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之路
對於日本政府，學習西方先進的學學技術和發展產業是不能停止的。為了解決由西方近代自由、權利主張而帶來的日本傳統社會的崩壞及造成的君民、官民的對立和社會思想的混亂，他們選擇了鼓吹國家主義的道路。
他們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基礎，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所以其邏輯結果必然是崇尚於專制和擴張。之後，大肆宣傳與民權思想對抗的國權主義。
民權思想崇尚個人的獨立、自由與平等權利，否定君主與國家的絕對權力，主張上下分權。與之針鋒相對，日本極力宣傳的是將國家置於至高無上的倫理地位，奉為全部政治信仰的核心的國權主義。
國權主義否定民權，抑制和鎮壓自由民權運動，將個人置於絕對服從於國家、奉獻於國家的倫理地位，片面主張個人對國家的義務與犧牲精神，排斥個體的利益與權利訴求，追求極端整體主義，無視個人的主體性與獨立性。宣稱國家才是第一性的，為國奉獻是每個國民的義務，高揭起“愛國”的大旗。
同時，日本政府鼓吹日本的“獨特性”，抬出儒家思想作為靈丹妙藥，將天皇制國家奉為日本不可能改變的政治模式。他們將這種“較萬國卓越”且“萬古不易”的天皇制“國體”，吹捧為日本所獨有、獨享且引以為至尊至榮的國家體制。號召以“忠君”作為愛國的基礎，用傳統思想來維持社會秩序，並與之前的國權主義相結合，試圖使民眾絕對服從國家以及唯一能代表國家的具體形象--天皇。從而消解維新改革帶來的民眾的自由民主的要求。
日後要求無條件“義勇奉公”為天皇獻命獻子孫的軍國主義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日本人被“忠君愛國”的極端國家主義思想在小學已經洗了腦是根本原因之一。
於是，日本的近代化教育表面上是為了推行文明開化，以西方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科學素質，為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提供人才保障。進一層目的是利用以學校為主體的國民教育體系統一和控制國民的思想，灌輸一元化的政治文化。而更深層的目的是培養和訓練國民忠君愛國的國家主義意識，並將這種意識導向絕對化、極端化。
對內，日本政府用尊皇忠君加國家主義向國民灌輸一元化的政治文化。維護其統治根基。在對外時，國家主義的大旗依舊好使。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薰陶下，當時日本國民已經普遍開始相信政府宣揚的在國際上憑實力說話，有實力就可以恃強凌弱，為所欲為的觀念。當時的著名思想家德富蘇峰就宣揚“無力之公理不能戰勝有力之強權。欲實現公理，須有使之實現之實力。”“強權即公理”的帝國主義價值觀深入人心。
唯我為上、唯我獨尊的極端自利主義原則成為日本民眾心目中應該採取的對外原則。而動輒使用武力解決外交糾紛，對外要亮肌肉，用拳頭說話也成為日本人心中的對外原則。目的皆為培植日本的實力，提高日本的地位，謀求加入世界強權秩序，並最終達到與世界萬國對峙的日本中心主義目標。“布國威於四方”成為日本從上到下追求的對外目標。
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傳統倫理道德和國家主義統一了國民對內與對外的認識，其結果自然大大激發了日本國民虛幻的優越感。一時間，對日本本國的自戀與自負，自崇與自聖成為潮流，“日本主義”大為流行。 日本主義的內涵是自認日本不是普通國家，宣揚本國正統、本國優越和本國中心主義、本國至上主義。大談“國粹”優越。久已被虛置的天皇制國體及近代日趨尷尬“國學”，一時成為日本“國粹”的核心。尊崇天皇，獨尊“國學”。令困窘中的日本人聊以自慰、引以為榮，形成了自負的優越感。
1897年（明治30年）成立的“大日本協會”在其機關報《日本主義》上宣稱，日本主義的核心是“國家至上主義”，是“以國家為至上的人格化存在、以國家的興旺發達為最高理想的主義。”
