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和赫爾都沒有把格魯的警告當真。對他們來說，就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日本這個小島國直接攻擊美國是不可思議的。”
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對國會說，那是“一個將永遠成為恥辱的日子”——1941年12月7日。總統說，那天早上，日本戰機對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基地進行了一次“卑鄙的”襲擊，這是在整個太平洋範圍內更廣泛的“突襲”的一部分。
這次襲擊無疑是一次創傷性事件。但這對美國領導人來說並不意外。1941年11月3日，轟炸發生前一個多月，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達(Joseph grow)給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發了一份電報，他在電報中警告說，東京帶來的危險越來越大。
1941年8月，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羅斯福（左）和國務卿科德爾·赫爾。
格魯米寫道，華盛頓不應低估日本“輕率地與美國展開自殺性鬥爭”的意願，“與美國的武裝衝突可能伴隨著危險和戲劇性的突然”。
1941年11月17日，這位61歲的職業外交家再次向赫爾發出警告，強調“有必要防範日本突然的海軍或軍事行動”。
羅斯福和赫爾都沒有把格魯的警告當真。對他們來說，就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似乎難以想象日本這個小島國會直接攻擊美國——一個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的國家。
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
格魯不知道。他曾擔任美國駐日帝國特使近10年。這場愈演愈烈的危機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為了遏制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而對日本實施的經濟制裁。華盛頓的貿易限制正在削弱日本經濟，白宮認為這些限制最終會讓日本屈服。
格魯希望消除羅斯福和赫爾的這種想法。8月，隨著制裁的升級，他建議赫爾“一種絕望的心理會導致典型的孤注一擲的反應”。對日本人來說，蘇德·格魯說，殲滅比屈服於美國壓力的恥辱要好得多。11月3日的電報,增長解釋說,這將是一個“不確定的和危險的假說”認為,一些在美國,戰爭可以避免”的逐步實施嚴厲的經濟措施…”格魯繼續說，日本對美國的進攻似乎很魯莽，但“日本的理智不能用美國的邏輯標準來衡量。”
格魯馬上羅斯福和赫爾提出了許多建議，以防止滑向戰爭。在大使看來，最重要的是讓羅斯福接受日本首相的邀請，在美國國土上的某個地方會面，以解決兩國之間的分歧。總統支持召開這樣的峰會，但赫爾說服羅斯福，除非兩國首先達成協議，否則不應舉行任何會議——儘管這位國務卿認為，找到共同點的機會“微乎其微”。
1941年12月7日，日本戰機襲擊了珍珠港。數週以來，一名美國外交官試圖警告華盛頓，東京要戰爭。
儘管如此，1941年，赫爾還是花了數不清的時間在華盛頓與日本代表談判，以探討可能達成的協議——不是因為他認為有可能達成協議，而是因為美國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建立自己的軍火庫。此外，赫爾還拖延了與日本代表的談判，以推遲太平洋地區的任何衝突，因為這將分流美國支持英國抗擊納粹閃電戰所需的資源。
格魯對赫爾的拖延戰略一無所知，他向華盛頓報告說，東京日益感到美國在拖延時間。這位大使說，只要美國明確指出它希望在任何協議中包含的條款，這種看法就能得到糾正。
赫爾最終在11月26日向日本人提供了一份詳細的提議，但那時已經太晚了——國務卿深知他的條件對日本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政府拒絕接受格魯的建議，這使大使感到非常沮喪。他後來說，1941年秋天，美國的政策“完全不靈活”，“向政府彙報就像夜間往湖裡扔石子”。
日本計劃在1941年12月7日發動進攻
格魯對於總統拒絕與日本首相會面特別痛苦。1942年8月，他乘坐SS Gripsholm返回美國（與其他使館工作人員當戰俘六個月後），起草了一封信，他打算給羅斯福，其中包含對美國政策的詳細批評。珍珠港襲擊前的那幾個月。這封信的主要重點是赫爾堅持全面的協議是兩國元首之間任何會晤的條件。
信中有口才問道：“維護和平是否具有超越性的重要性，要依靠完全徒勞的努力來找到相互滿意的辦法？”
羅斯福從來沒有機會回應格魯。國務卿在與赫爾返回美國會面之後，要求銷燬這封信。但是，即使沒有格魯夫的書面評估，仍然有問題困擾著美國的戰略是否促進了美國的利益，或者該戰略是否排除了避免攻擊珍珠港的決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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