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肆虐之中，中國與全球經濟遭受挑戰，失業率急劇攀升。當前時刻，需要為低收入群體紓困，需要避免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也需要抓住時機推動改革。
在4月25日的CF40季度宏觀政策報告論證會“紓困、振興與改革”上，CF40高級研究員張斌發佈2020年第一季度宏觀政策報告並指出，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給當前的經濟局面留下來眾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羅斯福各類新政措施可總結為3R：Relief（紓困）——立即採取行動遏制經濟狀況惡化，Recovery（復興）——以臨時性政策措施刺激消費需求，將經濟恢復至正常水平，以及Reform（改革）——制定長期方案，避免再次發生經濟蕭條。
分析大蕭條原因和羅斯福新政，可得以下啟示：
❶ 保持信貸增長和防止通貨緊縮是避免過度蕭條的特效藥。信貸緊縮會放大需求下行和供給收縮之間的惡性循環，致使經濟下行越陷越深；保持合理信貸增長的邊界在於通貨膨脹率，貨幣當局最優先考慮的目標是溫和的通貨膨脹率。
❷ 打破財政平衡教條。止住需求下行除了信貸的支持，也需要通過擴大財政支出提高需求。
❸ 避免國際貿易爭端。困難的經濟局面會激發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抬頭，貿易保護政策呼聲也會更高。然而貿易保護政策不僅不利於出口，還會加速國際債權債務關係的惡化，破壞整體國際合作應對困難局面的氛圍。
❹ 紓困要有針對性，避免帶來新的市場扭曲。政府工程以及提供的就業機會可能存在扭曲勞動力市場以及資源浪費的缺點，宜以短期限、臨時性的就業計劃為主。
❺ 政策是一連串試錯，重在糾錯。
❻ 關注對特權的制衡。制衡性的理念能夠對緩解社會衝突和促進經濟結構平衡發揮積極作用。
本文節選自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2020年第一季度宏觀政策報告《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報告執筆人為CF40高級研究員張斌，CF40項目研究員朱鶴，CF40青年研究員張佳佳、鍾益。
”
插播一個預告！
4月30日（週四）20:00，浦山講壇第13期，我們邀請了伯克利教授、《鏡廳》作者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CF40資深研究員、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張曉慧，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CF40高級研究員張斌，帶來“紓困與復甦：從大蕭條說起”線上講座。
作為當今國際學術界極富影響力的著名經濟學家，巴里·埃森格林在著作《鏡廳》中橫跨1933至2008，縱覽決策機制與市場表現，深入探究了經濟衰退與金融危機的根源。
此次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再次衝擊經濟金融市場，巴里·埃森格林又將如何解讀？四位嘉賓將會產生哪些思想碰撞？敬請關注！
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
文 | 張斌 等
“大蕭條是宏觀經濟學研究的聖盃”不只是溢美之詞。
病毒傳播是人類面臨的最大健康傷害，如果某項研究理解了廣義的病毒傳播的機理並且找到了大幅降低病毒傷害的方法，那麼它戴上“醫學研究聖盃”的帽子應該是當之無愧。
失業和破產也像病毒一樣，會從一個區域傳播到另一個區域，一個部門傳播到另一個部門，應對不當會造成經濟大蕭條。
大蕭條的相關研究幫助我們理解了為什麼經濟運行會發生大蕭條，總結了教訓，為避免再次出現大蕭條開出了藥方。
大蕭條的相關研究結論平時在論文和教科書上看起來平平無奇，將其放在更具體的場景下，才能瞭解這些研究的價值。大蕭條期間錯誤的經濟思想和政策選擇加劇了經濟傷害，百業凋敝，一邊是全國很多的家庭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另一邊是限制糧食生產和把棉花銷燬在田地。