而被這種情結所滲透的國家主義，自然要流露出保守的文化自負意識，在心理上支持著日本國家主義日後走向法西斯軍國主義的極端傾向。
為激勵日本人的愛國精神和發掘國民的優越性，日本各方輿論開始將西方文明批判得一塌糊塗，甚至反對現代化。咒罵“文明開化”是“以美為母，以法為父，妄自移風易俗，驕奢淫蕩。”還指責用外國的文物制度代替日本文物制度“有如去松葉而添竹葉，硬插異花異實”。旨在抨擊、批判歐化主義，保存國粹的運動愈演愈烈，號召一定要保存、尊重日本的國粹。為此國民都應該具有民族自尊心、消除自卑感，以強硬的外交手段對付西方列強。最終日本發展成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立場，演變成狹隘的愛國主義。
剛剛靠著明治維新模仿照抄西方先進文明的餘緒30年，並且還在學校裡學習著西方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的日本，此時卻開始鼓吹傳統日本多麼優越、西方文明多麼低級，似乎已經忘記了黑船來襲被迫開國時傳統日本有多麼貧弱無能僅僅是不到半個世紀前的事情。
日本主義、國粹主義在日本政府刻意宣揚忠君愛國的日本傳統道德庇護下獲得了極大的生存空間，走上國家主義的不歸路，終於在軍國主義和法西斯的興起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對於這一切，中國學者有著精闢的總結，戰前日本的“國家主義道德教育模式，不僅造成日本國民人格發展的缺陷，也形成了日本人所特有的立足於家族觀念基礎之上並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狹隘的愛國主義意識。”而這，正是培育出法西斯軍國主義惡之花的思想土壤。
一戰期間，日本將揮拳頭亮肌肉的強權外交發揮到了極致。因此，志得意滿的日本外交官甚至開始吹噓“亞洲門羅主義”，在聲稱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同時，將日本放在了整個亞洲的領導者和指導者的位置上，試圖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勢力排除出亞洲，從而獨佔亞洲為日本的勢力範圍。
產業和經濟上，一戰成為了日本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天賜良機，給日本經濟帶來了“戰爭景氣”。出口額增長了2。8倍，整個外貿形勢由入超變為了出超。由此，日本一下子由債務國變成了債權國。大戰期間的工業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年的夏天開始，貿易、海運、造船以及包括礦業在內的基礎工業和有關工業都得到飛速擴張。整個製造業增長30倍以上，化學工業增長69倍以上。農業人口逐漸向工業人口轉變，從1910年到1920年，第一產業人口比重由64.3%減至52.8%。一時間，日本優越論調甚囂塵上。
20年代美國迎來產業革命，形成了長期經濟景氣，即美國曆史上著名的“柯立芝繁榮”。而日本經濟在一戰後重化學工業呈現出對外競爭力軟弱的現象，但依靠搭上柯立芝繁榮的便車，日本反而鞏固了它在國際貿易中亞太樞紐的地位。日本從中國和印度買入原料，通過藉助引進歐美技術和依靠日本低廉的工資水平迅速發展起來的加工工業（尤其是棉紡業），將生產的大宗消費品出口至歐洲特別是美國市場，這一產業鏈條的成功固定使美國精英們相信，經濟發展和在產業鏈中的地位已經成功馴服了充滿擴張衝動的日本。在美國精英看來，他們成功地使日本放棄了日本之前一直使用的武力和強權外交，使日本接受了國際潮流的協商、協調，通過談判解決外交糾紛的模式，成功將日本納入華盛頓體系。美國應該和日本建立起新型的合作共贏的關係，在共同應付蘇聯這個北方敵人同時，向日本讓渡部分東亞的國際責任，以維持東亞格局的穩定和平衡。
但事實證明，他們的理解過於自我催眠了。
