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與中國文化

中國的長城是舉世無雙的古代軍事防禦工程,它氣勢磅礴,雄視古今,堪稱中華瑰寶、世界奇觀。長城早在幾百年前,就與羅馬鬥獸場等列為中古世界七大奇蹟;1987年,當之無愧地被聯合國評為世界文化遺產;2007年,又經全球5000萬人“海選”為“新世界七大奇蹟”之首,成為世界人民瞭解和認識中國的一張亮麗的名片。


  長城是中華民族勤勞智慧的結晶,表現了民族的偉大創造力,更體現了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和眾志成城、無堅不摧的民族凝聚力。因此,鄧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在“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的題詞中,把維護修築長城同愛國主義緊緊地聯繫起來。
  長城穿越時空,歷經滄桑,縱橫十萬餘里,上下兩千多年,伴隨和見證了中國社會的興衰更替和榮辱變遷。因此,只有讀懂長城,才能更深刻地研究和了解中國文化;從另一方面說,要想更好地學習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也必須更好地讀懂長城、研究長城,二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繫。長城既是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見證,也是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化的厚重載體。

  長城是中華民族歷史的豐碑,因此,我們研究長城,應該高瞻遠矚,從中華民族“大一統”、“大文化”的視野去認識它。紛繁複雜而又精彩迭出的中國古代社會,滄桑鉅變的中國近現代社會,都可以從長城的研究中梳理出它清晰的脈絡。
  長城修築的目的僅在於軍事防禦,但是,它所發揮出來的社會作用卻意義重大。它對我國大一統中華民族的日益融合和形成建立,對大一統疆域的拓展和鞏固,對大一統思想的萌生日益深入人心,對大一統文化的發展和輝煌,都起著巨大的作用。

  長城的修築,最早應該追溯到公元前8世紀西周宣王時代。當時西戎(獫狁)進犯北疆,宣王命令大將南仲率軍征討。為了更好地拒敵作戰,南仲在朔方修築了許多互相聯繫而又未連接的城堡和烽燧。這些小城叫列城,烽燧用來聯絡和報警。這,就是後世長城的雛形。《詩·小雅·出車》:“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於襄。”講的就是這段歷史。春秋時期,秦穆公“霸西戎”,朔方已納入秦國疆域。到戰國時,秦昭王又修築長城,使它成為中原的西北屏障。西戎人善戰,是秦軍征戰的主力,為統一六國做出重大貢獻。這應該是因長城而開疆闢土、民族融合,逐步實現中華大一統的第一個歷史實例。
  我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統一政權秦朝和第一道萬里長城同時產生。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挾征服六國之餘威,“因地形,用險制塞”(《史記·蒙恬列傳》),連接秦趙燕三國長城,並予以加固和延伸,修築了東起遼東,西到臨洮的萬里長城。西漢賈誼《過秦論》說,“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這道長城鞏固了中央政權,保護了中原文化。秦築長城後,還下令遷移內地人民到長城沿線充實邊地,並修築驛道,以利交通。這為中原和北方各族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孫中山評論“始皇雖無道,而長城有功於後世,實與大禹之治水等”,都是為天下蒼生謀福祉的事。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里,民族關係緊張的時期,長城是一個戰場,而民族關係相對緩和時期,長城,尤其是它的各關口和邊塞各城鎮,便成了重要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的場所,甚至在戰爭時期,也不能完全阻止經濟文化的交流。長城以北的遊牧民族以畜牧業為主,而長城以南的中原各族則是以比較先進的農耕文化為主,以長城為紐帶,農牧民族頻繁交往,遊牧人口的南遷,農耕人口的北移,農牧社會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得以實現,北方各族對較為先進發達的農耕經濟文化日益認同並被同化,便逐步促進了農牧民族的融合。因此,有的學者把長城沿線廣闊的區域,形象地稱為“長城文化帶”。
  長城對中華各民族大融合所起的作用,在唐代尤為突出。唐太宗大破突厥軍後,使數十萬降卒盡住在長城沿線,並設置了六個都督府,任命突厥人為都督。突厥人認同和接受了漢族先進的經濟文化,顯示了民族融合的新氣象。安史之亂後,唐與吐蕃關係緊張,雙方爭奪河西隴右之地,傷亡都很慘重,但仍然呈現出一種各民族漸趨融合的趨勢。王建《涼州行》“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就反映了這一史實。
  “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征服的民族較高的文明所征服。”(馬克思語)金元之際“雁門關外野人家,不植桑榆不種麻”(無名氏),而不久後的元好問則和詩云:“四海如今正一家,生民何處不桑麻!”它形象地反映了征服民族接受了被征服民族較高的農耕文化這一歷史規律。

  有明一代不間斷地修築長城,與蒙古族的關係較為緊張,但仍不乏友好交往。比如隆慶年間,俺答汗和三娘子促進雙方友好,明在長城沿線開放“茶馬互市”,表現了漢蒙互相依存,逐漸融合的密切關係。“少小胡姬學漢裝,滿身貂錦壓明璫。金鞭驕踏桃花馬,共逐單于入市場。”(穆文熙《張家口》)這是一幅多麼令人陶醉的漢蒙友好行樂圖。
  清政府採取懷柔政策,更促進了長城一代各民族大融合。
  可以說,長城對中華民族的融合、形成和發展,居功至偉。
  長城的另一個作用,是開闢了絲綢之路並保障了它的暢通。漢武帝派衛青、霍去病率軍出擊匈奴,派張騫鑿空西域,沿河西走廊修築長城,設置敦煌等河西四郡,修亭障烽燧至鹽澤(今新疆羅布泊),開通了絲路。宣帝又設置西域都護,更保障了絲路的安全。唐代絲路暢通,“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王建《涼州詞》)絲路的開闢和暢通,使中國和中亞、西亞、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得以交流和發展,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的歷史事件,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影響巨大。

