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政治与粮食安全
——重新思考全球动物卫生工作
世界农业与粮食系统正在发生变化，同时也在改变着影响人类、动物和自然环境三者健康的疾病性质，而这三者都是粮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变化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在与全球政治、发展和更广泛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密切互动中展开的。2004年，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暴发，这种动物源性病毒跨越物种壁垒，在17个国家造成了人类感染。2018年，非洲猪瘟（ASF）传入中国，并蔓延至整个亚洲，造成大批生猪死亡。这些疫病的传播，给国家动物卫生体系造成巨大压力，并对相关动物产品市场造成冲击。这说明我们在防控疫病传播的同时，更应关注和探讨这些疫病产生的过程和其中的关键因素。今天，全世界正再一次经历着类似的疫情，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全球大暴发提醒我们，亟需从同一粮食系统视野下审视人类、动物和自然环境三者的关系，关注如下三个方面的议题。
新思维模式：公共卫生与农业的联系
全球化、大规模移民、气候变化以及人与动物之间因集约化畜牧生产和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犯而导致的一系列有形界限的土崩瓦解，正影响着人类、动物、病原体以及生态系统之间复杂的互动网络，进而催生了公共卫生与全球粮食生产的新挑战。这一挑战的规模巨大，而人们对此知之甚少，以至于各国在面对此类挑战时很容易不知所措。我们采取的控制措施虽然在短期内有效，却会影响到粮食生产和人民生计，从而引发经济上的连锁反应。
通过限制流动和生物安全措施来控制这些疾病将付出巨大代价，也会直接影响粮食供应链以及小农户和弱势群体的生计，尤其是在脆弱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中实施这些措施时将面临更多挑战。
因此，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我们头顶。不论是面对下一波的疾病大流行，还是对付已经众所周知的动物病原体，我们的准备都并不充分。在这场无形的战争中，我们的对手有着数十亿年的生存历史(如病毒、细菌)，这些微小但狡猾的战士适应新环境比我们更快，他们发生基因变异的速度比我们发现、响应并制造出疫苗的速度要快得多。那么，这些微小的敌人正在悄悄启示我们什么呢? 是的，现在是时候从更大的格局思考并重新审视我们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威胁的做法，以及它们对粮食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了。因此，我们需要转变思维模式，来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公共卫生与农业之间的联系。
“同一健康”概念
及其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应用
“同一健康”是一种从“人类-动物-生态系统”的角度来探讨传染病防控的方式，重点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互动以及在互动过程中发生的野生动物、家养动物与人类的接触。美国兽医医学协会（AVMA）将其定义为“为实现人类、动物和环境的最佳健康状况，在地方、全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多个学科的联合行动。”根据联合国专门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同一健康”是采用多学科和跨部门的综合协作的方式，来应对在国内、国际、地区与全球层面的“人类-动物-环境”互动中出现的健康威胁的方法，这种威胁可以是紧急的、持续的或潜在的。
然而，当“同一健康”这一理念在基层实施时，它在定义、范围和操作性上的许多问题却让政府、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政策制定者感到十分棘手。因此，“同一健康”或许还从未能真正发挥出全部的应用潜力，现在也只是专家之间激烈辩论的话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尽管有许多举措来创建一些跨领域的委员会、平台或网络，但它们通常会在眼前的危机（或资金）消失后很快解散，而政府机构与学术界也通常会划分责任与专业领域，这使得多学科合作一直是我们的弱项。有些国家一直在努力将“同一健康”付诸实践且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然难以保持（多方合作的）联合治理结构，维持联合资助或衡量其影响。最近，越南一项针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治理的研究指出，现有的利益相关方需要紧密协作，提供相应资源来改善国家监管体系，并打破现有的部门藩篱。该研究还建议通过适当协作，采用“边做边学”的参与式方法来引导、组织和指导利益相关方。
我个人倾向于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同一健康”：它是一种经由整体粮食系统的视角，整合与公共健康密切相关的食品和营养安全问题，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传染病和大流行病对本地和全球影响的关键方法。因此，它涵盖了食品安全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方面的问题。基于在非洲和亚洲多种不同背景下的实践经验，我认为“同一健康”为我们提高预防大流行病的能力，同时更快地应对疾病威胁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机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遇到了挑战，比如出现紧急事态或者危及生命安全的情况（例如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时这一理念的局限性，还有需要将其进一步发展以应对当今全球粮食系统的挑战。考虑到过去应对流行病的经验教训，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采用“同一健康”方法，将动物、人类、环境卫生方面的专家与社会科学专家联合起来，协调各方力量，共同防止新冠疫情进一步扩散并减轻其造成的影响。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跨学科合作：
寻求联合解决方案
经验表明，跨学科工作在地方一级遇到的障碍较少，同时还能与地方社区协作来让他们成为疫情监控过程的一部分。的确，如果不结合社会政治背景和社区参与，疾病控制很可能收效甚微，影响也有限。这在甘地的一句话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为我做的事，如果没有我的参与，就是对我的伤害。”因此，为解决受影响社区的迫切需求设计方案时，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至关重要。
如上所述，疾病防控是更大发展背景的一部分，当地的政治、经济、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影响、人口迁移、城市化和贫困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疾病在不稳定、内乱或冲突的情况下出现，从而加剧当地紧张局势并阻碍有效防控和应对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是一次真正的警钟，它突出表明，地方社区对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卫生当局处理疾病的方式缺乏信任。几年前，在应对高致病性禽流感时，了解疫情发生和传播的方式以采取适当措施也是防控工作的关键，但是，只有在充分了解家禽业各利益相关方的动机以及整个行业的结构后，才能获得这些信息。在某些地区，我们对农民和贸易商的动机仍然知之甚少，或者没有适当的方法来激励他们改变行为方式以实现防控。因此，面对大规模疫情，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农民、贸易商、运输商和价值链上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决策方式，并在防控疾病的过程中将这些因素纳入考量。这种思路将适用于这次引起全球重视且威胁着人类健康和全球经济的新冠疫情。
我们需要更多来自社会科学的参与。在疾病应对干预和制定控制策略时，社会科学专家们的视角是无价的。尽管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并且它本身就是“同一健康”原则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动物流行病学专家与社会科学专家之间的合作完全具有更大潜能。
在非洲猪瘟疫情之后暴发的新冠疫情说明了传统公共卫生、动物卫生和疾病预防系统的局限性。它表明，仅仅依靠科技来应对构成全球威胁的疫情的方法已到达了自身的瓶颈。显然，是时候从整个粮食生产和卫生的角度出发来探索更有效的应对方法了。这种方法必须足够强大以面对未知问题和不确定性，并将最先进的疾病控制技术与社会、政治和环境科学，及其从业者联系起来，合力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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