大蕭條的研究以及後來的宏觀經濟學研究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宏觀經濟運行的認識，在這些認識的幫助下，即便我們後來面臨與大蕭條前夜相似的負面衝擊，也不必付出當初大蕭條那樣不必要的巨大代價。
羅斯福新政開始以後，美國經濟結束了大蕭條並且開始持續的經濟復甦。羅斯福新政當中有幫助美國經濟走出大蕭條的內容，但更重要的內容在於“規模宏大的社會實驗”。
羅斯福新政和後來對政策的糾正是一連串的試錯，它重塑了美國的政府職能，強化了民主社會主義，其影響至今仍隨處可見。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是一段非常寶貴的歷史財富，對於後世如何避免大蕭條、如何紓困、如何振興經濟、如何推進改革的借鑑價值有著持久的生命力。
“驚人的愚蠢”——大蕭條
◆ 大蕭條從1929中期到1933初歷時四年，經濟持續四年衰退。工業產出下降37%，價格下降33%，實際GNP下降30%，名義GDP下降一半以上。1/4的勞動者失業，失業人數高達1150萬人，1932年夏天超過半數的美國工人無法全職工作，勞動時間和報酬只有全職工作的59%。
不僅是低收入群體難以度日，大量的中產階級也過不下去，食不果腹。有軌電車上每天都有人暈倒，送到診所以後多數都是因為餓暈。
◆ 大蕭條之前的上世紀20年代是美國經濟最好的時代。美國經濟增速連續多年超過５%，這是美國經濟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
大量的汽油拖拉機進入農場。電報、電話、收音機、留聲機、電冰箱、汽車進入普通美國家庭，美國汽車產量在20年代翻了一倍。截至20年代末年，全美有1.23億人口，汽車數量達到2300萬輛。
20年代也是房地產市場的大繁榮時代，修建摩天大樓成為時尚，這十年修建的摩天大樓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克萊斯勒大廈即是那個時代的標誌建築。
◆ 樂觀的預期再加上投機盛行，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泡沫自然而生。紐約、芝加哥等眾多大城市的房價大幅上漲，佛羅里達州的房屋價值也大幅上漲，各種支持房地產投資的金融工具被廣泛應用，1929年城市房地產抵押貸款餘額為279億美元，佔當年國民收入的32%。
1928年美國公開發行的公司債券和票據為471億美元，是1920年的1.8倍；非聯邦公開證券為336億美元，是1920年的2.8倍。著名的投機分子龐茲即是那個時代佛羅里達眾多房地產投機分子中的一員。
寬鬆的貨幣條件進一步放大了泡沫。歐洲的政治家和銀行家對20年代初一度放棄金本位後的通脹肆虐記憶猶新，美國也是當時金本位的捍衛者。他們相信金本位下貨幣的穩定價值是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關鍵保障。
英國的國際收支不斷惡化，德國和法國央行要把英鎊資產兌換為黃金，英國黃金外流，維持英鎊與黃金的比價愈發力不從心。美、英、德、法央行行長之間協調的結果是美聯儲1927年降息，目的是減少英鎊的壓力，支持金本位。這樣做也支持了股市上漲。標準普爾500指數從1928年初的17.1一路上升到1929年8月份的31.7，一年多的時間累計漲幅85%。
◆ 美聯儲加息後股市泡沫開始破滅，緊接著是商品價格暴跌。美聯儲對不斷上升的股票價格早有擔心。美聯儲先是限制其會員銀行發放貸款給股票經紀商和經銷商，即所謂的“直接壓力”政策，但來自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影子銀行體系很快就補上了這個缺口，1928年一季度非銀行渠道提供了近一半的經紀商資金需求。
1929年美聯儲放棄了直接壓力政策，轉向提高利率，此後不久，股票市場開始自由落體式的下滑。標準普爾500指數從1929年8月份的高點31.7持續下降到1932年5月的4.5。
一戰之後的農業生產大幅擴張，農產品和原材料價格在上世紀20年代一直低迷。股市下跌以後，農產品和原材料價格更是雪上加霜。
查爾斯.金德伯格認為農礦產品的價格下降是通貨緊縮傳播的主要渠道，價格下降從股價到農礦產品，再到進口商品價格。1930年6月相較1929年底批發價格下降了7%。
