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定都天京後，身為天國領袖的洪秀全並未遵循“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戰略方針，而是迫不及待的自詡“天王萬歲”，使其個人崇拜達到了頂峰；更為致命的是，其號稱“”左膀右臂”重要臣子的楊秀清及韋昌輝見洪的浮華生活，非但不思勸諫，反而爭相效仿，使上下驕奢腐化之風甚囂塵上，同時，二人還心存芥蒂，相互攻訌，為自相殘殺埋下了罪惡的“種子”；
還是洪天王沒有在定都天京後斷然採取必要的組織措施，就是對在京的各王侯加以制衡，反而放任東王楊秀清肆意妄為，一步步將天京引入非常危險的境地；1856年，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在天京逐步形成各自的勢力範圍，進行爭權奪利的鬥爭，而東王掌握了大部分軍政實權，其驕傲專橫的作風擴大了與韋，石的矛盾；1856年8、9月間，清江南大營被打破後，楊秀清更是逼迫洪秀全到東王府加封自己為“萬歲”；無奈洪秀全密令韋昌輝和石達開回京對付楊秀清，韋昌輝立即率兵包圍東王府，誅殺楊秀清及其部署2萬餘人，此舉驚走石達開逃到安慶，韋昌輝的暴虐濫殺激起太平軍將士的憤怒；石達開也要求懲辦韋昌輝，洪秀全遂於11月初處死韋及以下200餘人，11月底石達開回天京，洪秀全令其掌管政務，但對其心存疑忌，加封自己的兄弟為王監視石，1857年6月， 石達開因此憤而出走，1863年5月，石率部陷入清軍包圍全部被剿滅，至此；由天京之變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使太平天國元氣大傷；
最關鍵的一點，天國定都後沒有“宜將剩勇追窮寇”；須知滿清尚有半壁江山，因而必須從根本上驅逐韃虜，才能從政權層面徹底摧毀其封建的政體制度，使天國從此再無後顧之憂；誠然，即便有林鳳祥，李開芳和賴文光的所謂“”北伐和西征”，但均屬於孤懸一旅，勞師遠行，所以並沒有切實撼動清朝大統，具體情況是：1853年5月8日，太平軍2萬餘人在林鳳祥、李開芳統領下，由揚州北上，揭開了太平軍定都天京後北伐的序幕，這支部隊轉戰安徽、河南，進軍過程中，並沒有留設任何物資補給站，以至於快速挺進後，其後方直接暴露給清軍的鋒芒，待渡過黃河後，圍攻懷慶，威脅京津，但由於清政府鞏固了北京城防，並引南運河之水淹沒了太平軍陣地，使之無法前行，加之冬季來臨，1854年，北伐軍被迫南撤；而西征呢，在1853年6月間，胡以晃和賴漢英等率部西征江西、安徽等地，賴部攻南昌遭到了清軍反擊，，三月不克被迫撤離，胡一以晃戰瀘州雖取得一定戰果，但並未創造維持天國安定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遠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好似“行百里者半九十”；待清統治者重整旗鼓，捲土重來，形勢便急轉直下，覆水難收了。綜上所述，太平天國運動由盛轉衰之轉折點---天京事變幕後推手：正是天國組織者自身政治軍事的重大失誤造成的，歷史總會給人以深刻的思考和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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