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盘踞蜀地数载，造成四川十室九空，天府变荒原的景象，蜀人几近灭绝，康熙年间才恢复生机。蜀中百姓本为安守臣民，为何却要遭受张献忠如此仇恨与残杀，成为史学家们极感兴趣的话题。长期以来，学者对张献忠屠蜀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川人反叛、小农意识层面，关于张献忠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提及却相对粗浅，而对蜀人自身性格的研究也并未涉及。据此，可从三个方面作一简析。
蜀人优良品质下降与张献忠屠蜀有密切关联。曾经蜀地百姓民风淳朴，崇尚仁义礼智信，和睦团结，人不知兵，但崇祯戌巳以后发生很大变化，呈现出川北人民刚率，西部百姓柔滑狡黠，川南地区风气日下，而成都平原和川东百姓狡诈奸深、刻薄诡谲，人心难测的局面，与张献忠率直粗暴的性格大相径庭。
成都平原物产富饶，天府之国的美誉驰名全国，可正是富裕的田产资财助长了川人恶习，日日骄奢淫逸，无数商人交易损人利己、口是心非，贪官、学霸势绅、土豪之人，结党营私、鱼肉百姓。久而久之，竟出现了蜀人欧阳直所说的局面，“又其最甚者，或父子相夷，或兄弟相害，或朋友相杀，或夫妇相伤，或亲戚相残，或宗族相贼，以致积愤不平，抑冤难诉……是知劫难之作，皆由人心之不善致之而蜀中之乱独甚。而祸独惨者，又蜀大人不善之心有以自致之也。”欧阳直本一介布衣，亲身经历张献忠屠蜀始末，他记载的有关蜀风日下、道德败坏严重的情况极为可信，因此，外来人士多对蜀人心存记恨，更不要说性格粗暴、率直的张献忠。强烈的反感情绪激起他久存于心的杀念，在顺治三年二月，逆尝向天诅云: “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因此，屠蜀之祸并非全由张献忠的残暴所致，当时川西平原上部分蜀人的道德因素也是招致祸端的原因之一。
张献忠的特殊经历使之成为一个有仇必报之人。据众多资料记载，张献忠小时候跟随父亲到四川内江贩枣，把驴拴在乡绅家门口石柱上，粪便将其泥污，乡绅大肆羞辱他的父亲，并要求他用手将泥污清理干净，当时张献忠怒目视之而不敢言语，发誓说: “我再次来时，一定要杀死你们，以解我心头之恨。”泥污事件玷污了他强烈的自尊心，自此，张献忠对四川人心生仇恨。
另一段经历与士子、僧人有关。据说，曾经张献忠在郧阳战败，流浪深山，抢劫了某富裕僧寺，后僧寺合谋数十名读书人打败了他，从此与僧人和士子结下仇恨，决心以后必杀此类人加以报复。他入主成都以后，便以实际行动兑现自己曾许下的毒誓，先后制造四起屠杀士子事件，规模之大，场景惨烈。据欧阳这样描述第三次屠杀士子得场景: “江水赤，尸积流阻，十余日飘荡始尽。”刘景伯在《蜀龟鉴( 卷三) 》中也对第四次屠杀场景进行描述: “贡院左右设长绳，由东门入，凡身过绳者出西门，驱至青羊宫杀之，先后万人，弃笔 砚 山 积 ( 岳 半《记》二 万 二 千 三 百人) 。”总之，“献忠大索全蜀绅士至成都，皆杀之。”蜀中士子几乎全被杀光。屠杀僧人的原因与僧人的抵抗和宗教信仰有关。张献忠攻打豹子洞七宝寺时，僧人晞容纠集壮士 500 人拒战，张献忠大败，一天张献忠突然率二万人围攻，致使“僧徒歼焉”。第二件事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来川传教，引发教派纷争，而圣教备受张献忠推崇，遂大杀僧道，故有记载:“因张献忠占据蜀川，虐杀僧道，是其显报也。”后又记载某僧人违背清规，遂将成都众僧杀绝，并令属下各营将官，在各州县一律仿效办之。后来天台山发现的雷音寺数百僧人骨灰就是张献忠所为。
张献忠的屈辱经历在他心里种下下了深深的复仇种子，僧人拒战则进一步加深他的复仇情怀，所以，屠杀僧、士不仅是因为张献忠残暴，也是其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张献忠杀人的方式、性情、举止和众多近身之人的著述中可推断，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心理变态或精神失常，因而丧失理智，以暴力为乐。