日本在產業鏈中的位置，促進它產生了一個畸形的產業結構。在日本近代以來只認實力的思路指導下，日本國內投資過度膨脹，形成泡沫，而隨著產業發展，日本引為競爭優勢的廉價生產力，也由於工人工資水平提高也逐漸失去對外競爭力。低成本優勢的消失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干涉，不斷想方設法壓低工人工資待遇，加上不斷出臺維持經濟泡沫以防其破滅的措施，日本社會的貧富差距不斷增大，生活負擔加重，國內消費不振，龐大的產能無法內部消化。
而隨著戰時景氣和戰後搭上美國便車，城市人口的大幅增加，在城市出現了大批的白領（中產階級），這批新生的市民階層開始出現了政治要求，整個日本社會也進入了社會抗爭的高發期，工人罷工、農民租佃鬥爭次數節節高升。明治開國已經五十年了，教育普及、傳媒發達，相當多的人對官僚控制政權、財閥壟斷經濟非常不滿，人心思變。
而大正時代，日本專制政府對國內政治與社會秩序的控制已經開始達到凡有可能危及天皇國家主義體制的社會動盪，皆會被專制政府的強力所抑制乃至鎮壓的程度。
天皇專制政府意識到，大規模的自發的民權民生運動對極端國家主義的統治秩序具有巨大的衝擊力，稍有不慎，即可發生威脅國本的“大亂”。
因此，日本政府的社會控制更加趨向於預警化和常態化，各階層的政治動向皆在政府的監控之下，在進行局部的政治改良和有限地增進福利的同時，不失時機地以極端國家主義的對外政策來吸收和轉移民眾對國內政治的注意力，以極端民族主義的國家對外目標來壓制和瓦解國內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與和平主義。
在這一政策指導下，一些在國際上樹立敵人，引導仇恨的言論在國民間尤其是受了全套“忠君愛國”的國家主義教育的青少年間廣泛傳播。他們相信日本正迅速壯大崛起，而“米英鬼畜”深深恐懼日本的強大和崛起，不惜一切代價圍堵遏制日本。海軍協定是美英阻止日本軍隊強大的陰謀，《九國公約》是偏袒中國遏制日本的陷阱，美英在亞洲拉攏中國（他們稱“支那”）等周邊國家對日本形成戰略包圍圈。而國內凡是贊同融入國際體系，主張按照國際規則進行協調外交、裁軍的政治家都是投靠美英的賣國賊；凡是主張西方的民權、民主自由的日本人也被視為賣國賊。
在他們看來，日本國內的種種亂象，就是因為貪腐的政治家，貪婪的資本家和陰謀遏制日本的美英敵國勾結破壞的結果。
隨著國內的人心思變和對外梳理敵人引導國民注意力。法西斯主義思想在日本甚囂塵上，最初幾個鼓吹法西斯主義的學者也登上歷史舞臺。
在對外關係上，大川周明認為，世界史就是東西方對抗戰爭的歷史。大川極力宣揚世界史上東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對立，意在更加強調世界史是由東西方對立、抗爭構成的；宣揚戰爭在形成世界史上的作用和東西方戰爭歷史的必然性，就是為對美英開戰打好輿論基礎。
在民間的法西斯分子層出不窮的同時，日本軍隊內也大量出現軍國主義者。
石原認為，西洋文明的中心已轉到美國，美國是白人文明的代表。而東方文明的代表正是日本，日本人是“黃人代表”。石原聲稱，日本和美國將分別代表東西方文明，率其各自所能動員的人力物力而作一番大決戰。
日本民間軍內種種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囈語，卻收到日本政界勢力的熱捧。北一輝得到多位財閥、政治家的資助和吹捧。天皇周邊的權貴們則劉勇大川周明、荒木貞夫等，意圖擴大自己的權勢。由此法西斯軍國主義思潮在他們的推波助瀾中在日本全國蔓延氾濫。
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昭和天皇登基。形式再變，原本只是民間流傳的種種法西斯軍國主義思想堂而皇之的登上了大眾傳媒，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
嚴重的經濟危機使日本的社會危機總爆發。法西斯軍國主義開始推行“國家改造”，對外渲染與國際社會的敵對和鼓動對外擴張。
“忠君愛國”憤青大殺“賣國賊”的開始
