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一己之力为中国现代诗开辟新道路的伟大诗人

在 中笔者说道，戴望舒以一己之力为中国新诗开创了新道路。那么他的诗歌为什么有如此高的成就呢？下面以1929年出版的戴望舒诗集《我底记忆》中的《雨巷》和《我底记忆》为例讨论戴望舒在中国新诗史的贡献。

一、《旧锦囊》辑的《雨巷》

1929年出版的《我底记忆》中《旧锦囊》辑，为戴望舒受国内的格律诗派运动、国外夏多布里昂的消极浪漫派影响下摸索创作收集而成。但这部分诗集的诗歌成就不大，仍处在探索阶段，但其诗风业已初见端倪。直到《雨巷》，诗人才完成了这一时期的艺术探索和转换，《雨巷》也成为名作，让得戴望舒一度被封为“雨巷诗人”。

从西方文学的角度来看，《雨巷》受到了魏尔仑诗歌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诗歌的音乐性。可以将魏尔仑的《木马》和《雨巷》作对比：《木马》中频繁出现的“ou”音和《雨巷》重复的“ang”音。在诗风方面，戴望舒主张“既不隐藏自己，也不表现自己”，因此在诗歌创作上借鉴了前期象征主义，追求繁复意象和音乐性，排斥理性，

魏尔仑

从中国传统文学的角度来看，戴望舒有深厚的古典素养，能从古典诗词中攫取意蕴悠长又清丽的意象去调和“隐藏自己”和“表现自己”，而且所选取的意象也契合诗人郁悒多思的气质，如“丁香”这一常被古人用来象征忧愁情思意象；从中国新诗史发展来说，《雨巷》的确是模仿格律诗，受到格律诗对音律美追求的影响，但却比格律诗派的诗歌显得轻快、和谐、流丽和含蓄蕴藉。诗人反复使用同韵，如悠长、彷徨、雨巷、姑娘等，这样就造成了回荡的旋律和流畅的节奏。诗人还运用顶针、复沓和重复语句的手法，加强了情绪的渲染，表现了诗人的彷徨和理想幻灭心境（也是当时文坛对当时黑暗政治的理想破灭的悲观情绪）。

国民党时期的黑暗政治

二、《雨巷》的不足之处

但是，戴望舒在创作完《雨巷》之后不久对这种文学创作进行否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理由便是这首诗的节奏感的确太强，太密集的韵脚反而冲淡了《雨巷》朦胧的意境，就像于寂寥无人的幽林中忽闻战鼓声；其次直白浅露的流露情感的形容词过多，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与“既不隐藏自己，也不表现自己”的创作理念相悖。

戴望舒作出一番反思后提出了新的诗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

三、《我底记忆》对《雨巷》的超越

如果说《雨巷》是戴望舒上乘新月派的格律诗，那么《我底记忆》便是对新月派的反动、下启现代派的、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现代主义诗歌。

《我底记忆》在创作风格有了巨大的转变。戴望舒不再像《雨巷》斤斤计较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平仄节奏，不再倚重诗的韵律，而在诗歌的情绪上。那么诗人又是如何控制诗歌的情绪节奏呢？古今中外，诗歌无非便是意象和声律的追求，倘若对节奏的追求弱化了，那么对意象的追求变增强了。因此，要控制诗歌的情绪节奏，就要倚仗意象。在《我底记忆》中，诗人就运用了并列式的意象，将反映一个主题的多种意象罗列出来。

诗歌的情感不再直白浅露，变得节制、冷峻、内敛，趋向“完整、持久的智力活动”的智性，与《雨巷》等残余浪漫主义的风格划清了界限。戴望舒结合艾略特“客观对应物”和中国古典诗歌托物言情的手法，将诗人的情绪对象化，用对应物取代了情感的表达，也不再用直接表现情绪的形容词修饰对象，如“燃着的烟卷”“破旧的粉盒”“喝了一半的酒瓶上”等。在取材上也沿用了选取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做法，使得《我底记忆》蕴藉暗合西方象征主义风格的中国晚唐诗词之风。诗情的对象化也提升了诗歌的哲理性，不再像《雨巷》一样浅易、浮泛，而是指向老庄的“物”“我”的关系，物我交融不分，更凸显诗人的彷徨心境。

四、结语

戴望舒的《雨巷》和《我底记忆》对中国早期的新诗整合各流派之长，做了突破式的改进。讲究韵律但又不像后期新月派拘泥于格律；追求意象但又不醉心于自我独语，反而是用习见的传统意象通俗而典雅地表现诗歌现代之美，有机融合了法国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使得新诗兼顾中西的审美情趣。可以说戴望舒以一己之力为中国新诗在无数的歧途中间找到了一条浩荡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