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皇太极时期,满清军队入明朝内地如入自家后院?

历史小知


首先,说一下,新中国记载的古代封建王朝,都是应该被批判的,我们不贬低,也不吹捧,历史是让我们以史为鉴,吸取历史中教训,以大量文献简述。

我虽然以前是明粉,也精宋,但是古代封建王朝没有一个是好的,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就足够了。

努尔哈赤自萨尔浒之战,明朝抵达辽东的援军8万余人,加上叶赫兵一部、朝鲜军队一万多人,共约10万,号称20万(一说47万)努尔哈赤以5万军击败,而后金只损失了几百人。之后

天命七年(1622年)广宁之战,

天命十一年(1626年宁远之战。

后来大小近百场战斗,可以看出清初的战斗力。

我们看看历史众多评价,

李如梅:“此贼精兵七千,而带甲者三千;此贼七千,足当倭奴十万。厥父为俺爷所杀,其时众不过三十,今则身自啸聚者至于七千,虽以十人来犯境土,即报辽东而求救。西北虽有鞑子,皆不如此贼,须勿忽。”

李登:“奴酋威行东夷,虽子弟有犯必加诛灭,故人股栗,用兵之际,有进无退。”

徐光启:“厉志四十年,尊礼谋士,厚养健卒,博咨密议,简练训齐,其制器选士,政教服习,不合于法者鲜矣。”

乾隆帝:“尔时草创开基。筚路蓝缕。地之里未盈数千。兵之众弗满数万。惟是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师直为壮。荷天之龙。用能破明二十万之众。每观实录。未尝不流涕动心。思我祖之勤劳。而念当时诸臣之宣力也。“铁背山头歼杜松,手麾黄钺振军锋;于今四海无争战,留得艰难缔造踪。”

金庸:“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

滕绍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在于,他适应女真社会要求统一的历史潮流,乘明王朝末世,朝政腐败,边政废弛,边官堕落、贪贿,率领父子兵揭竿而起,统一了原来明朝的建州三卫各部,逐步建立了强大的民族武装及各族人民参加的武装队伍。先后将海西和东海女真各部二百多年分散的局面,推向了空前的统一。

以上来部分自百度百科,《清史稿》太祖本纪,《清太祖实录》但是在明朝、朝鲜的文献记载中,努尔哈赤姓“童”或“佟”。朝鲜文献也留下大量记载。详情查阅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皇太极在在崇德七年(1642年)的松锦大战中生俘洪承畴,自此明朝关外精锐丧失殆尽,宁锦防线彻底崩溃,

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十一月十九日,清军于十二月十日渡鸭绿江,十三日抵安州,来势凶猛,史称“丙子虏乱”

同时造船发兵攻入江华岛,获朝鲜王妃、王子及阁臣等人。三十日,李倧亲至皇太极面前伏地请罪,史称“丁丑下城”。举行受降仪式后,当即留下其长子及次子为质,其余被俘妻子家口二百余人遣送还京。二月初二日,皇太极自朝鲜班师。

最近韩国电视剧里对清初还有阴影,看来当年给她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派阿济格等领兵出战,这是第一次入口之战。俘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生擒总兵巢丕昌。[44]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军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五万余,

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这次进军的统帅是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等,两翼大军分别从界岭口及黄岩口毁墙而入,长驱南下,至山东兖州,计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败敌三十九处,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等物。

但是就在这样的大胜利面前,皇太极仍坚持既定国策,不轻易冒险。皇太极时期主要作用是进攻察哈尔余部,鄂尔多斯部也为后金所并。至此,漠南蒙古全部统一于后金。

台湾历史学家黄一农评价:“皇太极恰与同一时代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东西辉映,相对于古斯塔夫二世而言,绝对不遑多让,但积弱的汉学界却尚未能将其令名搬上世界舞台。

俄罗斯汉学家G.V.戈尔斯基认为“皇太极”的本名是“阿巴海”(Abakhai)。此说曾一度被西方学界广泛接受《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中,皇太极以“黑还勃烈”的名字登场,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将《仁祖实录》中的“黑还勃烈”还原为满语“hekan beile”:“黑还”(hekan)是皇太极的本名。

而真正进入中原的是多尔衮,

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1628年),多尔衮就随其兄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有战功,破敌人于敖穆楞。皇太极赐给他“墨尔根戴青”的美号,这一年,多尔衮十六岁。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多尔衮跟从皇太极从龙井关突入明朝边塞,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下汉儿庄,逼近通州, 接近北京。并且在广渠门外大败袁崇焕、祖大寿的援兵,又在蓟州歼灭明朝山海关的援兵。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1630年),攻打北京的大军班师回朝,多尔衮与莽古尔泰先行,又大破明军。

