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更路簿》與水羅盤
《更路簿》中的“北海”指的是南沙群島
《更路簿》是《南海更路經》的俗稱，一些民間人士又將其稱作“南海天書”。《南海更路經》包括手抄本《更路簿》和口傳的“更路傳”，是記錄中國海南省沿海漁民在西沙群島、南沙群島航行的航向和航程（古稱海道針經）的書，是海南省漁民在南海諸島航海實踐的經驗總結並世代口述傳抄的航行指南，是研究我國漁民開發南海諸島的珍貴資料。
我國古代以“更”計時，一天分為十更，在正常季風的作用下，帆船在一更時間順風航行的距離，便算作一更的行程。因此，“更”便由計時單位演變為計程單位。自古代至20世紀五十年代我國航海人一直習慣使用更為計程單位。一更約為十海里。“路”是指船隻在海中航行的線路。因為在各種抄本的《更路簿》中大都用“立××更路”來作為書中的篇名。所以，學界大多將其稱為《更路簿》。
在帆船時代，每年立冬或冬至時節，海南漁民趁著東北季風揚帆啟航，前往西南沙群島進行捕撈作業。他們捕撈的海產品最初是運回海南等地銷售，後來由於捕撈技術的進步以及捕撈範圍的擴大，有不少漁船前往馬來半島或安南山（今越南）從事早期的對外貿易活動。這些人往往在翌年的清明或端午節前後購買外國產品，趁著東南季風返航回國，將這些貨物在國內銷售。海南漁民在長期的海洋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步認識並熟悉了西南沙各島礁的基本情況，為了辨別各個島礁之間的不同，海南漁民對西南沙各島礁進行了命名，而這些漁民的命名大都記載在各種手抄本《更路簿》之中。為了在西南沙海域航行的方便，海南漁民在為各島礁命名的基礎上開始對自己多年的航海經驗進行總結和記錄，於是用於指導漁民從事海上航行的航海秘籍《更路簿》便悄然問世。
中國人民最早發現和命名了南海諸島，這一發現和命名不僅不斷深化，而且貫穿於中國人民在南海活動的整個歷史進程當中。中國人民最早對南海諸島進行了開發和經營，正是漁民們基於在南海長期的生產活動，不僅加深了對南海的瞭解和認識，而且產生了多種形式的記錄載體，《更路簿》便是其中之一。中國政府最早並持續不斷地對南海諸島進行了行政管轄，《更路簿》便是其管轄範圍的重要佐證。根據筆者多年南海漁村調研及深度研究成果，南海《更路簿》透露出的中國在南海之固有權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按照國際法，命名權是行使主權的重要手段之一。《更路簿》中對南海諸島的命名充分反映了中國漁民對南海島礁實施“先佔”的歷史事實，其中有的漁民俗稱後來成為了島礁官方名稱，更是強化了這種命名權。這些將近200個漁民俗稱是建立在漁民對南海諸島的島嶼、沙洲、暗沙、暗礁和暗灘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上的，而且廣泛採用了當地漁民的專門用詞和習慣名稱。命名主要是參照以下五點：一是中國傳統海神信仰；二是該島礁的外貌特徵；三是該島礁在歷史上發生的特殊事件；四是該島礁所處位置；五是開往該島礁的航向。
根據中國傳統海神信仰命名的島礁是永興島（貓注），據筆者考察南海《地羅經》發現，“貓注娘娘”即為海神媽祖娘娘之轉音，故永興島（貓注）亦可稱為“媽祖島”。根據島礁的外貌特徵命名的島礁，其稱呼可以望名知形。如：石塘(永樂群島)、黃山馬(太平島)、秤鉤(景宏島)、眼鏡(司令礁)、銀鍋(安達礁)、魚鱗(仙賓礁)、褲歸(庫歸礁)、雙黃(雙黃礁)、牛軛(牛軛礁)、石盤(畢生礁)、深圈(榆亞暗沙)等。根據在生產和生活中發生現象較深的事件命名的島礁有：幹豆(北礁)、耐羅(北子島)、鐵峙(中業島)、無乜(無乜礁)等。根據島礁所處位置不同而起名的有：上峙(宣德群島)、下峙(永樂群島)、第三(南鑰島)、黃山馬東(敦謙沙洲)等。根據漁船開往該礁盤的航向起名的島礁有：大光星(光星礁)、光星仔(光星仔礁)、西頭乙辛(日積礁)、東頭乙辛(蓬勃暗沙)、醜未(渚碧礁)等。
另外，近代西方航海人所記載的 Sin Cowe、Nam Yit，即來源於海南漁民所稱的秤鉤峙和南乙峙；Thi-Tu、SuBi、Itu Aba也源自我國漁民所稱的鐵峙（中業島）、醜未（渚碧礁）、黃山馬（太平島）等稱謂，如同這樣的記錄舉不勝舉。
其二，《更路簿》中反映了漁民在南海諸島的作業路線。其中記載的更路（即航線）有200餘條，主要記錄了海南省漁民從海南省東部文昌市的清瀾港、瓊海市的潭門港出發，航行至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乃至東南亞各地的航向（古稱航海針位）和航程（古稱更數）。各種抄本的《更路簿》所記載的航海針位和更數基本上是正確的，與今天的經度和緯度相比較，其誤差極其微小，而且在這些《更路簿》中已經注意到了海流方向與航行的關係。
這些航線體現的中國漁民在南海傳統漁場的大致範圍，已經基本涵蓋了南海諸島的全部地理範圍。該範圍北起海南島南部沿海，南包曾母暗沙，東到蓬勃暗沙，西至日積礁。幾百年來，中國人民在這一範圍內從事漁業生產、開發海洋資源、組織海上運輸甚至在一些無人島礁上站峙（長期居留於島礁），逐漸形成了針對南海島礁的“站峙點開發模式”，使這些島礁成為了能夠維持人類居住和從事經濟生活的島嶼。這些都是我國擁有南海諸島主權的鐵證。
《更路簿》傳承人蘇承芬和他復原的清代南海漁船模型
海南漁民傳統島礁捕撈工具：魚叉、蚵鑿、參刺、螺爪
其三，至遲自清前期開始，海南島潭門等地的基層政府，即針對當地漁民赴南海西南沙群島的漁業生產行為進行了有效的管理。主要方式有頒佈許可、米糧限購與漁稅徵收。當時漁民出海需獲得鄉一級政府的許可，基層政府根據船主上報的具體航行線路之遠近、船工人數之多寡等要素確定其攜帶米糧的數量。漁船返回母港，基層政府則委派民團登船檢查所得漁獲數目，並以此作為漁稅徵收的依據。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要求東南四省沿海商船和漁船必須用不同顏色的油漆塗飾船頭和桅杆，以示區別，當時廣東的船頭油漆成紅色，於是有了紅頭船之名；海船的兩側需刊刻字號，寫明某省某州縣某字某號船，同時明令“取魚不許越出本省境界”。由此可知，清代海南漁民依據《更路簿》中描繪的漁業生產範圍從事的捕撈作業和島礁開發已被納入廣東省行政管轄之下，地方政府多項管理措施的實施亦從側面體現了南海諸島屬於中國這一固有基本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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