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審美邊享樂:日本元祿時代的商人藝術有多熱鬧?


邊審美邊享樂:日本元祿時代的商人藝術有多熱鬧?| 有料的文史

文 | 有料的文史

元祿文化,是日本文化史上富有特色的一篇章。元祿指日本年號,時間段在1688年到1703年,同一時期的中國,正處在清康熙年間。在元祿時代,日本進入了一個繁榮時期,商品經濟發展,商人的社會地位攀升,庶民階層的文化水平提高。因此,這也帶來了文化藝術領域的一次空前繁榮——日本商人藝術,迎來了自己發展的全盛時期。

有人說,元祿文化堪稱日本的“文藝復興”,料爺覺得這個對比很貼切。有錢的商人階層掌握了時代文藝的話語權,希望衝破傳統的封建禮教束縛、獲得更多滿足自己審美需求的文娛。所以“一邊審美,一邊享樂”就是這個時期文化藝術的主旋律。這一期,料爺來和您聊聊元祿時代的商人藝術。

五大經典文藝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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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諧書畫帖

要說這個時代最受歡迎的文藝樣式,當屬“俳諧”。它最早是中國古代文學形式,出自《北史·文苑傳·侯白》:“通侻不持威儀,好為俳諧雜說。”後來俳諧文傳到了日本,產生了“俳諧連歌“。這種文藝最大特點在於它的詼諧和趣味性。想想當時的商人階層,剛剛替代了貴族、武士在文化上的地位,形成了庶民勝利的町人文化,自然希望能有點接地氣的藝術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日本的俳諧在內容上多著眼於人性自然和男女之情,整個形式又是短小的詩歌,可以說創作的門檻很低,富有大眾文化屬性。因此,俳諧的產生可謂非常順應時代心境。

松尾芭蕉就是俳諧的代表人物。他的身份從最初的武士階層變為市井的隱士,創作了一系列經典的俳諧作品。如果說過去的俳諧題材還是更多的描寫自然,那芭蕉可謂是將俳諧當成了“打油詩”和“小品”來寫,比如《春雨》:“綿綿春雨懶洋洋,故友不來不起床。”日常生活中的隨性點滴與心境都被他寫進了俳諧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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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祿時代歌舞伎劇場

商人藝術的第二個經典樣式,要算“歌舞伎”了。歌舞伎在德川家康時代誕生,從單純的歌舞表演逐漸變成了有戲劇性的舞臺藝術。到了元祿時代,歌舞伎出現了包括坂田藤十郎在內的一些“名角”;整個劇場的規格也更進一步,發展出了旋轉舞臺、花道、升降舞臺等等,方便演員們不斷換景,觀眾也看得爽快;這個時期的歌舞伎演出還創造了

兩種獨特的藝風:“荒事”與“和事”,前者是用誇張的表演表現宮廷貴族趣事,後者是用更自然的生活化語言刻畫百姓的生活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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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偶淨琉璃劇

“人偶淨琉璃劇”,也是元祿時代商人藝術中不得不提的藝術樣式。它是人偶劇的一種,來自於民間傀儡師演員的操作。最初,人偶是祭祀文化中的一部分,後來不斷的民俗化和去儀式性,成為了

民眾喜愛的娛樂表演項目。這種人偶淨琉璃劇是人偶劇和日本說唱曲藝淨琉璃兩種傳統藝術的結合,一邊人偶表演一邊聽說唱曲目。每逢節事,便熱熱鬧鬧的上演。在元祿時代,竹本義太夫創造了“義太夫調”,所表演戲目超過百首,將人偶淨琉璃劇推向了高雅藝術的殿堂;另一位近松門左衛門,創作了《殉情天罡島》這樣的寫實劇目,不僅在人偶表現上大膽誇張,展現的人物微妙心境也著實吸引人,把生活在封建社會中人們的喜怒哀樂與擺脫的願望表現的淋漓盡致,符合當時觀眾對人偶淨琉璃劇的一貫欣賞口味,也造就了日本商人藝術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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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川師宣《衝立之漫》

接下來,要說說“浮世”系列文藝作品。《浮世草子》,是繼《源氏物語》和《平家物語》之後日本古典小說的又一經典,作者井原西鶴精準把握住了這一時期盯人生活的現實特點與內心活動,在故事中表現了一系列以商人為代表的庶民階層創業奮鬥、自強不息、財富積累的過程。可以說“浮世草子”文學,稱得上是日本封建社會體制衰敗瓦解和町人以資本強勢登場歷史舞臺的一面鏡子,那種瘋癲的反抗性和大膽的僭越性,正是日本近代文化的精神內核;而另一藝術形式“浮世繪”,也是表現日本民間世俗生活的優秀代表,菱川師宣在1681年創立了這一畫風,畫中不僅有自然景色、城市風光,更是對準了市民的享樂生活。花街柳巷到美人歌舞的題材,配合著木版印刷的大眾普及,浮世繪被稱作是大眾藝術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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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野村仁清,色繪若松圖茶壺

最後,在談談元祿時期商人文化中的“工藝品”。隨著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升,文化藝術不再是上層的專享,而可以惠及民眾。這一時期形形色色的工藝品,滿足了城市富裕階層的審美需要。它們做工精良、品位優雅,野野村仁清、尾形乾山等人的陶器堪稱精品。商人們用這些精美的工藝茶壺讓自己的喝茶更雅緻,茶道中的美盡顯。

商人藝術的美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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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祿時代日本商人

源自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是資產階級的一場破除宗教束縛、追求人性解放的運動,其中的威尼斯畫派凸顯了濃厚的享樂色彩。而日本在元祿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人階層地位的提升,也直接影響了他們在文化藝術上的表現——

一方面,商人文化帶著積極健康的調調,他們在這些藝術中表達著對從前統治階級的反抗,流露出一種對於人性平等和自由的熱烈嚮往,那些表達真實生活情感的戲劇、歌舞、文學與繪畫就是理想“美”的化身;另一方面,這種對約束的掙脫,也難免會形成過分的享樂主義傾向。比如在浮世繪和浮世草子這種“浮世”系列藝術中,風俗文化的表達過於直白後,就變成了“好色”。不少作品會直接描繪一些大膽和誇張的直白場面,這種傳統也一直在浮世繪中沿襲下來,也就變成了“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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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祿時代女性和服

商人藝術這種風格的形成,說到底也與整個階層的歷史侷限性有關。在社會中,商人們即使地位有所上升,但依然要依附封建體制而非真正的取而代之,所以他們的文化中有壓抑扭曲的成分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也非常殘酷,地位低下的女性成為了男性慾望的投射對象,經常要穿著“人偶”般風格的衣服來討好男性。而且,商人對利益的看重超過了信仰和人文思索,在生活方式和享樂中,卻依然保留著“消費主義作祟”的心理,花街柳巷一擲千金的奢靡之風不減,這也決定了元祿時期商人文化的最終審美走向。

不得不說,元祿文化的興盛,成也商人,敗也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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