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作為明朝開國後的前兩位皇帝‚他們所制定和實行的民族政策‚對明朝政權的鞏固、加強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及以後明代各朝民族政策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明朝各個皇帝統治的時期‚其民族政策的內容和側重點各不相同‚但是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明朝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明初所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影響。因此‚隨著周邊民族地區形勢和明朝自身國力強弱的變化‚明朝統治者在不同時期‚因時、因地制定出了合適的民族政策。
關於明朝的民族政策，我認為明初民族政策的核心就是“威德兼施”‚一方面在軍事上使用武力‚對少數民族進行征服、鎮壓‚即所謂“以威服之”‚另一方面強調運用政治、經濟上的撫諭手段‚對少數民族給予恩懷、德惠‚進行感化‚即“以德懷之”。這種“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可以說是“朱元璋乃至整個明代民族政策的特點”。具體的講“威德兼施”的民族政策主要內容包括一是“克諳戎兵”‚即加強軍隊建設‚保持強大的武力二是“懷之以恩”‚用招撫懷柔手段‚使之歸附三是“以夷制夷”‚使少數民族互相牽制‚防止他們聯合起來‚威脅明王朝的統治四是“因俗而治”。明初制定的這一民族政策‚作為明朝“祖制”的一部分‚得到了明朝歷代皇帝的遵循和借鑑。
元朝實行人分四等的不平等民族政策‚使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在元末殘暴腐朽的統治之下‚反抗民族壓迫是當時社會各階層的普遍願望‚所以朱元璋在《諭中原檄文》中提出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政治口號‚目的是利用廣大人民和漢族知識分子對元朝民族壓迫和腐朽統治的不滿心理‚從而獲得推翻元朝統治的支持。
洪武元年八月‚明軍攻克大都‚元順帝退居塞外‚然其“名號尚存”大將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良弼、孔興等數十萬武裝‚還控制著陝西、山西、甘肅、寧夏等地‚對明朝的西北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此時‚正值明朝肇造之初‚將士們鬥志旺盛‚進取心強烈‚對打敗北元殘餘勢力很有信心‚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採取了乘勝北擊的軍事方針‚發動了一系列的軍事攻勢‚以期徹底剪滅蒙古貴族的殘餘勢力。徐達明軍底定陝西以後‚考慮到雙方力量的變化及國內政治、經濟形勢‚朱元璋果斷地否定了徐達“恐其北奔‚將貽患予後‚必發師追之”的主張‚採取了“固守疆困‚防其侵擾”的防禦戰略。但是這一戰略很快就因擴廓帖木兒襲擾西北國防而被迫作出了改變‚朱元璋命將北伐‚“永清沙漠”‚以圖一勞永逸之功‚於是有了上文所述的洪武三年和五年兩次出征西北的戰爭。然而洪武五年的嶺北之役使朱元璋認識到了蒙古問題的長期性和艱鉅性‚停止了對北元一蒙古的進攻‚又一次回到了“固守疆困”防禦戰略‚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於無論從政治、經濟還是軍事上‚明朝都不具備徹底消滅北元一蒙古的實力。
為了達到“固守疆圍”的目的‚明朝在北部國防區內的戰略要地廣置衛所‚增加兵力‚開展屯田。經過多年的努力‚明朝在東起遼東‚西到甘肅的北部邊境上形成了一道以衛所、堡寨為聯絡點的防禦線。實踐證明明朝的“固守疆困”防禦戰略起到了應有的作用‚比較適合明初的國情‚並把其中的實踐經驗加以總結‚形成了明朝的軍事作戰思想‚即“御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來則御之‚去則勿追‚斯為上策。修葺城池‚常年練兵‚嚴為備守。”為此‚朱元璋要求守邊將領不僅“嚴為之備”‚到了邊防要“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還要堅壁清野‚“使來無所得‚侯其惰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群而獲”。
明初的這一軍事指導思想對以後明朝北部軍事作戰產生了重大影響。“固守疆困‚防其侵擾”的防禦戰略是明朝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作出的權宜之計‚目的是為了爭取時間‚積蓄力量‚以便在適當時機給北元一蒙古致命一擊‚即明人談遷所說的“帝豈一日忘犁庭哉”所以‚朱元璋在對北元一蒙古實行戰略防禦的同時還在極力尋找主動打擊的機會。如洪武十三年三月‚朱元璋以元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等屯兵和林為邊患‚乃命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往討。沐英師至靈州‚偵知脫火赤等兵次亦集乃路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哈拉和圖‚遂率師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沙‚凡七日夜突至其境‚取其營五十里‚分兵四路合圍‚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曉騎直當其前。脫火赤等驚駭明軍突至‚不知所措‚皆被擒。既而‚英又進襲元柳城王‚擒之。接著‚又擒元平章忽都帖木兒、幽王亦磷惜及其部曲千餘人。英遂還肅州今甘肅酒泉市。這次出塞作戰‚規模比較小‚持續時間短‚顯然是以鞏固西北國防為目的的。
綜上所述‚明初備禦北元一蒙古的指導方針與實踐主要目的是盡最大可能削弱北元一蒙古的實力‚因為明朝當時的國力有限‚不具備從根本上消滅北元一蒙古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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