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也許是因為存在的時間過於短暫，並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實際上自隋文帝楊堅即位到皇泰主楊侗被廢這短短的三十八年，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段國富民安、四夷賓服的繁華盛世，對後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隋朝：皇帝出行盛況
隋朝一統中原，結束了自西晉末年以來長達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隋朝打破了一貫的官吏世襲制，正式推行科舉取士，並自此延續了一千多年；
隋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優化了封建國家的中央政府集權；
隋朝期間開鑿京杭大運河帶來的紅利，到今天我們仍在受益；
隋朝降服了突厥、林邑、契丹、琉球、伊吾、吐谷渾，奠定了中國疆域的版圖，國土面積達到467萬平方公里；
隋朝的文化與典章制度開始外傳，對高昌、倭國、高句麗、新羅、百濟這些周邊國家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一個大一統王朝能夠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創造如此多的輝煌業績，開國皇帝楊堅功不可沒，美國學者邁克爾·H·哈特在1978年所著中《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把楊堅排在第82位。
自從楊堅的新帝國建立，就把和突厥的較量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因為楊堅以其政治家的遠見和軍事家的敏銳做出一個判斷，突厥，這個以狼為圖騰的北方民族，將會是中原地區和漢民族的最強大的威脅。
當時，隋朝還有幾個強大的敵人，在南方是兵力強大的陳國，西邊是蠢蠢欲動的吐谷渾，東北還有個北齊的餘黨高寶寧集團，新興的隋國正處於風暴的中心。
隋朝時突厥版圖
楊堅既然選擇了最終的對手，於是開始為這宿命的對決謀劃戰略。他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命大將賀若弼、韓擒虎集中優勢兵力，連敗陳軍，肅清了江北之地，做出渡江決戰的態勢，陳宣帝一時間連驚帶病，竟一命歸西，新繼位的陳後主只好獻表求和。
第二件事是以元諧為帥率騎兵數萬出擊吐谷渾，雙方在青海地區幾番激烈的鏖戰，隋軍大敗吐谷渾，使其一時間無法在西部製造麻煩。
解決了南陳和吐谷渾這兩個麻煩，準備對突厥動手的楊堅卻迎來了突厥的主動進攻。因為突厥已經等不及了。582年春天，突厥地方突然遭遇了一場罕見的天災，民眾生活艱難，加之失去了北周、北齊的歲貢，更是雪上加霜。
這裡得額外解釋一下歲貢的事。突厥是六世紀中葉崛起於漠北的部落聯盟國家，他們素以遊牧為生，精於騎射，經常倚仗彪悍的騎兵南下到邊境搶掠，這時中原正逢北周和北齊並立，相互攻伐不斷，無暇應對突厥騷擾，又都想爭取突厥支持，於是都用歲貢、和親的方式對其進行安撫。脫胎於北周的隋朝在楊堅即位後早已不在向突厥交納歲貢了。
突厥騎兵
突厥可汗沙缽略的王后字文氏系北周公主，與楊堅更有滅國之恨，也日夜給他大吹枕邊之風，沙缽略終於下定決心，想一舉拿下中原。
隋朝於突厥的第一次正式戰役就發生在隋朝的北方長城一帶，戰線從今天的河北、山西、陝西、一直綿延到甘肅與內蒙古等地。面對突厥來勢洶洶的40萬大軍，隋朝顯得有些猝不及防，防線險象環生，多處被敵軍攻破，平州大將馮昱遭數萬突厥騎兵圍攻，力戰數日，最終壯烈殉國。弘化的達奚長儒帶領隋軍借拼死搏殺，殺敵萬餘，重創來軍。隋軍的頑強善戰出乎了突厥人的意料，同樣傷亡慘重的他們推出了塞外。
第二次大戰則是時隔一年後的583年，這次楊堅主動大舉討伐突厥。隋軍兵分兩路，一路由衛王楊爽和總管李充率領的數萬重裝騎兵，在今呼和浩特西北的大草原上與突厥騎兵展開了一場天昏地暗的廝殺，李充以五千騎兵設伏，突然殺到的隋軍令突厥兵潰不成軍，一敗塗地。
另一路隋軍由河間王楊弘和將軍竇榮定率領步騎三萬，在涼州外的戈壁灘上，遭遇了突厥阿波可汗的軍隊，隋軍經過英勇的拼殺，同樣取得了大戰的勝利。
隋朝大軍
這次戰爭徹底改變了一向是突厥進擾中原的形勢與格局，隋朝開始佔據了主動和優勢。也是在此戰後，突厥內部的不和愈演愈烈，楊堅趁此機會，在東西突厥之間施以離間之計，進一步削弱了突厥的力量。
第三戰發生於公元600年4月，突厥的達頭可汗再度率軍進犯隋朝邊界。隋文帝派晉王楊廣與楊素出靈武道，漢王楊諒與史萬歲出馬邑道，分兩路迎戰突厥。這一戰，隋軍追殺突厥百餘里，斬首數千級，俘敵無數，達頭可汗再度戰敗。
這一次突厥戰敗後再也無力對隋朝發動戰爭，達頭可汗所統合的突厥汗國完全崩潰，他本人則眾叛親離，不得不出逃去了吐谷渾。後來，隋煬帝執政時，東西突厥分別歸順了隋朝。
三次與突厥的戰役，隋軍由防禦逐漸轉為進攻，終於降服了桀驁不馴的突厥人。楊堅解決了這個最難對付的敵人，得以安心地完成他一統天下的霸業。公元589年二月，隋軍攻入建康，陳後主陳叔寶被俘，隋朝完成了全國統一。
隋文帝楊堅
最後，請允許我引用一段《劍橋中國隋唐史》的原文，我覺得它會讓你認識到一位更真實形象的隋文帝楊堅——
"楊堅仍是一位堅強和有成就的統治者。他酷愛工作，並把大量文牘從議政殿帶回住處審批。他似乎經常干預各級政府的事務：插手（有時粗暴地）司法機構的工作；重新審理所有重罪判決，以之作為自己的職責；接見朝集使，並告誡他們要勤奮工作和成為有德之人；考察補缺者和官員的表現；讚譽有成績的官員，譴責疲沓和貪汙；主持早朝，與大臣們討論國內外政策；巡視全國。從他的工作作風和從他對法律、對儒生和官員的總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受了法家傳統和當時常見的個人對佛教的信仰兩者兼而有之的強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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