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明治時期的日本飛速實現了現代化，但這個過程是極其艱難的，伴隨這一過程的是源源不斷的鬥爭。首先，明治政府的領導者們需要徹底解決舊有的封建制度。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明治時期曾多次發生過內戰，好在都被明治政府的領導者們控制住了局面。更難的問題還在後面，那就是日本未來該走向何方，要建立一個怎樣的現代國家體制？對於這一問題，日本國內存在很多種意見。
激進的自由民權運動家們主張設立議會，並賦予議會巨大的權力。他們參照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論自由》和盧梭的《民約論》，堅決主張這一觀點。另一部分人則立足舊道德觀，主張賦予天皇巨大的權利，用天皇的權威謀求國民精神的統一。政府官員們則有人主張採用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還有像伊藤博文那樣，雖然反對英國形式，但認為有必要實行立憲政治的人。還有像山縣有朋那樣反對立憲政治的人。這些彼此對立的意見，反映出了明治時期日本所面臨的複雜的多種多樣的問題。首先自由民權運動家，之所以強力主張開設議會，是因為明治政府基礎薄弱的緣故。其次，那些主張由天皇實現精神統一的人們，只是試圖解決極速現代化給明治時期的日本帶來的道德觀混亂的社會問題而已。其實，在每一個快速發展的國家或者社會都會在一定時期內面臨道德觀混亂這一問題，這是由於突然引入大量外國文明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價。也曾經有人思考過用自己原來的道德觀，只採用吸納外國的技術才能來應對這種危險。然而，在實際應用中發現，這種方式是很難實行的。因為文明是一個整體，不能將其割裂開來。經濟、文化、軍事、教育等各個方面都在一個循環圈內，不可能割裂其他而單獨吸納其中一個。既然要學習西方現代工業文明，就不可能不給本國文化帶來深刻影響。這也是當前我們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在就有的儒家思想被打破以後，沒有形成更加有效的凝固人心的新的思想體制，這就必然會引起一系列尖銳的道德層面的問題。
同樣，我們迫切想引入外國的科學技術文明，這些是比較容易的。難就難在能引入其政治背景、文化和思維方式等構成其文明基礎的東西。而這些屬於價值觀層面的東西是在漫長的社會發展史中逐漸形成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明治時期的日本也面臨著如此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想引入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另一方面，對外國的思想文明又陷入兩難境地。政府官員們儘管對於現代化所帶來的混亂十分擔憂，但是為了實現國家富強，就必須將現代化置於首位，至於道德思想層面的問題只能在後續的發展過程中不斷糾正改善。
最終，基於各方面考慮，政府在設立議會的同時，於1889年頒佈憲法，賦予天皇超越君主立憲制國家慣有的巨大權力。這種體制雖然與西方現代國家有所不同，日本還存在以天皇為中心的寡頭政治，但總體來說日本承認國民參政的概念。這大體符合國民的意願，因為日本人的家族觀念仍然非常強烈，他們希望保留傳統的家族主義。而這一舉措加強了家庭、社會以及普通國民生活感情的傳統社會支柱。
此外，以天皇為中心的明治領導者們，熱衷於培養人才，並且不問出身，只要有能力，就允許國民進入培養領導人的大學。當時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這樣的平等制度。政治上的重要決定由天皇和元老共同作出，天皇還參與所有軍事磋商，甚至瞭解所有高級將領的性格和能力。正因為如此，明治天皇掌握著領導者們的操心品格，並能因材施用。以至於在後來的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明治天皇充分發揮了其領導能力，並集中了相應的國民力量，日本出乎世界的預料而取得了兩次戰爭的勝利。然而，明治時期的國家體制畢竟是非常時期的過渡體制，不能一直延續下去。而這個轉折點就是明治天皇的駕崩。明治時期的精神支柱與其說是政治體制發揮了作用，倒不如說是傑出的天皇和由共同經歷挫折緊密團結在一起的元老們發揮的功效。明治天皇就是明治的精神，伴隨著明治天皇的駕崩，以冒險精神為特徵的明治電機事業也畫上了句號，此後日本進入了艱苦的轉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