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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在反蔣聯軍中單項排名似不佔優，軍事實力不如兵強馬壯的西北軍，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不如桂系曾在北伐建立殊勳。唯一優勢似乎僅有“山西老摳能聚財”一項。另外閻錫山參加辛亥革命較早，不過對國民黨時叛時附，在黨內名聲較差。這樣一個土財主式的人物為何能成為反蔣聯軍的主腦？
1929年7月31日，閻錫山（左）與蔣介石（右）在北平會晤，離開北平飯店時合影
“三不二要一中”
晉系在國民黨新軍閥中崛起最早，1912年閻錫山攫取山西都督之位，隨即開始構建自己的軍事集團。他首先加強對晉軍的軍事教育，當年便以日本留學歸國的趙戴文擔任山西將校研究所所長，集中辛亥革命歷次整編中編余的軍官約100多人。隨後又在1915年建立軍事教育團，招收知識青年和軍隊基層挑選的出色士兵，這樣的軍事教育團前後共兩期，共有1000餘人接受了基本的軍事教育，返回晉軍中擔任班長。1919年6月，商震擔任山西學兵團團長，至1930年學兵團共培訓學兵6000餘人。日後這批學生大多成為晉軍基層骨幹。
閻錫山（左）和孫中山（右），攝於1912年9月
在加強軍事的同時，閻錫山對北洋軍閥採取韜光養晦之術，不惜以重金及古董珍玩賄賂袁世凱身邊的梁士詒等人。袁世凱死後，閻錫山拜段祺瑞為師，成為世人笑柄。
1913年11月，閻錫山根據袁世凱命令解散山西全境的國民黨組織，屠殺大批以往的同志，以安袁世凱之心。如此背信棄義雖然使閻錫山在國民黨中名聲掃地，卻使他與唐繼堯成為二次革命失敗後同盟會黨少數得以留任都督的特例。
在保住都督職務後，閻錫山迅速開始擴充兵力。1917年8月晉軍已經擴編為四個混成旅加兩個混成團。1918年山西第四混成旅一分為二，至此晉軍已經有三萬之眾，北洋陸軍部在檔案中都批評閻氏為擴軍不擇手段。
督軍時期閻錫山（資料來源：《龍池故物---閻錫山遺物圖錄》）
1917年5月府院之爭擴大，閻錫山帶頭支持段祺瑞，不惜通電宣佈不受黎元洪政府節制。但護法戰爭中，閻錫山以商震領兵赴湖南支援北洋軍，卻因為直系從中作梗導致商旅在湘潭全軍覆沒。
湘潭喪師後，閻錫山再次清醒認識到自身實力的不足，於是提出所謂“中立”政策，進而發展到四處宣傳所謂“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利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後來閻錫山將這套“中立”政策概括為“保境安民”，要求“與鄰省聯絡，使能不為我患，或竟鄰疆樂與合作，進而為我用，代我禦侮”。
在“三不二要主義”指導下，閻錫山在直皖和第一次直奉戰爭期間閉省不出，不問外事，但乘機擴充6營新兵。並開始將1917年籌建、1920年成立的山西工人工藝實習廠逐漸擴充為品類齊全的近代化軍事工業體系。
從晉軍到晉綏軍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閻錫山並沒有如直系估計那樣迅速宣佈附皖，而是閉省靜待局勢逆轉的關鍵時刻。閻錫山此時最關心天津彙總的各方情報，要求天津來電“一秒也不要耽誤”。不久，馮玉祥等國民軍預備發動北京政變，事先曾與閻聯繫，但閻錫山此時判斷南方直軍北上很可能壓倒奉軍，因此直到北京政變馮玉祥囚禁曹錕之後，才令晉軍東出京漢線，奪取石家莊，切斷了南方直軍北上的唯一道路。11月1日，晉軍張培梅部在石家莊將從河南退回的直軍包圍繳械。
由此可見，閻錫山所謂“保境安民”“三不二要”都是幌子，保證在不危及根本的基礎上擴充實力才是真正的“一中”要務。
