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恭達，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國家一級美術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兼職教授，東南大學中國書法研究院院長。
最近，言恭達教授在《群眾·大眾學堂》刊文縱談中華文化，提出要堅持用中國人獨特的思想、情感、審美，去創作無愧於時代的作品。
社會處於轉型期，更需厚植信仰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發展，人們生活形態發生巨大變化，社會處於轉型期，我們更需要厚植信仰。
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一旦信仰缺失，帶來的是人性的危機。中國人需要找回我們祖先身上曾有的君子之風：自信、誠實、堅毅、敬業、博學、友愛、禮讓、擔當……這種民族人文精神的迴歸，正是中國文化自信、自強與自覺的表現。人需要信仰，才能堅持操守，心存敬畏，行有所止。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需要信仰，才能成為受尊敬的大國。面對歷史豐厚的饋贈，面對當前優越的物態競爭，反思新時代藝術界部分人士的浮躁，我們要繼續保持對歷史的自省與謙卑，承擔起對未來的使命和擔當。
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人在追隨時興與淺薄，注重形式與浮名。但這個世界什麼都可以輕慢，唯有“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缺一不可”，應該和我們不離不棄。《世界是平的》一書把全球化劃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三個階段是一個理想美飾的世界：大家一起站在平地上，每個人都是中心，都成為了主角，個性化炫如星光燦爛。
我想，在“以自我為中心”而追求自由光環隨意宣洩的互聯網時代，需要那些堅守文化信仰、時代審美理想與職業操守的真正“求道者”，讓“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落到實處，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
“仁”的思想，是人類共同的財富
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認為，人類的希望在東方，而中華文明將為未來世界轉型與21世紀人類社會提供無盡的文化寶庫與思想資源。他認為：儒家價值觀使得中華文明符合新時代人類社會整合的需求；而中國道家為人類文明提供了節制性合理性發展觀的哲學基礎。因此，對未來人類社會開出藥方不是武力與軍事，不是民主與選舉，不是西方的霸權，而是文化引領世界。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目前，新技術不僅催生新的經濟範式，還將整個地球轉變為一個人類依存度更高的大家庭，推動人類意識的轉變，將人類的同理心意識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在當前這個重要時期，孔子關於“仁”（或者說“同理心”）的思想尤為重要。世界需要用同理心意識重新認識人類社會和整個自然界。“同理心”——“仁”，這隻“看不見的手”幫助世界凝聚與和諧，組成更大的經濟單元。
孔子倡導的“仁”的思想，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孔子相信，人類個體的自我發展取決於能否促進他人的發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人類天生具有施予同理心的本能，一個人只有承擔起個人責任，照顧他人利益，才能促進自我發展。2500多年前，孔子就呼籲人們以仁愛之心營造人際和諧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經提出“軸心時代”，認為在公元前500年前後，出現了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中國的老子、孔子，印度的釋迦牟尼，以色列的猶太先知，建構了不同的學說。在某種意義上說，當今世界多種文化的發展正是對“軸心時代”的又一次新的飛躍。未來將有一個新的“軸心時代”出現，世界將會出現一個全球意識觀照下的文化多元發展的新局面。
新“軸心時代”與公元前五世紀左右的“軸心時代”已有很大的不同。有學者認為，新“軸心時代”經濟全球化、科技一體化、文化多元化。各種文化將由吸收他種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決定其對人類文化貢獻的份額。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在全球意識觀照下，其現代價值更凸現出來而贏得新的發展與進步。 跨文化和跨學科的文化研究將會成為21世紀文化發展的動力。不同文化傳統和不同學科之間正在互相交融。
可以預見，在21世紀哪種傳統文化最能自覺地推動不同文化傳統和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與整合，哪種文化就會對世界文化的發展具有更大影響力。21世紀新的“軸心時代”將是一個多元對話的時代，是一個學科之間互相交融的時代。新的“軸心時代”文化，真正有成就的思想家將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深邃的哲學思想與文化價值將在新“軸心時代”對人類社會起到一定的引領與推動作用。
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
我們今天正處在一個人類文化、科學、經濟、政治與社會全民新覺醒時代。這是挑戰人類文明、考驗人類智慧和人類心靈創新文明的新機會。文化自覺是一種提升，一種超越，一種方向，也是一種精神，既有客觀認知的意義，更有主體發展的意義。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憂樂之間，我們要問天下何事？世界何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學思想是一種建立在修德敬業基礎上的人本主義，它可以讓人們提高作為“人”的內質品德而貢獻於社會；道家思想是一種建立在減損慾望基礎上的自然主義，它可以讓人們順應自然，迴歸人的內質本性方面貢獻於社會。儒家的“仁義”與道家的“無為”哲學以及它們“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同樣可以貢獻於人類社會。所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調整“人與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自我心靈的關係”上都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
時代在變化，社會在發展。我們認知變化，是看到變化所引致的創造性力量，看到變化中的創化精神。在創化中我們看到一個積極的剛健精神，即“乾”的精神；也看到一個厚德載物的精神，即“坤”的精神。中國文化特別注重天、地、人之間的密切關係，表現為“天能生人，人能弘道”的信念。人能弘道，就是能掌握宇宙的整體規律。
當代中國的文化創造也就是在實現自我中實現人與社會共同的生命與文化價值，因此，當代文化的新覺醒是“以道為本，以德為基”——技進乎道。時代文化創造與未來發展的覺醒，是文化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德責任認知與履職的覺醒，是“周知萬物，道形天下”的時代人文創造精神建設與完善的覺醒。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人類創造的不同形質的物態，經過歷史的凝聚而延傳著。中華傳統中曾經強調過“和合學”，這是中國先賢面對文化衝突提出的化解辦法的一種智慧，其中包括人格理想與社會理想。
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突出人格理想，是由於面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衝突造成的種種矛盾和人格分裂。“大道廢，講仁義”（孔子），儒家講求“內聖與外王”。“內聖”——道德修養；“外王”——道統為王。“聖王合一”是內聖外王合一，即天人合一，此為儒家的人格理想。中國文化儒、道、釋合一，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教治心。“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儒家），“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道家）。司馬承禎提出修身七個治要——信敬、斷緣、收心、簡事、真觀、泰定、得道。此乃最高的終極關懷。
當今社會存在多種矛盾，即：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心靈的矛盾。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只有傳承好、發展好中華優秀文化，才能“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堅持用中國人獨特的思想、情感、審美，去創作無愧於時代的作品，才能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
（摘編自《群眾·大眾學堂》2018年第3期，原標題為《深入推進新時代的文化自信自覺》，作者：言恭達，原文編輯：陳偉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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