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陆和西方世界爆发新冠病毒大流行，掀起了西方世界一批哲学家、思想家和著名作家有关思想、哲学评论和自我批评的热潮。
与医生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抗击新冠病毒及避免感染的方法建议正相反，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指责一系列的思想因素，而这些因素加剧了大流行的损失。
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分析了当前全球健康危机的道德和政治后果及影响，并敦促欧盟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成员国提供帮助，哈贝马斯并表示：“我们必须努力废除新自由主义。”
在尼古拉斯·特朗（Nicholas Trung）接受法国报纸采访时，这位哲学家——生于1929年，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迫使世界采取了无知行为，人们看到各国政府在咨询公认无知的病毒学家基础上做出了决定。哈贝马斯预计，这种非常规的经历将在公众良心上留下印记。
相信团结的“欧洲宪法”著作的作者谈到了这场健康危机的道德挑战，并认为，宪法所提供的保证很可能有助于不触及人类尊严，他对医院重症监护室饱和造成的危险表示关注，因为医生可能不得不做出悲惨的、不道德的决定。
哈贝马斯解释说，这是在不考虑社会地位、出身、年龄等因素情况下，出现了违反严格平等待遇原则的诱惑方法，因此，有一种以牺牲老年人为代价来帮助年轻人的诱惑，即使老年人同意克己的道德立场，那么谁可以“区分”一个人的生命与另一个人的生命呢？医生如何赋予自己决定生死的权利？
这位“新德国共和国的哲学家”补充说，在仅允许悲剧性决定情况下，医生必须仅根据表明相关临床治疗很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医学证据来指导该决定。
就采取结束卫生隔离措施的适当时间相关决定时，在道德和法律层面上保护必要的生活似乎与功利主义的思考逻辑相抵触，这意味着，在平衡经济或社会危害与可预防的死亡时，政治家必须抵制“功利主义思想的诱惑”。
正如哈贝马斯所见，至于准备冒着卫生系统饱和及因此导致高死亡率的风险，以使经济得到缓解，以减轻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灾难，基本权利阻止国家机构采取任何受益于任何人死亡的决定。
当被问及紧急状态是否可能转变为民主基础的相关问题时，这位哲学家警告说，为了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必须限制大量重要的自由权利，但这是实现生命和人身健康基本权利的一项必要措施，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这个决定。
德国哲学家——他被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遗产继承人，该学派开创了诸如工具理性霸权等哲学概念——透露称， 在计算机前花费大量时间来反思科学和思想史，可以减轻对计算机的压力。
当转向讨论欧洲团结相关问题时，哈贝马斯敦促欧洲国家团结一致，并帮助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成员国缓解金融市场的投机压力，以挽救欧元，从而挽救欧盟的坚实核心。他发问道，“如果在新冠病毒危机困难时期无法证明欧洲人团结一致，为共同的未来而战，那么欧洲联盟的益处在哪里？”
当被问到这可以为不受欢迎、不团结的欧盟注入新生命的说法时，哈贝马斯解释说，所选择的论点和术语对抵制情绪没有太大好处，但是扎实的欧洲核心能力可以采取行动并为当前的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这可以证明欧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尽管这场全球危机可能会给威胁欧洲的民族民粹主义力量带来动力，但这位哲学家表示，右翼民粹主义者呼吁欧盟各成员国在国家壁垒背后行事，这取决于两件事：民族国家丧失了政治行动能力这一事实引起的愤怒，以及从直观的防御反应到真正的政治挑战。
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对于远远超出了贫困和边缘化人群范围的普通“右翼”民粹主义者来说，他们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事实，这是许多刺激和令人不安因素导致的结果，例如技术变革和劳动力世界中的持续数字化以及移民现象，而移民现象令他们对经济和社会状况感到恐惧。
这名德国哲学家警告说，民族民粹主义和极端右翼主义者的危险日益增大，他并表示，政治当局以违反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为借口而对其视而不见。
这位哲学家——他不久将向出版一本关于“哲学历史”的巨著——最后总结称，我们应该拒绝做的是，承认统一的民主欧洲才能使我们摆脱这一困境，摆脱后民主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