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年)五月,多尔衮从征察哈尔,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南征明朝,这次南征兵分两路,贝勒豪格在多尔衮亲率的左翼军中。左翼军从墙子岭、董家口入关,掠山西,破济南,杀明朝宣大总督卢象升;然后北掠天津、迁安,出青山关返还,往返扫荡数千里,共攻陷城池36座,招降6座,克敌17阵,俘获人畜26万。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于盛京清宁宫,多尔衮跟豪格争夺皇位,最后争执不下,多尔衮提议年仅六岁的福临即帝位。

明崇祯十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多尔衮在山海关以西,吴三桂打先锋,多尔衮击溃了李自成农民军,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了登基大典,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以郊外祭天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城。清军占领北京之后,多尔衮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

九月,顺治帝从盛京(沈阳)到达北京,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十月初一,顺治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都城的长达260多年的统治。


看透江湖


皇太极时期对明朝的攻击,可以将其改国号为大清,于关外称帝做为时间节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努尔哈赤继承过来的,以掠夺财富,解决财政危机为目的;第二阶段以消耗明朝实力,寻找时机入主中原为目的。这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成功探索,使后金军队找到了进入长城的方法,为第二阶段大举入关做了铺垫。在第二阶段,由于清军的战略目标明确,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



两大外援:满蒙联姻、大明晋商

明朝为防止后金政权入侵,于关宁锦一带建立了稳固防线,山东半岛上驻扎的水师,又与关宁锦防线形成有效牵制,所以后金想于东方进入明朝的可能性不大。在努尔哈赤时期,明与后金的主战场也是在这个防御线周围进行,即辽东、辽西的广大区域。

在努尔哈赤时期,已经开始了与蒙古的联姻,目的仅限于分化蒙古察哈尔的势力,因为努尔哈赤不想再被“九部联军”围殴,他需要拉拢蒙古诸部,然后安心的发展自身实力。所以努尔哈赤首先与科尔沁联姻,也正是这个明哲保身的举动,成为后继者翻越长城,甚至奠定我国北疆版图的重要原因。




皇太极执政期间,满蒙联姻不再是单纯的自保政策,它演化出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成为后金(清)政权翻越长城的保障。皇太极的9位后妃中,6位来自蒙古,他将12个女儿嫁给蒙古贵族,形成了爱新觉罗氏与蒙古贵族博尔济吉特氏之间相互婚嫁的“世婚”。这就将漠南蒙古诸部纳入了“满蒙一体化”的进程中,所以才有了皇太极时期,频繁借道蒙古南下的行动,而且多次兵力集结都是在蒙古境内完成。



“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袁崇焕

明朝的九边防御体系本来是针对蒙古人,而在后金掘起以后,九边重镇的地位逐渐下降。明朝的财政、军备倾斜于关宁锦一线,导致边墙防御线成为薄弱的一环。这一点在皇太极首次入关时,袁崇焕曾提起过:“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这说明明朝的战略布防已经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后金军队不再于关宁一带寻找突破,而是由蒙古人做向导,从北部边疆越长城而入。



袁崇焕的这个奏章,完全言中了皇太极时期的五次入侵路线,也完全言中了皇太极的战略思想,即绕开重兵设防的关宁线,选择不同的长城关口进行突然袭击。借道蒙古,使后金的路线选择灵活多变,亦使明朝陷入被动。本就面临内部压力的崇祯帝,不得不来回调动精英部队,使防御效率降低。这样极易被后金迅速突破防线,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除了满蒙联姻带来了借道与向导的帮助,明朝内部也有一批特殊人群成为后金的“盟友”,这群人就是晋商。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诏书,起兵反明,明朝的对策就是经济封锁,后金因此陷入生活、战争物资极度匮乏的状态。这也就让晋商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为何是晋商这个群体呢?因为在明朝北征蒙元时,政府为了减少粮食运输的压力,通过“出让”盐的专卖权,吸引北方边疆的晋商参与军粮转运,这与宋朝的盐钞政策如出一辙。晋商在帮助政府分担压力的同时,也通过食盐专卖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因此也就发展为边境贸易的主力军。