1929年，日本的經濟泡沫終於累計到引爆的臨界點。沉重的外債使外匯儲備枯竭。虛假繁榮的國內過度投資也終於到了無法維繫的地步。當政的濱口雄幸政府在無法可施的境況下宣佈實行“金解禁”政策，就是重新回到金本位。但是，金解禁政策遇上了1929年由美國首發，席捲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大蕭條。
1929年的大蕭條，對日本來說，是一個關鍵事件。日本由於貧富懸殊內需不足，平時非常依賴國際市場。在農村，農民種糧食不掙錢，靠的是養蠶（出口生絲到美國）等副業和農村婦女到城市打工（從事又多是嚴重依賴外貿的紡織業）才能度日。大蕭條一來，國際市場關閉，農產品價格暴跌，近300萬失業農民工也從城市湧回農村。如果以1926年的農戶收入為基，那麼1931年時農民各階層的收入至少減少一半以上。1930年近八成佃農已無法維持基本的生計。北海道、東北地區的農家已經到了賣兒賣女的地步。而當時的政黨內閣，在救濟農村方面卻幾乎毫無作為。
城市經濟也被摧殘殆盡，由於對日本經濟的極度悲觀，資本外逃失控，1930-1931年黃金流出日本的流出額高達8億日元以上。同期日本城市人口失業率已高達15-20%，原有經濟與政治體制瀕臨崩潰。
緊接著，當蕭條稍有好轉之後，由於日元匯率大幅下跌，日本商品的對外出口價格也隨之降低。日本的出口額迅速恢復，日本商品打入海外市場，給歐美各國巨大沖擊，“經濟黃禍論”喧囂一時。各國在批評日本搞廉價傾銷的同時，紛紛針對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棉布提高關稅。日本與歐美尤其是英國的貿易戰越演越烈。農村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嚴重的經濟危機使日本的社會危機總爆發。法西斯軍國主義開始推行“國家改造”，對外渲染與國際社會的敵對和鼓動對外擴張。
在有意的渲染與鼓動之下，“忠君愛國”憤青們號召的誅殺賣國賊非國民，鋤奸護國逐漸落實為行動。在“愛國”、“殺賣國賊”的大旗下，被刻上這一標記的政治家被暗殺的事件逐漸增多，最終，連日本政府的首腦--首相也不能倖免。
在日本社會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分子看來，遵循國際準則，與美英談判妥協，這已經是賣國賊了，簽署條約居然是阻止日本擴充軍力的，這更是賣國賊中的賣國賊。
當時的日本小學生視野中的“九一八事變”是怎樣的模樣：討厭而又不聽挑釁的中國人，無能無膽又阻撓刁難日本偏袒中國的國聯，事事正確正義又有強力的日本……
排外仇外的論調，迷信武力和實力的邏輯，自負自大的本國至上論調，被迫害被算計的受害心態，這就是法西斯軍國主義輿論在當時不停向日本民眾腦中灌輸。
以軍費、重工業投資和土木公共工程基礎設施投資為支柱的高橋積極財政政策，開始時的確發揮了恢復日本經濟景氣的作用，在工業方面，1933年日本就先於世界所有國家從蕭條中擺脫出來，景氣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高橋由此被稱為“日本凱恩斯”。到1930年代中期，日本的工業能力較一戰之初膨脹了6倍，但這些成績都建立在赤字財政之上，只是依靠高橋是清的個人聲望和魅力通過超常規的貨幣政策苦苦支撐。
但“忠君愛國”憤青看不到這個問題。日本率先走出大蕭條的經濟危機成為他們的又一管興奮劑。在他們看來，美英等國仍舊陷於經濟危機的泥沼，說明西方世界已經日薄西山，實力大損。而日本看起來的率先走出危機正說明日本快速壯大崛起，正取代西方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各種虛幻的優越感和自誇日本偉大的自戀讓他們以為取代西方領導世界的前景已經唾手可得。
乘著大蕭條經濟危機導致的美英產業不振，日本藉機抄底，大量引進原本得不到的西方先進技術，工業能力也在引進模仿之後有了相當進步。如三菱公司剽竊惠特尼的“黃蜂”航空發動機技術，造出了號稱自主研發的“金星”發動機，裝備日本海陸軍如下餃子般生產的新銳戰機，號稱“日本心”。
