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傳》被公認為魯迅最優秀的作品，甚至有人用“只要是在中國有些文化的人，沒有不知道《阿Q正傳》的”來形容《阿Q正傳》的影響力的。而我本人也十分贊同這一觀點，在我上高三的時候，我的語文老師一年一共講了一篇文章，其他時間都用在總複習上了，而他所講的那篇課文，就是《阿Q正傳》，《阿Q正傳》的重要性可見一般。
在談我讀《阿Q正傳》的體會之前，我想先談談魯迅其人及其《阿Q正傳》的問世歷程。
魯迅，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市，原名周樟壽，字豫山，1892年進入三味書屋學習時改為豫才，在他1898年時，隻身去南京求學，同時取學名為周樹人。今天我們所如雷貫耳的魯迅，是他在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用的筆名。魯迅出身於大戶人家，父親的祖父都是在當時有一定影響的封建士大夫。而魯迅的母親雖是“鄉下人”，但也是鄉下大戶人家的閨女。但當魯迅少年時，家道已經沒落了，他便一下子由小康人家墜入困頓，因此也深深領略到了社會的世態炎涼。但這並沒有嚇倒魯迅，他依舊刻苦的讀書，先是去了南京求學，後考取官費到日本留學。在日本期間，他起初在東京進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前往仙台醫專學醫，因在此之間在電影裡看見一箇中國人被日軍砍頭時周圍一群看熱鬧的中國人卻表情麻木時，他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使他深刻地認識到了現在的中國人所要醫治的不是身體，而是靈魂。於是他毅然棄醫從文，寫下了無數篇永載史冊的文章，成就了一生的傳奇。
《阿Q正傳》創作於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發表在《晨報副刊》上。從小說總體結構上說《阿Q正傳》的前三章基本上是一種平面的橫向的性格介紹和舉例1。從第四章（“戀愛的悲劇”）開始，魯迅開始就著手將阿Q的精神特徵放在一連串連貫的縱向生活細節中加以具體展現2。於是便有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魯迅的經典名篇——《阿Q正傳》。《阿Q正傳》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它刻畫出了國人的靈魂，暴露了國民的弱點，達到了“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效果。阿Q的身份雖是農民，但這個形象所表現出的性格弱點卻並不只是農民才具有的，它具有更為廣泛的普遍性，魯迅把阿Q性格作為國民性的最劣表現加以鞭撻，因而也就更具廣泛的社會價值。因此，在作品發表的當時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甚至“對號入座”，以為魯迅在罵他。
在《阿Q正傳》整篇文章中，留給大多數讀者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阿Q的精神勝利法。阿Q常常用過去的和未來的來掩飾他現在的不幸，比如他常這樣誇耀自己：“我以前比你闊多啦！你算什麼東西。”“我兒子會闊多啦”可是當他說這句話時，連老婆還沒有著落。他能用自輕自賤來獲取心理的滿足。在被別人打敗後，他就自輕自賤地承認自己是蟲豸，並以這種自輕自賤的第一開安慰自己，並說，我這是第一，狀元不就是第一嗎，那我就是狀元來“狠狠地”讚美自己一翻。他用祖傳的法寶“忘卻”來掩飾自己生活中的不幸。在捱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後，便立即使出了自己的祖傳法寶，將屈辱拋到九霄雲外，回到土穀祠美美地睡了個大覺。他更可以以自身的醜惡當作是炫耀的資本，當別人說他頭上的癩瘡疤時，他確自傲地認為別人“還不配”。總而言之，“精神勝利法”所帶給阿Q的，在阿Q自身看來，是值得炫耀的資本，是別人都沒有而惟獨自己有的值得大家都來學習的地方。但在其他有良知的中國人看來，則是一種巨大的恥辱，而魯迅想要通過阿Q的“精神勝利法”揭示的，其實就是整個中國國民性的弱點，中國人之所以會成為東亞病夫，就是由於這個軟肋在作怪。