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大爆发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个流派的思想纷至沓来，如道家、儒家、法家等。它们在各自诸侯国内创立并实践，最终自成派别地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哲学体系和治国方略。不过，随着中华大地最终走向大一统，治国思想也必将趋于一致。
虽然法家思想在帮助秦国快速崛起及统一中华大地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国在后续治国中坚持法家的严刑峻法招致二世而亡，使得法家思想成为了众矢之的而备受诟病。因此汉朝时期，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获认可后，拉开了思想界统一于儒家的序幕，随后历代王朝统治阶层便将儒学经典奉为“圣言”，创始人孔子遂成为了圣人而备受推崇，其提倡的“德政”便也成为了历代统治者追求的至高行动指南。
孔子“德政”体系存在理论与实际之冲突
孔子曾系统化提出了“德政”体系，他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这里提到了两种治国思想，第一种为：采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规范秩序，老百姓便会因害怕刑罚而免于犯罪，但却变得没有羞耻心；第二种是：用道德来感化老百姓，用礼制来教化他们，老百姓便会有羞耻心且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
显然，提倡“仁政”、“忠恕之道”的孔子对前一种治国思想很是诟病，认为其会使人没有羞耻心失了人性，而后一种则是最好的治理国家的办法，因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也即君王拥有良好的德行，便能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百姓便更能为其感化，从而崇德尚礼，严于律己、行为规范。
孟子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孔子提到的两种治国思想，认为前一种治国思想是“以力”治国，是“霸道”的体现，而后一种则是“以德”治国，是“王道”的体现。孟子同时指出，“王道”和“霸道”之分，是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根本分野。很显然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孔子很是反对法家思想的“简单粗暴”，虽然达到效果，却也泯灭人性。
虽然孔子提倡的“德政”人性意味浓厚，但也并不是毫无毛病、无懈可击。倘若站在不同角度对孔子的“德政”做一番细究，便也能发现其中固有的矛盾冲突。
若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以德”、“以力”孰是孰非，自然是“以德”更好，君王提倡仁政，对百姓更多的是劝说教化，而不动用刑罚、滥用民力，百姓便能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天下也将迎来太平盛世。而且君王德行方面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当然是百姓之幸、天下之福，百姓自然也会拥护这样的人主。
倘若站在君王的角度，一味的“顺意民意”，遇事只会感化教育，则很可能令施展政令举步维艰。原因很简单，可简述如下：
1，感化教育的效果受限于自己德行的高低，这显然对君王个人的德行修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倘若君王没能达到或者哪怕白璧微瑕，被劝说者必然会嗤之以鼻、不予采纳，这显然不利于君王颁布政令。
2，感化教育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耐力，毕竟“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不同个体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并不能马上引起被劝者的思想共鸣，要成功对其“洗脑”，时间和耐心必不可少，如遇突发紧急情况，如此费时耗脑去感化必然坏事。
3，这个世界本就生来不平等，贫苦百姓家出生的人自幼做苦力，为生活奔波，而王侯将相家出生的人却可以养尊处优，衣食无忧。作为金字塔顶端的帝王家出生的人，则生来不是成为君主，坐拥四海，就是成为王爷，食千户乃至万户。如此不平等之待遇，又如何能感化贫苦百姓，让其安心卖苦力？因此，陈胜、吴广起义打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口号，可谓是对这种生来就不公平的待遇发出的愤懑呐喊。
另外，倘若不顾实际，盲目施行“德政”，尤其是战争年代，则很可能导致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典型案例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宋襄公德行很高，其父亲宋桓公病重，按嫡长子继承制本应太子玆甫继位，但他考虑到庶兄目夷年龄和忠义均高过自己，于是主动让贤于目夷。目夷未能接受最终让位失败，玆甫按原计划继位，是为宋襄公。
宋襄公也因此次让国之美而声名鹊起，受到了国内臣民的一致拥护。不过毫无保留推行德政的他却迎来了灾难性后果。为了争霸他很快与楚国杠上了，结果因为双方均不让步只好通过战争一决高下，于是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爆发了泓水之战。
原本宋军可趁楚军渡河或者未列好阵之机发动进攻，但宋襄公老是标榜自己是仁义之师，绝不采用如此没有道德的做法。结果整编列阵完成的楚军潮水般涌了过来，弱小的宋军毫无悬念吃了败仗。宋襄公也被射伤了大腿，奄奄一息。
即便此时他还在坚持他的仁义之师看法，气得属下子鱼说道：“打仗是以胜利为目的，还说什么君子之道！真的按襄公你说的做，就去当奴隶服侍算了，何必还打仗呢？”自此，仁义标兵宋襄公不仅争霸未成，反倒命丧黄泉，给后世留下了愚不可及的可笑印象。
由此可见，站在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相反，而这却是为人君者治理国家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德政”虽好，但也不可避免存在着施行过程中理论与实际相冲突的客观实际，那作为创始人孔子，又是如何解决此冲突之难题呢？
孔子提出“德政”冲突之解决办法：“偷生”与“讲义”分割又统一