◆ 泡沫破滅後，巨大的經濟結構失衡也露出水面。生產率快速進步帶來眾多新部門的同時，也會破壞很多傳統部門。就像動物蛻皮一樣，大規模破舊立新讓經濟結構處於非常脆弱的狀態。
農業機械的大量使用大幅提高了農業生產率，提高了農產品產量，同時也大幅壓低了農產品價格。大量的中小農場破產，大量農民失去工作。
工業部門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替代勞動的技術進步在提高產量的同時還消滅了大量就業機會。
上世紀20年代收入分配惡化程度也達到了大蕭條之前的最高峰，1928年美國最富1%家庭收入佔總收入比例近1/4，而這一比例在1918年約為15%，最富10%家庭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在1928年接近50%。
泡沫把產業結構失衡、收入分配失衡、支出結構失衡等等這些矛盾一起掩蓋了，一旦泡沫破滅，失衡問題露出水面 ，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都面臨巨大壓力。
◆ 銀行破產接踵而至，對經濟的傷害加劇。泡沫破滅和經濟下行環境下，銀行破產在所難免。
1930年位於田納西州的考德威爾家族下的銀行大量破產，合眾銀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等銀行的破產也增加了儲戶對其他銀行的擔心，銀行擠兌風險上升。幸運的是，負責監管田納西金融體系的亞特蘭大聯儲銀行有豐富的應對金融危機經驗，考德威爾家族下的銀行破產並沒有大面積擴散。
紐約聯儲沒有出手救助合眾銀行，但是給其他紐約的銀行提供了大量流動性支持，防止了恐慌性擠兌和流動性危機。1930年的銀行業危機並不嚴重。
弗裡德曼和施瓦茨認為大蕭條主要傳播機制是銀行恐慌。大蕭條裡面有三次銀行危機，銀行倒閉增加了銀行對存款準備金的需求，增加了公眾對現金的需求，影響了信貸和消費開支。
伯南克認為銀行破產造成的主要影響是信貸收縮。 銀行破產就不能提供貸款，沒有破產的銀行更傾向於提供高流動性貸款。企業貸款成本上升，高漲的信貸成本對家族公司和小公司的傷害遠大於對大公司的傷害。
◆ 即便是有了泡沫破滅，有嚴重的經濟結構問題，大蕭條研究的經濟學者並不認為經濟要為此付出百業凋敝、1/4的勞動者失去工作的代價。
資產泡沫破滅、價格下跌、銀行破產、結構矛盾這些問題並不鮮見，出現大蕭條更主要是因為錯誤的政策應對。一場大的病毒傳播開始了，大蕭條期間採取的應對辦法不僅沒有控制傳播，反而是加劇了傳播。
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期間的應對政策是驚人的愚蠢，後來的大蕭條研究學者指出大蕭條主要來自過度的信貸緊縮。
◆ 貨幣政策加劇了經濟蕭條。美聯儲認識到了銀行擠兌帶來的惡性傳染效應，採取了有效的流動性支持措施和其他方法防止銀行過度破產。
貨幣政策的主要失誤在於選擇了不合實際的金本位政策目標和真實票據理論（Real Bill Doctrine）。為了維護金本位，先有降低利率刺激泡沫，後有提升利率惡化信貸。1928和1929年美聯儲開始緊縮貨幣政策，他們相信可以抑制流向華爾街的信貸而不會傷害實體經濟。
1931年貨幣危機衝擊了歐洲國家，英國放棄金本位，德國保持馬克價格但是限制外匯交易，事實上放棄金本位。英鎊貶值的時候市場預期美元也會貶值，美聯儲選擇堅守美元相對黃金的幣值，提高了利率，這進一步加速貨幣供應下降，惡化了信貸。
1931年貨幣供應量增加額降低到大蕭條期間最低水平。1932年美聯儲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增加貨幣供應，但是聯邦儲備銀行之間缺少必要的合作限制了公開市場業務的規模。法國和英國擔心美元貶值開始大規模提取美元頭寸，紐約聯儲告急，芝加哥聯儲拒絕幫忙，公開市場業務因為缺乏資金也被放棄。
真實票據理論是上世紀20年代以前流行的貨幣理論，在當時的美聯儲獲得高度認同。真實票據理論認為貨幣發行應該與實際經濟活動相一致。經濟擴張需要資金做生意的時候銀行應該提供信貸，經濟收縮不需要資金的時候銀行就沒有理由出手。貨幣政策對經濟的作用只能“拉繩子”不能“推繩子”。