長城是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說:“它在文化藝術上的價值,足以與其在歷史和戰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有關長城的歷史文獻、詩詞歌賦、銘記碑文、民間傳說、楹聯匾額、雕刻構築、建築藝術等等,以它們的獨特內容和風格,成為中國文化藝術寶庫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且隨著時代的前進而更加熠熠生輝。而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自然是詩歌。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多少文人志士長嘯高歌,全方位地描寫長城,歌詠長城的名篇佳作,燦若群星。他們歌詠長城的雄偉壯麗,歌詠勞動人民修築長城的偉大功績和他們為此作出的巨大犧牲,歌詠戍守長城將士高尚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他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英勇奮鬥的英雄主義精神,歌詠長城內外各族人民的友好往來和民族大融合。他們還用詩歌來反映統治者在修築長城過程中給人民帶來的沉重苦難,揭露其昏聵和腐朽。這些詩歌構成了形象生動的多元的長城史,是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
  秦代《長城民歌》“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柱”開歷代吟詠長城之先河。此後,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歷朝歷代都有傳世名篇。當然,在歷代吟詠長城的詩篇中,唐人的邊塞詩歌最為璀璨奪目、絢爛多彩。許多名篇佳作,在當時就譜樂成歌,廣為傳唱。“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裡,吹度玉門關”(李白《關山月》),“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使至塞上》)所描寫的雄渾壯美、浩瀚無垠的長城邊塞風光,“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昌齡《出塞》),“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從軍行》)所凸現出的保家衛國的豪情壯志,“漢家旌幟滿陰山,不譴胡兒匹馬還。願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戴叔倫《塞上曲》)所高唱的視死如歸的豪放歌聲,“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王維《渭城曲》)流露出的純真濃烈的離愁別緒,雖流傳千年而絲毫不減其藝術魅力。

  描寫邊塞長城內外多民族地區的生活圖景,表現各民族大融合,是唐人邊塞詩中的一個引人入勝的重要內容。使人們沉醉於塞外民族的風情習尚,欣賞那婀娜多姿的民族歌舞,樂見胡漢雜居、共存共榮的民族團結,熱情地吟詠謳歌,在中國文化史和民族史上譜寫了極富奇情異彩的樂章,是一個琳琅滿目的民族友好、日益融合的藝術畫廊。“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靜處無征戰,兵器銷為日月光”(常建《塞下曲》),“漠南春色到滹沱,碧柳青青塞馬多。萬里關山今不閉,漢家頻許郅支和”(李益《臨滹沱見蕃使列名》),“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奇唱歌”(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這些詩簡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團結友好的氛圍何等熾熱。
  鐫刻於長城各關隘的楹聯,也是長城文學藝術的瑰寶。“兩京鎖鑰無雙地,萬里長城第一關”(山海關),“峰高華嶽三千丈,險據秦關百二重”(蕭關),“地扼襟喉通朔漠,天留鎖鑰枕雄關”(古北口)……這些楹聯對長城各關隘的險要地勢和偉岸雄壯的風光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自是楹聯中的精品。
  在數不清的關於長城的民間故事中,代代相傳影響力最大的自然要屬《孟姜女哭長城》,它控訴了秦的暴政,表現了戍卒役夫修築長城的艱辛和苦難,歌頌了他們至死不渝的忠貞愛情,與梁祝、白蛇傳、牛郎織女並稱為中國四大民間故事,在民間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另外,長城本身就是建築藝術的寶庫,它巧奪天工,因地制宜,因材構築,都令人歎為觀止。它的裝飾藝術也別具特色,如居庸關雲臺的石雕、雁門關的磚刻,都是中華藝術文化不可多得的珍品。而那些巍峨高大,建築精美,雄偉至今的山海關、八達嶺、嘉峪關等許多長城關隘,本身就是建築藝術的傑作。

  長城不僅在古代是禦敵的屏障,在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戰鬥中,也譜寫了響徹雲天的英雄樂章。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領東北,把侵略的矛頭指向長城各關口,華北鎖鑰古北口首當其衝。國民黨部分軍隊激於愛國熱忱奮起抗日,拉開了長城抗戰的大幕。1933年3月,駐守密雲的將士高唱“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岳飛《滿江紅》),率先開赴古北口和喜峰口、冷口,長城一線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戰鬥全面展開,打響了抗日戰爭的第一槍。戰爭進行得悲壯慘烈,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
  1937年9月,八路軍115師在山西平型關同日軍展開激戰,殲敵千人,這是中日開戰以來第一個殲滅戰,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日的士氣。古老的長城在抗日戰爭中也發揮了重大作用。
  1935年,田漢(詞)和聶耳(曲)創作了《義勇軍進行曲》,很快便響徹中華大地,並由此催生了《大刀進行曲》和《黃河大合唱》等一批抗日歌曲,中國軍民高唱著“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殊死的鬥爭,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決定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後經歌詞修改、恢復,最終於2004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如今,長城已被人們形象化為堅如磐石、無往不勝的象徵和勝利的標誌。人民群眾把我們的軍隊贊為長城(或鋼鐵長城),他們高聲吟唱著“不到長城非好漢”(毛澤東《清平樂·六盤山》),去攀登長城,攀登四個現代化高峰。遍觀神州大地,以“長城”命名的企事業單位不可勝數,人們對長城寄予了深厚的感情和美好的期望,作為中國文化重要載體的長城,正煥發出新的光彩,它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兩個文明的建設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江山留勝蹟,長城煥新姿。巨龍般的長城,將於神州大地同在,與中國文化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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