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希言
張居正，明代政治強人，能強到什麼程度呢？
皇帝不僅聽他的，他的母親也聽他的，而且用來制衡首輔的太監也聽他。這樣離皇帝最近人和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都歸張居正統管了。
但事情並非這麼完美，有得必有失，站在權力巔峰的張居正，因其強勢的政治手腕和特立獨行的態度，讓他成了孤家寡人。
擔任首輔的十年時間，以一人之力強行推動改革，從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整頓，希望實現自己的宏圖偉業，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
明朝中葉，社會腐敗已經深入骨髓，皇族、王公、勳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大量佔奪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
貴族大地主的瘋狂掠奪，殘酷剝削，讓農民的生活極其艱苦。
有歌謠：“一畝官田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為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民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
佔有全國一半納稅土地的地主還拒不繳稅，讓國家的收入破敗不堪，國庫日漸空虛。
據史料，洪武年間，夏秋二稅，米2473萬石，麥471萬石。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賦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買囑書吏，隱匿賦稅，政府每年公徵米2216萬石，麥462萬餘石。嘉靖後，稅收更降到米1822萬餘石，麥462萬餘石。嘉靖三十年，各邊餉銀達525萬兩，修邊、賑濟等所需又800餘萬兩，兩項合計約1300萬餘兩。而正稅、加派、餘鹽販賣，加上其他搜刮，總共才900餘萬兩。
供政府運轉的錢糧快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張居正指出，存在五大積弊：“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認為“致理之遣，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確把“核吏治”當作“安民”、“治理”的前提。
他一開始就圍繞“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等方面，大刀闊斧進行整頓，以刷新振舉“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的頹風。
改革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中央集權，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但是，改革觸動了大地主階級和豪門貴族的根本利益，改革最終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這種孜孜不息，挺然為之，披荊斬棘，殺出一條生路來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後人欽敬的。
但是，封建社會已經到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沒落晚期，不論什麼樣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墜的物體，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轉。這也是舊中國徒勞的改良主義者最後逃脫不了失敗的根本原因。
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死亡，掌政十年，以君臨天下的態勢，沒有同志，沒有智囊，沒有可依賴的班子，單槍匹馬，把整個中國倒騰了個夠，心力交瘁，享年五十八歲。
他活得比同齡人都短命，王世貞六十四歲，耿定向七十二歲，李贄七十五歲。
閱讀更多 深社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