按照這個理論，當經濟收縮的時候，唯一可以依賴的力量是市場的自發調節，用當時費城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喬治·諾里斯的話來說就是“減少產量，減少存貨，逐漸減少消費信貸，結算證券和貸款，勒緊腰帶增加儲蓄”。這樣的理論支持下，不難理解美聯儲在大蕭條期間的緊縮政策作為。
◆ 貿易保護政策對經濟蕭條推波助瀾。1930年6月胡佛總統批准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將可徵稅的進口品稅率從38%提高到45%。這個政策的初衷是降低進口商品的競爭力，讓美國消費者更多消費國內商品。
貿易保護式政策帶來了貿易伙伴的報復措施，對美國的出口不利。很多經濟學傢俱體測算了這個法案對出口、投資和GDP的影響，結論是影響並不大。
彼得·特明指出，美國1929年出口佔GNP的7%，接下來兩年出口下降相當於1929年GNP的1.5%，考慮到這些年份裡面世界需求普遍下降，出口下降不能都歸結於關稅上升。考慮到所有的乘數效應，出口下降還是無法解釋大蕭條。
貿易保護政策帶來的破壞不止於此，它還破壞了當時的全球資金流動格局。美國是淨債權國，如果美國進口更少，那麼其他國家就更難以獲得美元還債，這把美國的債權人和其他國家債務人都推到了更艱難的局面。
埃森格林認為，貿易保護政策的不利影響最主要不是由此帶來的出口或者投資下降，而是破壞了當時的國際合作氛圍，刺激了“全世界的民族主義情緒”。
◆ 財政政策無所作為。胡佛總統堅守傳統價值觀，他反對救濟，宣稱志願組織和社區精神從未從美國民眾身上消失，沒有必要著急特別應對失業問題。
他認為如果聯邦政府直接向公民提供援助，美國民眾就有“落入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圈套”的風險。他更情願削減政府支出，以便向全國和世界展示預算平衡。
他反對擴大聯邦工程的立法。胡佛總統相信語言的力量，相信世界靠語言生存。他是美國企業拉拉隊長，呼籲通過企業合作才能走出經濟困難，並且堅持企業在低迷時期也要擴大生產。他呼籲地方政府加快道路建設，並且相信地方財政蘊藏著足以支持快速擴張性政策行動的豐裕儲備。
他採取嚴格措施落實反移民法案，宣稱為了緩解就業形勢，把將近十萬本來已經被接納進入美國的外國人擋在國門之外。胡佛總統對勞工統計對於失業率界定概念和測算的失業率糟糕數據表示不滿，他勒令勞工局局長退休，“請別把這種情況成為失業，詞用得不對”。
“一連串的試錯”：羅斯福新政
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3年3月就任美國總統並實施了著名的羅斯福新政（New Deal），新政本身也沒有整體計劃和實施的藍圖，是在實踐中不斷修正的一連串試錯過程。
通常總結羅斯福各類新政措施為3R，即Relief（紓困）——立即採取行動遏制經濟狀況惡化，Recovery（復興）——以臨時性政策措施刺激消費需求，將經濟恢復至正常水平，以及Reform（改革）——制定長期方案，避免再次發生經濟蕭條。
表1為羅斯福新政主要政策按照3R原則進行的具體分類。
表1 羅斯福新政3R具體政策
改變經濟發展方向需要戲劇性的、極其清晰可見的政策變化信號。政策信號要能被廣泛理解，不能輕易由舊的政策制定者發出。這些羅斯福新政都做到了。羅斯福新政在大蕭條期間幫助了困難群體，穩定了經濟增長，並給後來的制度建設留下了大量遺產。
與前任胡佛總統相比，羅斯福不再強調過去的教條，而是根據現實需要制定政策。新政強調恢復銀行發揮正常功能，重新修訂了美元對黃金價值，想方設法救濟困難群體，這些措施對經濟走出大蕭條起到了作用，但也不乏爭議。
新政毫不掩飾地動用政府力量干預經濟，以《國家工業復興法案》和《農業調整法案》為代表的兩項方案的主要目的都是限制生產，提高產品價格，這些方案後來都被最高法院判定違憲，但是對保護勞動權益和農產品價格調控的做法被其它方式繼承了下來。
1933-1937年期間，失業率從1933年的37.6%下降至1937年的21.5%，實際GNP（以1929年為基準）從683.37億美元增長至1039.17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8.2%。1938年經濟有所回落，實際GNP同比增速為-7.0%，1939年又恢復到1937年水平。