中國人向來以為自己地大物博，是天國，其他國家都是自己的附屬國，並且當英國大炮已經炸開中國的大門上，中國皇帝還不知道英國在哪，面積有多少，與中國是否接壤。當一次英國軍官邀請清朝大將福康安去參觀英國大炮，福大將軍卻拋出這樣一句話：“這玩意兒，想來沒什麼稀罕，看亦可，不看亦可。”當時中國人的自大心理恐怕已超出了想象。這與阿Q的“精神勝利法”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阿Q也常常對自己不如人家的地方不顧一屑，照樣我行我素，自以為自己就是皇帝，只是皇帝生錯了地方，在我看來，煞是好笑。
阿Q的另一個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就是在他對革命的態度問題上。起初，阿Q以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他對革命的態度一向是“深惡痛絕之”的。但當他聽說“革命”使城裡的舉人老爺都害怕，未莊裡的男男女女又是如此的慌張之後，阿Q又產生了要投降革命的願望。因此，在魯迅的小說中，阿Q成為了未莊第一個起來歡迎革命並要“投身”革命的人。但是，在阿Q的革命思維中，革命無非就是穿著崇禎皇帝的素來推翻清政府，簡單地說就是反清復明罷了。因此，“他對革命在態度上的這種變化，並不是政治上的真正覺醒，因為他對革命的認識是十分幼稚、糊塗、錯誤的。”4他之所以神往革命，並不是希望推翻地主豪紳，而僅僅是為了滿足自己內心希望，去拿別人的一些東西罷了，從而成為“要有什麼就有什麼”的人，革命以後，他可以隨意地去拿原本屬於趙太爺、錢太爺們的東西，可以抬高自己的階級地位，成為當年的趙太爺、錢太爺們，從而奴役現在和他一起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D、王胡們。這種觀念，是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所“賜予”的，可能也是隻有在中國當年這個封建時代才會出現的極度充滿幻想並且狹隘的小農意識。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帶給人們是絕對的權利概念，君與臣的關係是絕對的。在清朝中期，有一位洋人運了一批貨物到中國沿海港口，他就讓附近的漁民上船去搬下貨物，可當他帶著漁民走向甲板艙的時候，接下來發生的一幕讓他震驚了，漁民們齊刷刷的跪下了，並高呼著“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他向前一看，原來牆上掛著一幅乾隆皇帝的像。在古代的中國，如果是一個下層老百姓，對君權是絕對服從的，除非實在是活不下去了，才會起來反抗，而這反抗，也不會是實質上的改變，僅僅是改朝換代罷了。這樣，阿Q所表現出來的某些特性也就不難理解了。
縱觀阿Q，其實就是一個魯迅概念中的一個封建落後、思想愚昧的鄉村農民的典型形象，是魯迅把自己所要表達的中國農民的種種弊陋都集中到阿Q一個人身上，讓阿Q成為中國當時封建農民的典型代表。而魯迅對於鄉村生活的瞭解是相當有限的，更談不上是熟悉。而他對於阿Q這種“鄉村小戶人家”，所採取的“與其說是建立在詳觀細察基礎上的具體描繪與刻畫，還不如說是藉助於有限的瞭解而充分發揮藝術創作所見許的推理與想象”。總的說來，魯迅在鄉下的時間不超過一年，當然稱不上是鄉下人，他所塑造的阿Q形象其實也就是個城裡人眼中的農民的典型。
阿Q對於中國人的影響無疑是相當深刻的。但在當時，他所起的作用有像我們現在這樣大嗎？“在魯迅時代的稍後時期，當時還是山西省長治第四師範學校學生的趙樹理就嘗試將魯迅的小說讀給家鄉的父老鄉親們聽的實驗，結果卻遭到慘痛失敗——這就與魯迅本人所期待的結果能通過他的作品開出反省的道路6的目標之間發生了巨大的落差。”7而在我看來，魯迅的文章在當時主要是給城市新式學生和知識分子看的，試想當時，在農村，識字的人有多少，能讀得懂文章並能理會作者所要表達的感情的人又有多少。因此魯迅的文章在農村石沉大海的結局在意料之中。但是這並不能妨礙魯迅作品的文學價值和對社會的驚醒價值，起碼對於我們這一輩人來說，阿Q的教訓早以牢記，我們不會再度迷茫，歷史不會重演，這其實也是阿Q帶給我們的最深刻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