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是以汉民族为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不同地区诞生不同的特色文化，也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地方语言。为了沟通交流与方便管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
确立以政治中心（国家首都）所在地为文化基础的官方语言，正如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普通话，最早是由清朝政府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所制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将其定名为普通话，明确了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作为全国人民的通用语言，在国家民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普通话”也非一日生成，在过往历史中都有存在的身影。中国历史中每次政权更替，以及国家首都的改变，官方语言都会发生改变，并且融入相应的时代特性。作为不同时代官方语言，属于每个时代的“普通话”，都有特殊的诞生背景，从岁月的变迁中，渐渐形成今天的样子，本文即对我国古代“普通话”的地理更迭进行总结。
一、先秦前后时期：最早“普通话”的出现
早在西周时期，为了方便与各诸侯国之间进行交流，周王室就有对官方用语进行定义，称为“雅言”，雅言指的是在周王室都城为中心的区域语言，通用于世家贵族内部，属于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普通话”。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周游列国讲学时，面对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学生，也是采用雅言进行教学。《论语》中有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孔子身为鲁国人，在鲁国内教学时使用的是鲁国方言，在外出讲学和求见各国君王时，都是使用雅言；苏秦张仪在列国推行合纵连横之策，均是使用雅言。然而，雅言的使用局限在参与国家政务、军事外交上，使用区域仅为中原部分地区，随着周王室的权力逐渐缩小，雅言的权威性也逐渐减低。
直到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等一系列对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大作用的举措，“普通话”也变成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方言。然而，秦朝的统治时间不长，在推广“普通话”上没有明显效果。
二、两汉魏晋时期：“普通话”早期标准的形成
秦朝灭亡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标志着新统一大王朝的诞生，汉朝选择与咸阳同属关中地区的长安建都，其“普通话”也基本沿袭了周、秦时期的雅音。
汉朝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的改革，使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各项事业得到全面开花，古汉语也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期间出现多部影响后世的著作、西汉时有《尔雅》和扬雄的《方言》；东汉时有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等，以上著作通过首次采用地域说明、同义辨析等方式进行语言研究，标志着我国古代语言科学的建立。
汉朝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有助于语言的统一。因此汉朝的“普通话”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推广，随着中央政权开通丝绸之路，不断对西域进行开辟，还融入了我国西部和中亚地区的很多文化、艺术成果，丰富了汉代的语言系统，很多外来词汇和发音风格也融入到当时的“普通话”中。西汉灭完后的东汉，以及后来曹魏、西晋均是定居洛阳，继续使用关中方言作为
“普通话”，但是曹魏、西晋的政权不够稳固，在西晋末年，北方少许民族南下后，“普通话”的传播中心首次区域性发生改变。
三、南北朝时期：“普通话”的迁移与传播
西晋覆灭后，代表汉族政权的东晋王朝迁移到了南方，北方则建立若干少数民族政权，中国历史到了南北朝时期，世家贵族、名士大家从都城洛阳先后迁徙到江南地区生活，都城也迁到了金陵（今南京地区）。
在该过程中，北方的洛阳官话与南方的方言融合，形成了一种南北融合的语言——建康雅音，又称吴音。东晋南渡是汉族政权第一次整体南渡，对于中国的南北融合起到了极大作用，同时，可以发现“普通话”属于政权作为宣导制定的通用语，始终都是以政权中心所实行的语言作为“正统”通用语。由于古代底层人民文盲率极高，基本无法掌握话语权，因此在北方世族南渡后，也没有出现南方语言变成主导，北方世族带来的官话成为附属的情况，同样的情况，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中，也有出现。
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更替以及民族融合，以北魏孝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实习汉化政策，原先属于入侵者的异族，开始学习汉文化，在北方的通用语言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原本使用洛阳官话发生改变，变成新的北方雅言，为下一次的中国通用语言融合奠定了基础。
四、隋唐时期：“普通话”高速发展期