1938-1939年失業率為27.9%和25.2%，有批評者認為羅斯福新政期間一直未達到充分就業水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軍工產業興起，美國經濟才實現了充分就業（1941年失業率才降低至14.4%，直到1942-1943年期間（失業率分別為6.8%和2.7%），美國的失業率才回落到了1929年的水平）。
圖1 1928-1941年失業率（Non-farm emplyee）
數據來源：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美國國家統計局。
圖2 1929-1941年實際GNP增長率（以1929年為基期）
數據來源：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美國國家統計局。
制度改革方面，擴大了聯邦政府的職責範圍，重塑了政府與市場以及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關係，田納西河谷管理局就是很好的嘗試，但最終沒有實現在全國進行推廣。
新政強調幫助工人、少數族裔和黑人，推動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通過系列立法建立了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體系，同時也為婦女、兒童和殘疾人士提供救濟和基本保障，初步構建了全國性的社會保障體系，使美國步入福利國家行列。
在環境保護方面，一方面通過了《農業調整法案》《水土保持和國內分配法》等法案，通過為農戶提供補貼的方式鼓勵休耕，另一方面也通過農業、環境等方面的公共工程建設保護了環境。
具體來看3R政策的措施與爭議：
（一）紓困（Relief）
金融的整頓。1933年3月-6月，接連宣佈的“銀行假日”和《緊急銀行法》，以及1993年《銀行法》，阻止了市場恐慌，恢復了公眾對於銀行和證券交易的信心，終結了銀行擠兌，使黃金逐漸迴流銀行體系，暴跌的股市得以恢復，穩定了金融體系。總統被賦予管制信貸、貨幣黃金、白銀和外匯交易方面的緊急處理權力，美元對黃金大幅貶值。
確立直接救濟和以工代賑的政府直接救助模式。
直接救助 ，1933年5月創建聯邦資金救援署（FERA），從復興金融公司劃撥5億美元對各州劃款進行救助。從1933年至1941年，各類直接救助金額達94.97億美元，約佔同期間GDP的12%，包括對老年人、兒童、盲人、農業的補貼、一般救濟以及聯邦資金救援署（FERA）的一些特殊項目。
以工代賑，1933年羅斯福上任第二個月就設立了平民保育團（CCC），為18-25週歲的男子提供臨時性工作，工作時間最初為6個月後提高至2年，期間也通過提供培訓為該年齡段普遍不是熟練工的青年提高工作技能。工作內容主要為修築公路、防水治蟲等農業和公共類項目，這也是後期調查中普遍評價較好的項目。
1933年5月成立土木工程署（CWA），約為400萬失業者提供臨時性工作，工作內容為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水土保持工程、公共場所建設等。Fishback et al.（2005）估算，救濟支出每增加1美元，能夠提高約83美分的收入。
（二）復興（Recovery）
為了達到刺激消費需求、恢復經濟至正常水平的目的，羅斯福政府立法通過了《農業調整法案》（AAA）、《國家工業復興法案》（NIRA），成立了公共工程管理局（PWA）、公共事業振興署（WPA）以及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VA）等機構。復興政策的具體做法和效果存在爭議較大。
◆ 《農業調整法案》。該法案主要目的是提高農民收入，主要內容是限制農產品產量，給予自願減少生產面積的農民補貼，補貼資金來源於向食品加工商徵稅；對撂荒土地予以賠償；由於法案頒佈時，農戶已經種植了大量棉花，政府和棉花種植者簽訂合同要求他們毀壞已經耕種好的部分作物。該法案1936年1月被美國最高法院宣佈因聯邦政府非法干預地方各州內部事務違憲而撤銷。
後來研究表明農民的收入並沒有因為該法案而得到提高。例如，Fishback et al.（2005）8研究發現，《農業調整法案》對零售銷售和收入幾乎沒有或者完全沒有積極影響，甚至已經產生了實質性的負面影響。該法案改變了土地所有者的動機，最終使得農場主得到了大部分補貼，但農業從業者的收入反而下降了。
