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和乾隆帝

在民间故事中，刘墉总是被描述成一个遇事化险为夷，乾隆帝对其又爱又恨，偏偏拿他没办法的形象。然而事实上，刘墉的仕途并不是十分顺畅，他屡次因事受罚，受到乾隆帝的呵斥。

乾隆二十一年（1756），刘墉担任安徽学政。他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他并赐诗，希望他学习其父的刚正之风，不辱门楣，有所建树。乾隆二十七年（1762），刘墉任山西太原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刘墉任冀宁道台。次年，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贪污公款案发，刘墉虽然已经离任，但仍脱不了干系，以失察罪被发配到边疆军队效力赎罪长达一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刘墉回京后担任翰林院编修，在一个叫做“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了两年。乾隆三十三年（1768），刘统勋70寿辰，乾隆帝御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乾隆五十二年（1787），刘墉因泄露了他和乾隆帝关于两位大臣评价的对话，受到申斥，并失去了本应获得的大学士一职。同年八月，乾隆帝让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刘墉因没有按照礼仪行事被太常寺卿参劾。乾隆五十三年（1788），刘墉兼理国子监时，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考生向监考官行贿之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刘墉受到牵连，也被处分。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底至三月初，因连天阴雨，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没有入值。乾隆帝得知后大为恼火，严厉训斥了时任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措辞严厉，说他遇事不尽职，于国为不忠，于父为不孝。刘墉被降职为侍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刘墉出任会试主考官，办事失当，以至造成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因此被乾隆帝严行申饬。

嘉庆元年（1796），户部尚书董诰超过资历深厚的刘墉被破格增补为大学士。以嘉庆帝名义颁布的上谕中批评刘墉不肯用心办事，命令他自省悔过。嘉庆二年（1797），刘墉授体仁阁大学士，然而上谕仍然指责他办事不肯出力，行为懒散，而且说是因为实在无人，才将他擢升此任。虽然这两条上谕是以嘉庆帝的名义发出的，但因为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帝掌控，所以代表的仍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确有令乾隆帝不满意的地方，一日，乾隆帝向他询问官员戴世仪是否可胜任知府一职，刘墉回答尚可，实际上戴世仪是个庸才。乾隆帝很恼火，认为他敷衍塞责，平日对人才选拔全无用心。刘墉为何在地方官任上雷厉风行，果敢勤勉，回到京城后反而遇事模棱两可、懒散松懈？

从刘墉后来的表现看，他绝不是个因处境优越而懒惰之徒，其实，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只不过是他的为官之道。刘墉深知，皇帝是整个官场的主宰者，顺他者生，逆他者亡。乾隆帝又是个极为自负的人，曾有一个所谓“本朝无名臣”的理论，认为朝廷纲纪整肃，所以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只有圣主，所有大臣都是遵从圣主旨意办事的。晚年的乾隆帝更是得意自满，在他的身边，只需要忠心办事、顺从皇帝的奴才。

伴君如伴虎，一旦触犯了皇上，那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这是刘墉用亲身经验体会来的。早年他担任翰林院侍讲期间，其父刘统勋因办理军务失宜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一家老少入狱，等候秋后处斩。不久，乾隆帝觉得处理有不妥当之处，便释放了刘统勋、刘墉父子，并恢复了他们的官位。这次无妄之灾给刘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事事揣摩乾隆帝的旨意行事。曾经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日，乾隆帝与刘墉闲谈，说：“朕今年45岁，属马的。”刘墉回答道：“臣也45岁，属驴的。”乾隆帝觉得惊奇：“既然同岁，为何朕属马，你属驴？”刘墉说道：“万岁属马，臣怎敢同属？只好属驴了。”

十二生肖中无“驴”之说，刘墉无中生有，乾隆帝非但不怪罪，反而觉得合情合理，大大嘉赏了他。这个故事多半是后人虚构出来的，然而从中可以看出，刘墉能够在官场站住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意，拍皇帝的马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