所以当努尔哈赤一筹莫展时,晋商范永斗带着七个商贩偷渡出关,向努尔哈赤提出了走私贸易的愿望。也就是说,在经济封锁的背景下,范永斗帮助后金运来盐、铁、粮食甚至是军用火药,努尔哈赤则需用“东北三宝”(人参、鹿茸、貂皮)进行交换。这就是战略物资兑换奢侈品的生意,晋商低价收购物资,换取奢侈品后卖给江南财主,对于明王朝而言,财富外流对本就困难的财政造成更大冲击。

“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清实录》

但走私的行为毕竟处于灰色地带,无法形成战争所需要的贸易规模。所以到皇太极时期,后金内部的经济问题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而变得愈发严重,这也说明了明朝的经济制裁起到了预期效果。皇太极第一次内侵的那年,后金爆发了严重的灾荒,粮食价格飞涨,这使明朝经济制裁的效果无限放大。于是皇太极决定不再依赖晋商的那些走私活动,而是花大价钱向晋商买取边关情报,进入长城掠夺明朝腹地,以抢劫解决问题远比走私贸易来的快。


对晋商而言,他们是向边关运粮而起家的,所以对明朝边关的军事布防了如指掌。甚至很清楚边关守将的喜好、习惯等,因为只有了解清楚这些,才方便官商勾结,掏国库的螃蟹!当皇太极以东北三宝换取这些情报时,晋商就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不需要再收购粮食等物资,而是将边关打听到的情报卖给后金就能获利,这种买卖就成就了晋商的卖国行为,也为后金轻松翻越长城提供了情报支持。


比如皇太极时期第四次进入长城,蓟辽总督吴阿衡正给监军太监祝寿,喝的烂醉如泥,多尔衮的军队能够恰到好处的穿越无人把守的墙子岭,然后进入密云县杀死吴阿衡,若非情报准确,恐难以做到。后来清军入主北京,时为摄政王的多尔衮,邀请范永斗等人进京,并封他们为八大皇商,授命范永斗主持边境贸易,而且“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张家口为何地?乃明朝宣大防御线中的重镇,控制阴山山脉的重要隘口,进入张家口,向西南入怀来,便可坦途直指北京西北门户居庸关,这也正是皇太极时期第三次内侵的路线之一。

皇太极的“伐大树”战略

无论是满蒙联姻,还是大明晋商,到了皇太极时期都是为了同一个战略服务的,这个战略被称为“伐大树”。这个战略是将明朝比喻成一颗大树,想要一斧砍断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左边一斧、右边一斧,直到大树失去支撑,就会轰然倒塌。之所以说皇太极时期的入侵要分为两个阶段来看,就是因为“伐大树”战略开始实施于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在前两次入侵中,皇太极面临的是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他的入侵以掠夺为目的。当时选择避开关宁锦防线,绕道蒙古南下,可以说是延续了努尔哈赤的“释坚攻脆”战术。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伐大树战略,此时伐大树战略还在准备阶段,或者说是两次伐大树战略的尝试。

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使臣罗德宪、李科并没有随百官跪拜。皇太极非常注重这个细节,在他看来,虽然朝鲜已经与大清约为“兄弟之国”,但其使臣的傲慢无礼仍然来自于大明的支持,这将是他图谋中原的后患。



所以皇太极在1637年发兵朝鲜,朝鲜国君李惊被迫投降称臣,并中断与明朝的往来,随后,阿济格顺势攻克皮岛,斩明将沈世魁等。至此,蒙古已成稳固盟友,朝鲜也不再亲附明朝,山东半岛向皮岛的海上侧翼补给线被切断,大清就可以专注于对明朝的伐大树战略。

也正是这个时间点以后,明朝平叛农民军的形势,成为皇太极攻入明边墙的风向标。崇祯帝以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后,就坚定不移的将剿灭农民军作为战略部署的重点,皇太极正是抓住了这点,才会在明朝平叛即将胜利的时候,大肆冦边。这就是伐大树战略的核心思想,即无限消耗明朝国力,与农民军形成内外呼应的“盟友”,并多次以“议和”的障眼法,为自身赢得缓兵之机的同时,也迷惑了明朝的判断。




为了能够顺利突破长城,皇太极每一次发兵之前,都会留守部分兵力在山海关之外,或是围城打援、或是远远的“凝视”明军,目的在于牵制关宁一带的明朝精锐。这就使明朝廷无法调动关宁铁骑支援长城一线,且防止关宁铁骑乘虚跨过辽河,直取盛京,辽阳等地。

换言之,皇太极以部分精锐留守辽东,将关宁精兵牵制成死棋,再通过蒙古借道、晋商情报、农民军的兵力牵制,迅速突破长城防线。掠夺财富的同时,吸引勤王兵马向京畿集结,然后扬长而去。这一来一往,明朝兵困马乏,农民军剿而不灭,最后发展成为明王朝的掘墓人。



