，那边三岛就好像说了一句“多喝热水”一样。但这句评论其实也很反讽。三岛很清楚太宰的痛苦绝对不仅仅只是私人生活的问题，还有政治上的问题。所以即使身体再好，也只能治好一半。太宰在战争时期基本上是一个不迎合当局的作家。而且他对日本文坛的政治正确感到非常的反感。坂口安吾著名的《堕落论》认为战后半年，“世相大变”，但是太宰觉得日本半点都没变，还是一样的蠢。这其实也是三岛的看法，三岛的自杀与其说是想要匡正日本，倒不如说是让这种愚蠢彻底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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