《農業調整法案》雖然被廢除，但是保護農產品價格和農民收入的初衷保留了下來。1938年出臺了替代法案，建立了農產品平倉制度，通過新修建很多糧食倉庫防旱災，政府可以通過調整存糧來影響價格，該法案還要求對特殊農作物進行支持，並提供農產品播種面積分配值和消費配額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
◆ 《國家工業復興法案》。該法案目的是提高工業部門的收入和就業，主要內容是調整勞資關係，減少勞動時間，支持工資上漲。從提高工資和物價水平角度看該法案發揮了一些作用，但總體效果不如人意。工資的上升並沒有推動就業上升，過高的真實工資減少了而不是擴大了就業機會。
該法案1935年因被最高法院判定違憲而廢除。儘管如此，該法案對後來的美國勞資關係和工會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國家工業復興法案》被廢除以後不久，國會通過了參議員瓦格納提出的《國家勞動關係法》，通過立法保護工人的做法取得了廣泛認可。該法案沒有再像全國復興總署那種建立在國家中心主義基礎上、具有制定行業守則權利的行政機構，而是引入了力量制衡的理念。
缺乏對企業管理層的制衡在當時被認為是造成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此後美國工會急劇擴大，1930年不到10%的製造業工人是工會會員，1940年1/3的製造業工人成為工會會員。同一時期採礦業工人成為工會會員的比例也從20%上升到75%。
羅斯福總統不僅強調勞動者對企業家的力量制衡，也強調消費者對企業家的力量制衡。 他倡導成立消費諮詢委員會，以代表廣大消費者利益。
◆ 公共事業振興署。公共事業振興署（WPA）是以工代賑最重要的機構。不同於紓困（Relief）中提供短期、臨時性工作的平民保育團（CCC）和土木工程署（CWA），公共事業振興署是通過公共工程提供長期限的工作。
WPA計劃花費約110億美元，修築了上千座機場、上萬個運動場、800多家校舍和醫院。
儘管在制定政策時，為了避免對私人部門的影響，WPA避免選擇與私人部門競爭的項目，工資也低於私人部門。但仍有研究結果表明，長期限的以工代賑計劃會帶來勞動力市場扭曲，使得私人部門僱工更困難。
Neumann et al.（2010）使用20世紀30年代美國主要城市每月救濟、私人部門就業和私人部門收入的面板數據，通過VAR模型和脈衝響應函數來研究羅斯福新政期間救濟支出和當地私人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動態關係，研究結果表明，採取以工代賑的方式的進行救濟，雖然能夠提高私人部門的收入（頂峰時期，WPA衝擊將私人收入從平均水平提高了0.2%以上。將36個月期間平均值的偏差加起來，累積效應為5.7%。），但同時會導致私人部門就業下降（WPA衝擊使得衝擊後的36個月裡，累積減少私人僱傭的工作月數的4.9%）。
可能的原因是，WPA計劃給出了“安全工資”的概念，儘管WPA計劃的工資低於私人部門，但在就業環境不穩定，失業率如此高的情況下，工人更願意選擇儘管收入較低但更穩定的工作。
以工代賑不僅使得私人部門僱傭更加困難，而且對私人部門就業的負面衝擊又會讓政府繼續增加以工代賑的支出，進入惡性循環。
Kaplow（1989）闡明瞭政府救濟可能會擠出私人部門保險的可能性，其認為政府救濟措施會扭曲個人的保險決策和行為，因為個人只會考慮自己沒有得到補償的風險。在考慮到有政府救濟的情況下，個人僅會對自身面臨的除可能得到政府救濟的全部損失進行投保。
◆ 田納西河流域工程。田納西河流域工程探索和開創了美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雖然在環境治理（防止了河水侵蝕300萬英畝農田）和提高流域居民平均收入上是成功的，但這種模式並沒有在美國其他地區得到推廣。
表2 1933-1941年國家救濟及以工代賑計劃工資支出（單位：千美元）
數據來源：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2,pp.428-429。
注：1、直接救助包括的項目包括：包括對老年人、兒童、盲人、農業補貼、一般救濟以及聯邦資金救援署（FERA）的一些特殊項目。
2、以工代賑計劃數據為估計的工人工資金額，不包括材料、設備和其他開展以工代賑計劃所需費用以及管理人員工資。
