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的歸來，使中國的“兩彈一星”提前了20年

錢學森先生

1955年10月9日，新華社從廣州發出的電訊《錢學森到達廣州》，是錢學森歸國之後的第一篇報道。電訊中稱錢學森是“從美國歸來的著名的中國科學家”，用了這麼一段簡短的文字，首次向中國廣大讀者介紹錢學森從1935年至1955年在美國的經歷：

錢學森在1935年去美國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氣動力學，得到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曾歷任這個學校的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務，1949年起，他是這個學校古根海姆噴氣推進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錢學森離美返國時，曾被美國當局留難並非法逮捕，並拘禁了15天以後才給予釋放。但此後錢學森便一直被禁止離開美國。當錢學森在今年9月17日和他夫人以及物理學家李正武博士夫婦等乘“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離開洛杉磯回國時，美國移民局和聯邦調查局監視著他的離開。

跟錢學森一起回到中國的，有他的夫人、歌唱家蔣英以及七歲的兒子錢永剛、五歲的女兒錢永真。

“克利夫蘭總統號”始發地為舊金山，途經洛杉磯，然後經停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橫濱、菲律賓馬尼拉，最後到達香港九龍，整個航程為21天。錢學森離開洛杉磯那天，當地出版的《帕薩迪納晨報》上印著特大字號的通欄標題——《火箭專家錢學森今天返回紅色中國！》。這下子，使錢學森成了新聞人物，不僅方方面面的朋友前來送別錢學森，而且眾多記者趕往碼頭採訪錢學森。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在9月17日雖然並沒有到碼頭上送行，但是他卻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錢學森回國絕不是去種蘋果樹的。”

火箭翹楚錢學森回中國，當然不是“去種蘋果樹的”。1955年1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大陳島在內的所有浙江沿海島嶼。美國國會參議院緊急通過《美臺共同防禦條約》，提出“臺灣海峽安全受到威脅時”，他們有權使用原子彈。

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與剛從臺灣訪問歸來的國務卿杜勒斯談話之後，於1955年3月16日，在電視講話中宣稱，“難道原子彈不能像其他常規武器一樣使用嗎？”“核武器不僅是戰略武器，也可以用於戰術目的。”言外之意，要對紅色中國進行一場核戰爭。

面對美國的核訛詐，毛澤東的回答是：“發展我們自己的原子彈。”

毛澤東問周恩來：“在原子彈和導彈研製方面，我們的人才如何？”

周恩來回答說：“我們有這方面的人才優勢，錢三強與諾貝爾獎獲得者約里奧·居里夫人同在一起工作過，楊承宗和彭桓武是從法國、英國回來的著名放射物理學家，另一位在美國‘火箭之父’馮·卡門博士門下工作過的導彈專家錢學森教授，我們正在通過各種途徑，爭取他早日歸國……”

這清楚地表明，在錢學森歸來之前，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已經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這位著名的導彈專家。

經過漫長的航行，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蘭總統號”到達香港九龍。港英當局以所謂“押解過境”的名義，把錢學森一家送到深圳羅湖口岸。

那時候，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與中國深圳，只隔著一條寬不過50米的深圳河。架在深圳河之上的羅湖橋，成為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通道。當時的橋面由粗木鋪成，橋的兩端分別由中英雙方的軍、警把守，嚴格地檢查著過往旅客的證件。橋的這頭，飄揚著英國的米字旗，橋的那頭飄揚著中國的五星紅旗。

當天中午，錢學森一家跨過羅湖橋，朱兆祥專程從北京趕來在橋頭迎接。朱兆祥當時是中國科學院秘書處負責人，受國務院陳毅副總理的派遣，作為中國科學院的代表，專程趕往羅湖橋頭迎接錢學森一家。朱兆祥不認識錢學森，當時還特地去上海拜訪了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老先生，拿到錢學森一家的照片。朱兆祥和錢學森緊緊握手的一剎那，錢學森百感交集：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

從此，錢學森獻身於新中國的“兩彈一星”這一宏偉的事業。“兩彈一星”最初是指導彈、原子彈和人造衛星。“兩彈”中的一彈原子彈，後來演變為原子彈和氫彈的合稱。“兩彈一星”的實現，是中國國力迅速崛起的標誌，也是中國大國地位的象徵。

錢學森是火箭專家、導彈專家。“兩彈一星”與錢學森有著密切的關係：

“兩彈”中的導彈，海外稱為“飛彈”，其實準確地說，應當是“導向性飛彈”：在彈頭上安裝了炸藥，火箭發射之後依靠制導系統來控制飛行軌跡，以求準確命中目標，達到毀傷的效果。

“兩彈”中的另一“彈”，儘管錢學森並不參與中國核武器的研製，但是參與研製了核導彈。就導彈而言，彈頭裝普通炸藥的，為常規導彈；彈頭裝核彈的，為核導彈。核導彈的核彈頭屬於核技術，而用來運載核彈頭的導彈則是由錢學森負責研製的。

至於一“星”，那“星”——各種各樣的人造地球衛星，是依靠火箭送上太空的。研製火箭，乃是錢學森的“看家本事”。

正因為這樣，國外評論家指出，“由於錢學森的歸來，使紅色中國的‘兩彈一星’提前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