從左到右依次：馮玉祥、蔣介石、閻錫山
第二次直奉戰爭後，閻錫山晉軍經過第二次擴軍，兵力突破4萬；1926年，山西軍火體系初見成效，保證了彈藥的供給。1925年，樊鍾秀“建國豫軍”雖進入今左權縣境內，卻被晉軍擊退。閻錫山的晉系軍閥雖然不如直皖奉以及馮玉祥西北軍那樣擁兵數十萬，但內部相對穩固。於是便動了聯合直奉，搞“討赤大同盟”消滅盤踞西北的馮玉祥所部的念頭。
馮玉祥與閻錫山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一舉扭轉局勢。但西北軍佔據京津察綏，窺探晉北十三縣，阻滯了閻錫山向外發展。馮玉祥派出張吉士等人在晉軍中大談“與山西是毗鄰，真正唇齒相依的形勢。就地理來說，山西與國民軍合作最為妥當”。但閻錫山卻擔心馮玉祥吞併晉軍，直白地向直系代表顧祥麟表達：“馮軍不只是玉帥（吳佩孚）的敵人，也是山西的敵人。”對奉系代表於國翰，閻錫山也表示：“雨帥和玉帥在中原會師的時候，我一定追隨。”
1926年春，各家軍閥圍攻國民軍，閻錫山這時候完全不顧什麼保境安民，而是先攻河南再戰察綏，8月19日進佔豐鎮，9月拿下綏遠並攻下包頭。戰後馮玉祥出走國外，國民軍大多被閻錫山吞併。晉軍至此觸角伸出山西，一舉變成了“晉綏軍”。
太原兵工廠辦公樓
1926年秋至1927年春，晉綏軍第三次擴軍，徐永昌的國民軍第三軍和譚慶林的直系舊部加入使晉綏軍總部下轄17個師和8個炮兵團。1927年1月，山西工藝實習廠正式改編為太原兵工廠，晉綏軍已經成為一支總兵力13萬的北方勁旅。
新軍閥中最像“集團公司”
但這時候中國的局勢，因南方國民革命軍北伐而發生突變，舊軍閥紛紛退出歷史舞臺，但奉系張作霖實力保持較好。閻錫山卻看出北洋軍閥已時日無多，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胡賓代表北伐軍赴山西遊說閻錫山。但晉軍最初仍秉承坐山觀虎鬥的原則，直至奉系退過黃河，關內地盤僅剩下直魯之時，閻錫山才在1927年6月3日接受北伐軍委任，宣誓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兩日後晉綏軍全面改旗易幟，五色旗至此變為青天白日。
但閻錫山改旗不改心，決定等北伐軍與奉系拼個你死我活。1927年，北京《晨報》6月刊文指閻氏“並沒有立即改變對張作霖的政策”。但閻錫山暗地裡已經部署徐永昌、楊愛源為右路攻石家莊；商震、張蔭梧為左路沿京綏路進攻；傅作義等部直驅北京。等到晉綏軍突然扣押為奉系收集情報的餘珍，晉綏軍三路並進，正式附蔣倒奉。不過晉綏軍打得並不順手，傅作義一路在涿州苦守三個月，其他兩路只能固守娘子關、雁門關。奉軍數十萬湧入關內，全力圍攻山西與河南的晉綏軍與馮玉祥部。最終馮玉祥在豫西打敗直魯聯軍，善守的晉綏軍也擋住了奉系主力。
身著北洋樣式戎裝大禮服的閻錫山
直至1928年4月，蔣、馮、閻、李四大新軍閥集團正式對奉系聯合作戰。1928年5月9日，閻錫山晉綏軍終於攻克石家莊，控制京漢線，徐永昌、楊愛源、商震和張蔭梧各部向保定北京進發。此時，蔣系被濟南事變拖住，反倒是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有搶佔北京的意思。但閻錫山卻利用與奉系的老關係換得奉系較為和平地交出京津，6月8日，晉綏軍進入北京，21日傅作義接管天津。至此閻錫山晉綏軍控制晉冀察綏四省與平津兩市，實力空前強大。
山西太原兵工廠正在製作仿日式重機槍
有了這樣巨大的地盤，閻錫山自然要繼續擴軍，這就是晉綏軍在中原大戰前的第四次大擴軍，其中步兵10個軍加兩個保安縱隊、騎兵4個師、炮兵5個旅，晉綏軍總兵力已突破20萬，裝備水平在蔣馮閻桂四家中排行第二。
