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死掉。但我不能死，我的家庭责任、医疗责任都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用25年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一个这样的，我现在44岁，如果我要是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这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国家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医师朱良付在纪录片《中国医生》中的一段话，听来心酸，却道出了很多医生的心声。
中国医生，不敢死。
2020初，一场疫情改变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有人不得已宅在家数十天，有人大年初一开始就无法休息，但如果要评最辛苦的人，恐怕没人有异议，那就是至今仍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疫情发生至今，已有超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其中已有些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批医护人员倒下去的时候，更多人顶了上去，迄今为止，全国有3万余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纵然病毒凶猛，纵然物资紧缺，“逆行者”依旧迎难而上。
而在《中国医生》中，几位医生的侧影，更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可感、可知、可爱的中国医生。
1 她一边说我想把你撕成碎片 一边让我给她测血压
朱良付分享过一个故事。
有个老爷子在病房时和朱医生关系很好，后来病情恶化，没抢救过来。
老爷子的老伴看到朱医生的第一句话是：“我想把你撕成碎片。”
在老太太眼中，是朱医生害死了她家老爷子。
但就在她说完这句话后，她伸出胳膊对朱医生说，你给我测下血压，我血压有点高。
这个故事可能是很多医患矛盾的缩影。
去年，几起伤医事件仍历历在目，北京民航总院女医生杨文被穷凶极恶的患者家属连砍数刀而亡，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遭患者砍伤恐再无法拿起手术刀，这些以救人为己任的医生却成为医患矛盾的牺牲者。
长期的工作习惯使得朱良付在手术前用手机为患者家属录音，反复交待病情和风险，其实，知情同意书早已签过。但对医生而言，这一纸文件并不能成为免死金牌。
与生命而行，本就充满风险，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其实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这种风险——把选择权交给家属。
不做手术肯定没救，做手术也可能人财两空，你做不做？
面对复杂难懂的病情，绝大多数只可能茫然得望着医生，期待医生给出答案。
而在这部纪录片中，几乎每一位医生都给出了自己倾向性的判断，这种倾向性的判断无疑给自己增加了风险，如果失败，家属很有可能责怪医生。
一个好医生的担当就在此。
鼓楼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军语速极快，与家属沟通讲话非常直接，“人财两空”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词。
一位48岁的重伤员送到急诊科，王军检查后发现病人情况非常糟糕，与家属沟通治疗方案。
面对跪下来求他救治的家属，王军仍然说完了三种结果：一是好转，二是人财两空，三则是更差，成为植物人。
他说，“我不喜欢模棱两可说话，我比较直率，我觉得我站在他的角度告诉他可能的结果，虽然最后的决定是家属拿，但你站在家属的角度为他考虑，他会认为你是个好医生。”
2 比病更难医的 是人心
徐晔是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的住院医师，28岁，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工作三年。
年轻、帅气、温柔，可能是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他的印象，他也因为帅气吸了不少粉。
但更吸粉的是他对病人负责的态度。
59岁的老刘因为煤气爆炸全身皮肤百分之九十五重度烧伤，从老家紧急转院到南京，生命垂危。
经过抢救，老刘病情暂时平稳，但是要完全脱离生命危险，必须治皮。因为烧伤面积过大，植皮费用要在百万以上。
老刘的老伴也被烧伤，情况稍好，在老家的医院治疗。一家突然有两个重度烧伤病人，让这个家庭陷入阴云。
片子开始时，老刘的儿子对着镜头说，父母是责任，父母生病了儿女照顾是本分，这个说不上孝顺。
然而，不断增加的治疗费用让这个家庭渐渐动摇。
徐晔也在努力。在医院开设的救助会议上，他为老刘争取了2万元的救助。
对于治疗方案，徐晔也给家属提出了最省钱的办法，先把烧伤最严重的手部植皮做了，避免因感染造成生命危险。病情平稳之后可以转回当地医院。
片子记录了徐晔多次与家属的谈话，劝他们先进行一次植皮，植皮后老刘救治希望很大。
老刘的儿子犹豫了，就算先植一次，也需要二十万。他刚刚办了个小厂子还没挣钱，现在如果卖厂子就亏大了。
正当徐晔努力想治疗方案时，老刘却突然被家属接出院了。
面对着空荡荡的病床，徐晔难掩失落，“治愈的希望很大”。他很清楚，老刘家乡的医院基本不可能处理这样烧伤，把他接回去，无疑是判了死刑。
徐晔分享了前辈的一句话，很多重度烧伤病人，治疗到后期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医术，有时候医术还没遇到瓶颈，人心却已经遇到了瓶颈。
对医生而言最失落的，莫过于一个有机会被救活的生命，却因为种种原因错失了治疗机会。
3 别的医院都不收她 但我还有一点办法
李燕28岁，胃癌晚期，来到鼓楼医院的时候，医生推断她只有十几个的月的寿命了。
魏嘉接诊了她。李燕还有一个10岁的儿子，父母都希望全力救治好女儿，李燕很年轻、乐观，魏嘉想帮她活下去。
李燕术后情况不好，癌细胞出现多处转移，魏嘉就请全院多学科医生为她会诊，试图选择更合适她的治疗方法。知道李燕家里条件不好，魏嘉也会评估，给她选择最省钱、疗效最好的方案。
何宇轩来自成都，今年十岁，患上了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为了给儿子治病，他的父母跑遍了四川、天津、河北的多家医院，最后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找到了孙自敏医生。
孙自敏是安徽省临床医学重点学科－－血液科的学科带头人，主攻脐血移植。在她带领下，目前，中国科大附一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已成为全球脐血移植病例数最多的移植单中心，每年移植例数占全国总例数的2/3以上，首例成功移植患者已健康生活近20年。
无数走投无路的血液病患者，在她这里看到了希望。
不为人知的是，孙自敏曾因为所在的血液科15年没救活一个病人，感到绝望想要转行。
1993年，孙自敏的一位大学同学患上白血病，辗转多家医院后来到了孙自敏所在的医院。尽管想尽了各种办法，这位漂亮的女同学还是在孙自敏身边走了。
同学的离世和无数病人及家属的期望，让她坚定信念：一定要攻克白血病。
这样的信念最终成为使得，她所在的科室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脐带血移植中心，也给无数像何宇轩一样的孩子看到了希望。
辗转6家医院后，10岁的何宇轩脐血移植成功。
另一边，患癌4年后，李燕还活着。
魏嘉说，其实很多肿瘤病人到后期已经没法治了，他可能跑去很多家医院人家都不会收。这个时候，病人带着最后的希望和全部的信任找到你，这个时候你说，我还有一点办法，这就是肿瘤科医生最大的成就感。
几十年的刻苦钻研，就是为了在他们走投无路时说一句，也许我还可以帮你。
这就是中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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