一系列來自剽竊抄襲的“軍事科技大發展”讓日本國內鼓吹對外擴張的“忠君愛國”憤青們如打了雞血，自以為在軍事科技上已經趕英超美，對美英開戰不在話下了。
真正的問題高橋是清自己清楚。高橋積極政策的來源不是源於稅收，而是幾乎全部依靠發行公債的赤字財政。這種依靠通貨膨脹來恢復景氣的政策，並沒有使稅收增加，而如果財政繼續這樣膨脹下去，將有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危險。
同時，公債的消化也越來越困難，因為成功地使公債在市場上得以消化的銀行遊資，隨著景氣的恢復而逐漸消失。軍需企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對資金的需求增加，銀行手裡的資金開始減少。遊資的減少引起利率的提高，從而使維持公債價格變的困難起來，並加大了公債消化的困難。
隨著經濟蕭條的加劇和日本國際環境的日益險惡，言論空間越收越緊，內閣、軍部均有專設部門專事言論管制。“盧溝橋事變”後，內閣情報部沿襲陸海軍省報道部的先例，每月召集名曰“雜誌、出版懇談會”的例會，參加者均為各大出版機構、新聞媒體的編輯責任者。會上，從對“問題內容”的刪改、“調整”通報，到希望以媒體、出版社的名義“自行編纂”的指導性內容要求，到對不符合規範的內容的“建設性批評”，對編輯事務全面干預沒商量。
直轄內務省的“特高課”（特別高等警察課）是惡名昭著的組織，跟蹤、自不在話下，對被認為言行“出位”的自由主義作家、學者、新聞記者，不惜動用綁架、酷刑，甚至肉體消滅的極端手段。而所有這一切迫害，都是以《治安維持法》為武器，以維護“國益”和“穩定”的崇高名義，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實現的。在這種意識形態部門、國家恐怖機關和軍部組織機構疊床架屋，彼此間利益協調、情報共享、相輔相成的立體化作戰的攻勢下，從“九一八”事變前後至戰時，日本鋪設了舉世罕見的新聞出版檢查體制，密如裹屍布。在日本全社會佈下了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宣傳牢籠。軍國主義分子的上位已經是指日可待了。
在這一連串赤裸裸的國家暴行的背後，始終貫穿著法西斯思想家的“革新”邏輯（如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的法西斯組織（猶存社、行地社、一夕會、櫻會等）及被國家主義思想洗腦的一代熱血“忠君愛國志士”的崛起，則構成了這種選擇的社會基礎和內在動因。
臨門一腳最終到來。1933年3月軍部壓制了一部分重臣和政府上層官僚的穩重論建議，以國聯不承認滿洲國為藉口，退出了國際聯盟。在軍部的主導下，又相繼廢止了華盛頓、倫敦兩個裁軍條約，大肆擴充軍備，使日本在國際社會越發孤立。對此軍國主義分子擺出與世界對抗的架勢，試圖以他們的意志重新安排世界。
他們認為“我國產業立國基礎薄弱……因此為打開這一困境必須向海外發展”。在他們計劃中，一廂情願而蠻橫地將東亞視為自己的原料來源地和商品輸出市場，試圖建立起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區域經濟循環，這就是“大東亞共榮圈”。一旦中國不接受這一安排，則斷然動用武力佔領。
但對英美的科技以及高端工業製成品和原油的依賴，註定了這種依靠武力的貿易保護經濟政策必然失敗，因為這種單邊保護必然引起英美對應的遏制。
而英美的反制措施，反倒成為“忠君愛國”憤青鼓譟軍國主義的助力，將一切問題推給“外國陰謀”、，成為印證法西斯軍國主義正確性與動員迫切性的證據。將事態推送到更加緊張與對立的狀態。
最終以1936年的“二•二六兵變”為標誌，法西斯軍國主義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培育土壤、播種發芽，迎風成長之後，終於入主日本中樞。由此，日本全國正式被改造成為軍國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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