晉綏軍中裝備自產重機槍
不過，閻錫山晉綏軍到這時，已經出現了不少問題。從組織體系上，閻錫山的晉綏軍在當年的新軍閥中最像“集團公司”，內部派系林立，但總體對於“董事長”閻錫山相當擁戴。晉系草創之際，外省與晉北“會說五臺話，便把洋刀挎”的親族子弟皆有，非晉籍人員在高層政要佔1/3以上。隨後閻錫山又收羅各種出身的將才，如徐永昌、商震、陳長捷等人最終都成為一方諸侯。
不過，閻錫山雖有知人善任的愛才一面，也有嚴格把持領導權的兇殘一面，對於敢於危及自己在晉綏軍中統治地位的人員，無論是創業時期的老部下，還是有同鄉情誼的後進英才，統統以非常手段處置。因此閻錫山手下將領也願意拉自己的小團隊，藉機脫離閻錫山控制。這本是民國軍閥混戰的常態。但閻錫山晉綏軍分出的徐永昌、傅作義、商震等派系，對閻錫山卻總是舊情難斷，頗有點買賣不成仁義在的意思。這與蔣、馮和桂系確有不同。
但無論如何，在中原大戰以前，晉綏軍的軍事實力尤其是技術裝備實際上超過西北軍和桂系，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弱於蔣軍，加上閻錫山崛起最早，輩分夠大，這也難怪當時各勢力想要與蔣分庭抗禮，必然要把閻錫山推出來當頭。
六政三事富足總有限
閻錫山晉綏軍的另一大優勢，在於經濟。1917年，閻錫山宣佈在山西實行“六政三事”，其中六政為水利、植樹、蠶桑、禁菸、天足、剪髮，三事則為種棉、造林與畜牧。閻錫山認為，重視“六政三事”再加上“興利除弊”可以保證山西一省的民力財力得到充分開發。通過研究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建立的基層控制體制，閻錫山也在山西構建了控制農村人口和土地的新村制。這套村制將城關每街推正副街長各一人，凡100戶以上為一編村，設正副村長各一人。住戶較多的大村可增加副村長數量，但不得多於4人。不滿百戶的小村，則多村聯編，以戶口較多的為主村，其他為附村，可設不多於4人的副村長。至此，山西全省自然村全部變為行政村。
20世紀30年代山西當地的土路和鄉村，由貝倫斯（J.N. Behrens）拍攝，現藏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但閻錫山認為，編村仍不能保證政令由縣至村，更不能保證由村到戶。因此在村制基礎上，各縣分為至多6個區，設區公所，設區長一人以及數名助理員。區公所兼管警務，等於將原有警察系統併入區公所，各區編有最多4名區警。在村以下，再編由25戶組成的閭，設閭長一人。1922年3月1日，山西在閭以下又以5戶為一鄰，設鄰長一人，這樣在村以下出現了村—閭—鄰三級管理體系，山西全省105縣設425個區、編街503個、編村8882個、閭89636個，僅村（街）長就達9199名，副村長與副街長17161人，加上閭長、鄰長，僅行政幹部便超過50萬。區公所掌握的數千名警務人員與這些行政幹部，保證山西省在村一級組織了當時全國最嚴密的行政和監察網絡。這套網絡是保證閻錫山通過“六政三事”開發山西的基礎。
為了進一步改良山西人的形象，閻錫山一面強制要求全省剪辮，另一方面以行政強制、處罰罰款配合說服教育。山西各縣成立天足會，縣知事強制擔任會長，各級公務員和村長閭長強制入會，否則立刻停職。各縣婦女，如果被查出纏足，就會被押至縣衙處以高額罰款，無錢者便強制由纏足女子之母進入政府興辦的新民工廠做苦力。在這樣多管齊下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下，山西至1922年全省幼女已極少纏足。禁菸、剪辮、放足保證了閻錫山山西建設計劃和晉綏軍擴軍備戰始終有較為充足的人力資源。