3、國家青年管理局（NYA）於1935年6月成立，其1935-1939年間作為公共事業振興署（WPA）項目計劃的一部分。1939年劃至聯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Agency），於1943年解散。
（三）改革（Reform）
1933年《銀行法》確定了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分業經營的原則。出臺這項規定是擔心銀行用公眾存款購買股票會帶來過度投資，並且銀行持有公司的股票可能會影響其貸款決策。但是反對者認為，銀行分業經營會影響其應對風險的能力。
此外，大蕭條前許多州法律禁止銀行設立分支機構，而1933年《銀行法》還允許銀行設立分支機構。
有研究認為美國許多州立法禁止銀行建立分支機構削弱了銀行抵禦危機的能力，分支機構可避免銀行與某些集中的地區和行業高度相關，加拿大的銀行正是憑藉大量的分支機構在金融危機中大部分倖存。
《銀行法》還提出了存款保險制度，相關的機構於1933年正式成立。
通過修訂《銀行法》、《證券交易法》等法律，建立了包括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內的一批金融監管機構，加強了對市場的監管。
通過立法建立了初步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得美國進入福利國家行列。建立了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還限定了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對於最低工資的批評較多，有觀點認為最低工資使得缺少技能和工作不熟練的青年人就業機會減少。
出於平衡財政的考慮，羅斯福政府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的資金部分源自於對個人和企業的徵稅，也有批評者認為1937年企業開始繳納的稅收部分可能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影響了經濟的恢復。
啟示
中國和全球經濟正處於新冠疫情肆虐當中，經濟活動大幅停擺，失業率急劇攀升。需要避免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需要為低收入群體紓困，也需要抓住時機推動改革。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給當前的經濟局面留下來眾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❶ 保持信貸增長和防止通貨緊縮是避免過度蕭條的特效藥
金融體系是繁榮的放大器，也是衰退的放大器。大蕭條的研究學者普遍認同，信貸過度緊縮帶來了大蕭條，信貸恢復以後大蕭條也隨之消失，依靠經濟自身恢復力量走不出大蕭條。
經濟下行有多方面的原因，泡沫破滅、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經濟結構失衡、意外災害發生等等，但是這些都不能充分解釋為什麼會發生大蕭條。
信貸的作用至關重要，經濟下行往往會引起信貸緊縮，如果不能採取有效措施，信貸緊縮會放大需求下行和供給收縮之間的惡性循環，經濟下行越陷越深。
保持合理信貸增長的邊界在於通貨膨脹率，貨幣當局最優先考慮的目標是溫和的通貨膨脹率，這是供求大致平衡的標誌，也是經濟發揮自身恢復力量的保障。
防範金融投機和資產價格泡沫，維持金本位或者匯率穩定往往是貨幣當局難以抵擋的誘惑，但是在通縮面前，其他貨幣政策目標應該讓位。
防範金融投機和資產價格泡沫應該更多依靠宏觀審慎政策，而不是綁架貨幣政策。
經濟低迷時期，貨幣政策只能拉繩子不能推繩子的說法很流行，這隻能說明單獨依靠貨幣政策不足以讓經濟儘快擺脫低迷，不意味著貨幣政策不應該放鬆，也不意味著貨幣政策放鬆對防止經濟蕭條沒有作用。
❷ 打破財政平衡教條
大蕭條是需求下行和供給收縮之間的惡性循環，打破惡性循環需要止住需求下行，需求下行的背景下擴張供給只會讓通縮更加嚴重且難以增加收入。
止住需求下行除了信貸的支持，也需要通過擴大財政支出提高需求。
胡佛和羅斯福總統在財政問題上都有失誤。胡佛總統任期內在大蕭條期間保持財政預算平衡，1930年美國財政還實現了0.7%的盈餘，對提振市場需求絲毫沒有幫助。