南北朝结束后，承接北周政权的杨坚统一中国，建立了隋王朝。隋朝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官话作为基础正音，融合形成长安官话。此时，中国“普通话”推广中心再次回到长安，隋朝的长安官话在经过少数民族语言、南方方言等多维度融入，长达几百年的演变，已经和汉朝的长安官话大不相同。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中国的“普通话”再次变成以北方方言为主。在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扬州吴音一度成为南方雅言的代表，与长安官话并驾齐驱。
隋朝之后，李唐王朝建立，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高峰时期，李唐继承了隋朝的语言体系，同时在开放邦交，四方来朝的过程中，继续吸收各民族的语言特点，进行交融。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时期，语言学上口语和书面语逐渐分化，区分逐渐明显，语言学的系统更加完善。
唐朝前中期国力强盛，政治、经济、文化对周围若干邻国影响巨大，都城长安城（今西安地区）在最高时期，人口达到100万之众，其中包括多个国家的常驻使节。其中与唐朝交往颇深当数日本，日本派遣多名遣唐使和留学生，其中以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为日本来华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在中国做了较长时间的停留，学习了中国的很多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同时也因为进入唐朝国子监学习学会了长安官话。在回国后，对本国发展也作出贡献，在语言上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直到今天的日本词语中还有很多是唐朝时期传到日本，在其发音上能找到明显的北方口音的风格。安史之乱后，唐朝走向衰弱，历史又走入另外一个混乱时期，“普通话”的更迭再次出现。
五、宋元明清时期：“普通话”的融汇大成
随着唐王朝覆灭、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没有大统一的王朝出现，相应时代的“普通话”也无法出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虽然定都东京（开封）地处中原，但是其国土辖区大部分均为南方地区，因此，此前以长安官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失去主导地位，加上经过此前多个政权对南方的开发和经营，南方地区特别是以南京、杭州为代表的大城市，经济和文化实力强大，毫不逊色于北方地区，以吴语为代表的南方方言再一次成为汉政权地区的普通话。
南北宋同时期的辽、金、大理、西夏、吐蕃等政权，纷纷发展自身民族语言，在政权辖区中推行本民族方言作为“普通话”，例如西夏为了更好强化民族文化，专门研发了党项语和文字，其他几个少数民族政权都不约而同去汉化。
南宋末年，汉族政权被蒙古灭亡，中国大地首次出现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元朝建立后，都城选择北方城市大都（今北京），但是没有使用北方语言作为“普通话”，使用本民族语言，推行蒙古语为官方通用语，大都（今北京）作为辽、金政权时代的“南京”，已经经历去汉化政策多年，原始的北方方言已经消亡。
在今天听到的北方语言是经过后来明、清政权时期演变发展而成，以及不是最初的北方方言，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在推翻少数民族政权的同时，朱元璋还重新将汉文化提到了主导地位，为了恢复汉族语音的正统性，祛除蒙元时期对汉族正统语音的影响，朱元璋颁布《洪武正韵》。《洪武正韵》颁布之后，为了恢复正统汉音，先是恢复了两宋时期的“雅音”，后来又将都城南京地区的南京官话改为全国通用语言。南京官话正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同时，为了充沛北方区域的汉族人口，在明初进行了多次人口迁徙，今天所听到的北方方言，很可能明初时期，南方人口往北方迁徙，当地方言与南方方言融汇而成，其中不乏少数民族语言的身影。
明代一朝都以南京官为正统，即使靖难之变后迁都北京，也是将南京官话带去北京，成为帝国通用语言，反而促进了原来北京地区方言与南京官话的融合。而我们今天听到的北京话，是通过满清进入北京后才演变到今天的样子。
清朝廷统治者，进入北京后，早期实行去汉化政策，结果在实现全国统治时，遇到极大阻碍，随后转化较为柔和政策，在发展满文化的同时，戒备汉文化的发展，随着清王朝逐步统一全国，建都北京。满族统治者也在接受汉语言时，将大量的满、蒙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特点带入到北京方言中，北京口音变成官方用语，也是今天我们使用的普通话前身。
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确定“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作为国音的原则，极大促进了南北人民的较量，例如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现存的影像资料中，他作为一个讲粤语的广东人，还是可以完整使用国语进行演讲，让全国各地的人士都可以听懂他的话语。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确定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除了在中国大陆 广泛使用外，港澳台地区均可以通用。乃至东南亚的大中华地区、汉文化圈都有稳固的地位。
六、总结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悠长，但是语言没有像文字那样很好的流传下来，通过与古代历史语言的研究，不仅可以获得很多人文信息和相应时代历史背景材料，对我国的文化研究历史将有十分重要的推动意义，而且，在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在对外传播的同时，完善文化输出内容，增加文化传播自信，在全世界面前，发出更好的“中国声音”。
张思敏《我国古代“普通话”的地理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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