山西大同樹立的閻錫山手令石碑，約攝於1930年。碑文內容為“貪官汙吏劣紳土棍為人群之大害依法律的手續非除了他不可”
另外，為防止因採購棉紗導致山西銀錢外流，閻錫山力主利用全省9000餘萬畝閒散耕地種植棉花，因此棉花成為三事之首。山西省統一採購美國長絨棉籽和山西平陽早熟棉籽分發各縣，至1921年，山西全省棉花種植面積從1917年不足20萬畝增加到79萬畝。至1927年，山西全省27個縣種植棉花，基本保證了山西本省人的穿衣用布問題。
六政三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使得山西的經濟水平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也成為日後中原大戰山西對抗有江浙財團和西方銀行支持的蔣系軍閥的根本經濟基礎。強大的經濟實力，也是閻錫山成為反蔣聯軍領袖的最關鍵條件。
大談“整個的黨，統一的國”
有了晉綏軍和山西財政作為後盾，閻錫山終於敢於打破“保境安民”或者說是“孤立主義”的自我限制，準備謀求北方乃至全中國的統治地位。
1930年1月22日，閻錫山在山西太原舉行就任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大典，趁機提出所謂“整個的黨，統一的國，是黨國的本身”“如黨分派別，國倡南北，是將整個的黨變為破碎，統一的國形成分裂，陷黨國於大不幸，此為錫山所最驚心者”。從表面上看，閻錫山這段發言也算切中時弊，此前國民黨區區一黨，竟有滬、寧、漢三個中央黨部，和寧漢兩套國民政府班子。閻錫山對這種結果倒確實毫無責任，可置身事外把各家黨棍罵個狗血噴頭。
身著便裝手持蒲扇的閻錫山，約攝於1930年
1925年11月，鄒魯、林森、謝持等人在碧雲寺中山先生靈前開會，決定要把中共和國民黨左派革除出黨，並將中央執行委員會移至上海，至此西山會議派形成，國民黨內出現粵、滬兩個對立的中央黨部。1926年1月，廣東國民黨中央結合左派和中共代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彈劾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的上海國民黨中央黨部也搞了自己的“二大”針鋒相對。6個月後，北伐軍攻克湖北江西，第二年3月奪占上海、南京。但此時國民黨內部再次因為對共產黨態度問題導致“寧漢分裂”，至此“三中央二政府”的態勢形成。
國軍編遣委員會會議閉幕時，參會人員在南京煦園（今總統府西花園）合影，攝於1929年 2月25日。前排右起為：宋子文、朱培德、何應欽、孫科、李濟深、閻錫山、蔣介石、胡漢民、蔡元培、馮玉祥、戴季陶、李宗仁、王樹常。中排右二為陳儀、右十為陳布雷
此時，蔣介石因為“軍隊編遣”和強推“三中全會”成為黨政軍各地方實權派共同的敵人。不過閻錫山此時仍然對汪精衛改組派深懷敵意，以至於在1929年12月20日與張學良等聯名發出“擁護中央統一”的通電，直接導致唐生智倒蔣大敗。其後，蔣介石與閻錫山矛盾日漸浮出水面。閻錫山一面大談“整個的黨，統一的國”，一面動員各方共同反對蔣介石整理國民黨黨務系統以及武力統一全國的計劃。
如何統合西山會議派與改組派
為了爭取國民黨內部有勢力的支持，閻錫山利用經濟手段，將1928年前被蔣介石從國民黨黨務系統處理掉的大批黨務人員請到平津，通過新民讀書會等組織予以整合。
1949年4月，閻錫山（前右）與蔣介石（前左）在奉化溪口