羅斯福總統新政期間，財政支出在1933-1936年期間明顯擴張，從46億美元上升到82億美元，財政赤字/GDP上升到5%左右，對恢復需求起到了幫助。
然而羅斯福總統同樣犯下了過於看重財政預算平衡的錯誤，1937年的財政支出下降到76億美元，1938年進一步下降到68億美元，這是解釋1938年美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1939年羅斯福政府再次重新啟動政府投資，財政支出擴張至91億美元，美國經濟走出衰退。
❸ 避免國際貿易爭端
破產和失業不僅是在國內傳染，也會從一個國家傳遞到另一個國家。困難的經濟局面會激發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抬頭，貿易保護政策呼聲也會更高。
貿易保護政策看似保護了進口替代部門的利益，實則代價更大。貿易保護政策不僅不利於出口，還會加速國際債權債務關係的惡化，破壞整體國際合作應對困難局面的氛圍。
❹ 紓困要有針對性，避免帶來新的市場扭曲
針對不同類型群體，要採取不同紓困策略。對不具備工作能力的老弱群體以及特定人群需要提供直接發錢的救濟。對中青年失業群體更重要的是提供工作機會，尤其是通過公共項目建設提供的就業機會。比如平民保育團提供短期限和臨時性工作，不僅為特定的失業青年提供了工作，還為其提供培訓增強了工作能力。
WPA計劃為包括剛畢業的高中生與大學生以及失業的藝術家等提供長期工作，緩解了無工作經驗的畢業生與衰退時期難以找到工作的藝術家等特定群體就業問題，建設完成了許多重要基礎設施、也留下了許多藝術作品。
政府工程以及提供的就業機會可能存在扭曲勞動力市場以及資源浪費的缺點，宜以短期限、臨時性的就業計劃為主。
對面臨現金流斷裂風險的部門提供融資。羅斯福新政時期通過《住宅貸款法案》和《農業調整法案》，分別成立了置業貸款公司和農場信貸聯合會,為由於收入下降而面臨住房和農場被收回的個人和農場主提供融資，《住宅貸款法案》還允許房主在非常時期可以延期還本付息。
❺ 政策是一連串試錯，重在糾錯
國家之手干預經濟的時候，政策設計考慮不周再自然不過。
新政期間的《國家工業復興法》、《農業調整法案》有明顯的重大缺陷，後被廢除。全國復興總署的價格管制措施也被批評是對大企業量身定做，小企業受到更殘酷的壓迫，後來調查發現全國復興總署參與管制的行業當中有7個存在壟斷行為，總署負責人約翰遜引咎辭職。以工代賑等一些紓困措施也存在扭曲勞動力市場的瑕疵。
這些法案和政策都是在特定背景下出臺，剛出臺的時候可能因為政治和情緒綁架政策設計考慮不周，也可能在當時特定環境下利大於弊但隨著經濟環境變化就弊大於利，及時對政策調整和糾錯至關重要。
羅斯福新政期間的很多政策雖然被廢除，但是經過調整後的新政政策留下了很多遺產，新政後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關係都有了很大變化，民主社會主義在後來有了持續發展。
❻ 關注對特權的制衡
羅斯福總統出生於當時美國社會的特權和精英階層，兒童和青少年時期與美國平民階層少有接觸。羅斯福個人則一直在站在特權和精英階層對立面，羅斯福新政各種政策背後都有一個重要的理念是對特權的制衡。
他發明了一種由政府創造制衡性的力量和方法，並稱相關的理念為“確立準繩”。羅斯福力圖在政府不進行直接干預的情況下，確定一種人為的協調機制，激發市場參與主體的活力，讓市場更加公平地運轉。
他支持勞工對企業家的制衡，支持消費者對生產者的制衡，支持西部南部發展對東北部形成制衡，支持低收入、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
要讓制衡性力量真正發揮作用，就必須要讓參與者自身實現可以獨立地發出代表自己利益的聲音，西部和南部需要實現經濟發展才能具有話語權，工人和消費者需要組織起來成為具有抗衡企業家和生產者的力量，而這有賴於國家為工人和消費者提供失業、養老等可能面臨的各種收入損失的社會保障。
這些制衡性的理念對於緩解社會衝突和促進經濟結構平衡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本文為2020年第一季度宏觀政策報告（下），昨日發佈的報告（上）通過分析疫情對於居民與企業資產負債表的不同影響，闡述了疫情衝擊給經濟運行帶來的三個窟窿以及針對性的應對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