张献忠一日不杀人，则悒悒不乐，其行为之变态，手段之残忍，毫不掩饰自身变态的心理。张献忠特别酷爱“香冢”，即所谓“贼斫妇女小足，叠累成峰”的癖好。有一天，“贼偶沾疟疾，对天曰: ‘疾愈，当贡朝天蜡烛二盘。’众不解。比疾起，令斫妇女小足，堆积两峰; 将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于上，遍斩无当意者。忽见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燃之。其臭达天，献以为乐。”张献忠变态的杀人癖好远不止此，他还发明了专以残虐妇女的叫做“骑木驴”的杀人方式，极为独特残忍，将女子吊起，下置一木竿，割绳坠落，木竿从阴部贯之，鼻口而出，遭此刑之女，折磨三四日之后才死去。当时妇女听此残忍变态刑罚，惊恐不已，纷纷献身。张献忠的心理已扭曲至极，非常人所能理解。
张献忠不仅以变态的方式残杀妇女，在诛杀众人时同样变态，为此还发明多种刑法，其所创之法有“草杀”“天杀”、剥皮等，被杀者疼痛难忍、体无完肤。例如剥皮之法，就有多种花样，有“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又有“凡所剥人皮，掺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有小剥皮法，将人后背肩膀之皮从背沟分剥，揭至两肩，饥饿痛极而亡。这些变态的手段不仅反映了张献忠的性情残暴，更反映出他的心理异常。
从张献忠的古怪性情和行为举止，还能略推其精神异常。张献忠据蜀后期，性情异常古怪，反复无常，稍有不顺就雷霆万钧，而只有通过杀人才能使跌宕起伏的情绪稍为平静。据他身边的两位牧师回忆，自己“在成都屡次见献忠震怒，七窍生烟，人莫能当。无论宫人、大小官吏，稍有不顺，怒即随之，或令绞死，或令斩决，或命凌迟碎剐以缓毙命……二位司铎屡见献忠残害生灵，劝谏不停，大为焦灼……献忠杀人无算，屡自解云: ‘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而且，“献忠带人无恒，时而爱之，时而恶之，百姓官吏，多死非命……献忠野心难化，喜怒无常……适二司铎入内谢恩，献忠见之，咆哮如虎，怒骂之声，远近皆闻……”。“贼天性特与人殊: 恒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满前，其心不乐。”就连自己的爱子和爱妻都难逃祸患，精神正常的人是不会做出这种违背天道的事情的，而张献忠却是一个异类。有一次，他的儿子夜过其前，呼之不应，既命杀之，次日询问妻妾爱子所在，他才知道已被自己杀死，虽追悔莫及，但却又将妻妾等数百人也杀掉了，可见张献忠当时已出现精神恍惚的病症。起义后期，他的精神问题愈发严重，甚至产生幻觉。据说，有一天“贼据食方丈，空际忽出无数手及案，争撄取肴俎。”又有一天“闻两厢鼓乐音。贼起捉刀往觇，见有无头伎女十余人，各抚琵琶箫管，贼大骇而仆。”此时，张献忠已表现出比较严重的知觉障碍，出现愤怒、忧伤、惊恐、逃避及攻击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从众多史料中都能窥见有关张献忠行为表现的信息，总的说来，无非是焦躁狂妄、残忍好杀、贪财好色、多疑古怪、喜怒无常等，但进一步分析可知，张献忠是由一名性情中人蜕变为一名精神异常、心理变态的人。
张献忠帝蜀仅三年就将川西各地百姓几乎屠杀殆尽，究其原因，既有各将官昏庸无能导致张献忠入蜀，为他提供屠蜀的客观条件，又有蜀人和官兵的顽强抵抗。此外，蜀风日下、张献忠的人生经历及他的心理问题、精神问题是更为深层的原因。正因如此，张献忠屠蜀是历史必然，失败也是历史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