一心倒蔣的西山會議派和改組派都將聯晉作為奪回國民黨內正統地位的最好選擇，鄒魯等人紛紛湧入山西。閻錫山則一概收入懷中，心底卻試圖以自身實力統合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2月10日，閻錫山以退為進，發出“蒸電”，宣稱願意與蔣介石“為今之計，禮讓衛國，舍此莫由。錫山竊願追隨鈞座共息仔肩”。這副“捨得一身剮也要將皇帝拉下馬”的姿態迅速引起了地方實力派的共鳴，桂系、粵系紛紛通電要蔣介石下野，公推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軍總司令”，以馮玉祥、張學良為副手。23日，閻錫山又拉上李宗仁、張發奎以及西南的鄧錫侯等聯名發出“漾電”，要求全體黨員總投票，取決多數，逼蔣下臺。
24日，汪精衛發電告閻錫山，表示贊成以全體黨員總投票解決黨內糾紛，並叫囂“如和平無望，則以武力制裁”。
閻錫山心中篤定統合西山會議派和改組派，避免汪精衛一家獨大的主張，堅持要先調停兩派爭議，再籌組政府。4月中旬，在閻錫山的牽線搭橋下，各派在太原舉行黨務會議。
總算當了“國民政府主席”
5月5日，汪精衛覆電贊同改組派與西山會議派在天津所談“非常”會議拋開一切歷史糾紛，召開三全大會和國民大會制訂約法的計劃。7日，汪精衛起草的北方黨務問題宣言送抵天津，提出“剋日成立中央黨部擴大會議”。13日，各派紛紛對汪宣言稿表示贊同。至此，閻錫山認為黨務統合問題已經塵埃落定，自己在正統和大義名分能夠與蔣介石分庭抗禮。
打倒軍閥的宣傳海報，約繪於中原大戰前後。右下方船上，正在拯救人民的為蔣介石，上方為孫中山，左上角正在踐踏群眾的兩個軍閥為閻錫山和馮玉祥。在中原大戰以前，蔣介石的軍事實力並未佔到絕對優勢，因此各勢力前仆後繼，不斷以各種方式與蔣對抗
5月14日，中原大戰爆發三日後，閻錫山眼看汪精衛仍在中國香港，只得電促這位“元勳先進”北上，“重負本黨譽望”，再次保證：“此後黨務自應悉聽主持。國家既取黨治，一切政務自應由黨主持。”由此可見，閻錫山為了拉汪精衛，甚至連政府領導權的空頭支票都開出去了。可惜，汪精衛此時卻得寸進尺，又與西山會議派產生矛盾。
閻錫山眼看前線開戰，擴大會議卻仍是鏡花水月，也使出威脅手段，迫使汪精衛在12日發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之必要》，賭咒發誓“與西山派及實力派妥協決不可動搖”。
最終，在閻錫山的主導下，粵二全大會提議召集擴大會議，西山會議派的滬二全大會通電贊同宣言，兩家不約而同共用“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就這樣一直折騰到7月1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同日改組派發表召集擴大會議宣言，西山會議派通電贊同宣言。8月7日，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首次正式會議。直至9月1日，閻錫山總算當了“國民政府主席”。但此時晉綏軍在津浦線上已經全線潰敗，濟南丟失。
1936年11月17日蔣介石與閻錫山攝於中和齋外北廳門前（資料來源：城釋歷史影像鑑藏數據庫）
事實證明，閻錫山試圖以國民黨黨務的正統性進而謀求政府的正統性，其計劃是相當周密的。試圖以實力和反蔣共同目標拉住原本勢同水火的西山會議派和改組派也算閻錫山這位不講主義的實力主義者的奇思妙想。但可惜改組派汪精衛始終患得患失，對空中樓閣的黨務大權死抱不放，以至於幾次險些壞了閻錫山的大事。而且擴大會議和隨之而來的國民政府成立過晚，如果能在5月開戰前實現西山會議派和改組派聯合，並建立政府，至少在爭取列強和其他軍閥支持方面能起到一定作用，反蔣聯軍的態勢可能為之一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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