孔子虽然系统性提出了“德政”体系，但面临“德政”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理论与实际相冲突的问题，解决办法却引人深思，有一案例可以证明。孔子周游列国期间，饥饿难耐，于是子路偷了些饭食回来，孔子不问饭食从何而来张口就吃，子路又偷了酒回来，孔子不问酒从何处来端起来就喝。此时的孔子可谓将礼义廉耻全都抛至脑后。
后来有一国君请孔子过去讲学，孔子便摆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肉割得不方正不吃，席子摆得不正不坐。后来子路问起缘由，孔子意味深长地说道：“以前我是‘偷生’，现在是在‘讲义’。”
倘若较真必会谴责孔子的言而无信、说一套做一套。实际这正能说明孔子遇事不拘泥于理论、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际变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同理，任何理论也只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中成立，环境条件一变，则需要适时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
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论即是环境变化之后，身份角色也要适时调整的绝佳例证。当自己身份是臣子时，则应表现得像个臣子，而当自己身份是君王时，则应表现得像个君王，为父为子也是如此。
因此当孔子食不果腹、饥饿难耐时，则应像蝼蚁一样学会“偷生”，当自己被人请去授课，则应像个为人师表的君子，教授他人如何崇德尚礼。也正因为孔子懂得理论联系实际，将看似不相干的“偷生”与“讲义”统一于自身个体，使得其面临不同实际情况能够自如切换身份，如此纵然数次被驱逐、流落街头，但始终保持着蝼蚁之躯坚强地活在世上，不遗余力地推广其儒家学说，终使得儒家学说得以万古流传开来。如此则有理由相信，在面对“德政”实施过程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孔子给出的解决办法必然也是“偷生”和“讲义”适时分割和统一。
纵观中国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将“偷生”和“讲义”适时区分和统一，因此即便是德行满满的帝王，也会留下“道德”污点，如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任上轻徭薄赋、仁义治天下，并且从谏如流、宽厚开明，开启了大唐盛世之开端的“贞观之治”。同时因为卓越的文治武功和良好的德行教化，被西北少数民族尊称为“天可汗”。
但就是这么一位施行“德政”的典范帝王，也留下了玄武门“弑兄杀侄”的污点。这其实也是“偷生”和“讲义”分割与统一的良好典范。因为倘若不发动玄武门之变，他何来的执政资格？更无需谈施行“德政”的机会？而且，他本人业绩斐然、功高震主，纵然他不先下手为强，也难保兄长登基称帝后会放过他。故而站在他当时的角度，行此“污点”之举也是蝼蚁不得不做的“偷生”办法。
刘邦斩杀恩人丁公，朱元璋禁止前朝官员庆贺，背后是何用意？
“圣人”尚且如此，后世步入历史前台的政治家们自然也是心领神会、甘之如饴。在“偷生”和“讲义”之间灵活切换身份角色，从而建成了较秦国更为长久的王朝，典型的如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
汉高祖刘邦虽然建立了强大的汉王朝，但建立过程也颇为坎坷，楚汉之争时险些命丧黄泉。他和项羽争斗早期，趁项羽北方作战之时，采纳张良计谋突袭项羽大本营彭城。项羽听闻立马率三万骑兵回救，虽然千里行军、旅途劳顿，但硬是凭着强大的战斗力将刘邦打得大败。
刘邦逃跑途中，被项羽大将丁公追上。眼看就要被丁公擒获，脖子上的脑袋将要搬家，刘邦赶紧跳下马，向着丁公求情道：“我们都是一代贤才，为何不能相容？”丁公头脑简单，觉得刘邦说得有理便将其放了。后来刘邦击败项羽做了汉高祖，丁公想起这位一代贤才，觉得自己有恩于他，定然能施加封赏。谁知一见面刘邦便将其五花大绑，当着全体将士的面说：“丁公这畜牲，身为项羽部下却不忠于他，私自放了我，害得项羽失了天下。”说完未等丁公反应过来，一刀砍了他的脑袋。
刘邦当初之所以跳下马，不顾君子风范，厚着脸皮向丁公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也是站在保命这个现实角度做出的“偷生”之举；等到天下一统，四海归一之时，如何有效地施行统治便成了摆在眼前的问题。因此不顾恩情、恩将仇报，当众斩杀恩人丁公，也并非其丧心病狂，其背后用意是为了树立“礼制”标杆，标榜自己“崇德重义”之用，也即为“讲义”，从而为“德政”的实施提供基础。司马光也曾评述此事，指出“刘邦自起兵之后，网络天下豪杰，招降纳叛，数不胜数。等做了皇帝，唯有丁公一人受罚。原因为何？前为进取，今为守成，形势不同罢了。”
另一很会在“偷生”和“讲义”之间切换身份角色的便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起事之时，甚是爱才，不论哪个阵营，只要有才，均不惜一切代价据为己有。因此，在面对敌人阵营派遣而来的才子张昶，纵使张昶“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心里一直装着元王朝，但朱元璋一直强行将其扣留在身边为自己效力，直至张昶的一封“通元”书信被发现才将其斩首。
等到1370年农历四月，逃亡应昌的元顺帝病逝。明军一鼓作气将元军击溃，使得他们短时间不能兴风作浪。消息传到南京城后，群臣欢呼。朱元璋却示意群臣停止欢呼，并面孔冰冷地对前来拍马屁的刘炳说道：“你是前朝官员，就不要祝贺了吧。”随后郑重宣布道：“凡是在元朝工作过的官员，一律不许庆贺，这是命令。”
朱元璋与刘邦的做法可谓如出一辙：其创业时之所以百般招纳前朝官员，也是站在为其政权“偷生”的角度，后来之所以不让前朝官员庆祝胜利，也便是今非昔比，形势不同罢了。背后用意也是为了树立礼义廉耻之规范，从而为“德政”治理下的明帝国万世传承打下基础。
结语
综上分析可知，孔子提出的“德政”虽好，但由于具体情况的差异、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也不能盲目遵从。“德政”是为人君者治国的终极目标，但在其成为人君之前、面临国难之际，也要适时摒弃“德政”所言的那一套“仁义”理念，为“偷生”做好准备。等到天下大定、四海归一，身份则应切换至“讲义”层面，为“德政”的全面实施奠定基础。这实际即为“德政”实施过程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解决得好，可如唐太宗李世民一样开启盛世、万古留名，解决不好，则很有可能重蹈宋襄公的覆辙，不仅惨败身死，还将落下笑柄，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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