皇太极的这个战略思想在于时机的把握,以及长期成功的消耗使北方边镇军备废弛。放眼整个明末,虽满桂、卢象升先后在宣大一带整顿防务颇有成效,却无法恢复九边的整体防御体系,终其原因,乃一个“穷”字。皇太极的入侵选择都是明朝揭不开锅的时候,或是京畿河北一带的天灾大疫、或是平叛农民军的军费捉襟见肘,这样的财政支撑不了“万里长城”,因此给了皇太极伐大树的机会。

天子守国门的悲哀

永乐迁都造就了明朝“天子守国门”的骨气,却也注定了明朝国都战略众深的先天不足。无论是墙子岭、古北口还是喜峰口,皇太极时期已经可以利用乌真超哈(清火器营)炸开边墙缺口,然后引骑兵快速通过。而从辽西至燕山山脉,地形尤为复杂,长城以南的明军诸卫想要快速驰援长城,并将后金(清)军阻挡于长城之外,难度相当大。



所以,无论是宣大总督还是蓟辽督师,乃至三边总督,在后金(清)突破长城后,皆是拼了命的往北京跑,而不是往长城驰援。袁崇焕在皇太极第一次破墙时,企图于长城南边重镇拦截,结果葬送了赵率教的四千骑兵,而后被皇太极溜了几条街。最后袁崇焕选择不再截击,直奔京师,这才算是赶上了北京保卫战。明朝对这一次战争的经验总结就是,后金翻越长城之后,各镇勤王兵马直奔京畿便可。

其实这就是天子守国门的尴尬之处,由于京师距离边境太近,后金军队进入长城以后,明朝的军事部署只能“丢车保帅”。因此造成各镇兵马空虚,后金(清)军便可以灵活的选择路线进行劫掠。如1638年第四次入侵,全国勤王兵马总指挥卢象升阵亡后,多尔衮兵分两路,沿太行山东蔍和大运河南下,西路军在高阳杀害了关宁锦防线的缔造者孙承宗;东路军打下济南府,屠城至13万人丧命。集结于京畿的各镇兵马并未发挥作用,陈新甲追着东路军未发生一场截击;洪承畴、孙传庭追至山东时,战役已经结束。


天子守国门带来的恶果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式的防御部署,以及刀口舔血式的尴尬处境。当萎靡不振的边墙防御体系崩塌时,关宁虽牵制了一部分后金(清)军队,但就像是被蹩了马腿的棋子,动弹不得。全国的兵马调动只为解京师的燃眉之急,军事力量无形中被消耗浪费,以至于皇太极的左一斧、右一斧砍出了效果,借李自成的手埋葬了大明王朝,自己成了渔翁得利的后来者。

综上,皇太极时期能够“轻易”进入明朝腹地,主要由于战略格局的变化,蒙古与晋商这两大帮手为翻越长城提供了可能,皇太极解决朝鲜和皮岛问题后,便可以坚定不移的施行伐大树战略。加之明朝内部问题造成的财政吃紧、军备废弛,为皇太极从长城南下提供了条件。明朝国都的战略纵深不足,加重了明朝的防备负担,从而将皇太极的消耗战术升华,所以南下长城一战更比一战容易。


棍哥观史


这个问题我来答:皇太极时期,满清军队入明朝内地如入自家后院,这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一.明朝方面的边防力量严重削弱了。

自从1625年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冤杀,而且被“传首九边"之后,自将帅到士卒,人人都感到心寒,辽东形势就开始糜烂了。



(熊廷弼画像)

1628年,由于长期拖欠军饷,明朝辽东地区爆发了著名的“宁远兵变”。此次兵变严重削弱了明朝辽东重镇的军事实力,明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

1629年皇太极第一次叩关而入,“己巳之变”发生。此次事变对辽东的军事影响极为深远。

在“己巳之变”中,辽东明军中最骁勇善战、也最敢于同满洲八旗兵进行野战的将领赵率教、满桂先后英勇战死,从此明军只能屯兵于几个坚城之中,再也不敢跟清军进行野战了。而且,辽东的兵权从此完全落入了以祖大寿为首的辽土本地将领集团之手。

二.皇太极进兵关内的后顾之忧,已经完全解除了。

以前满洲八旗兵侵犯明朝,往往要顾忌朝鲜、蒙古察哈尔部以及明朝皮岛总兵毛文龙所部,害怕这三股势力去袭击清军的后方,所以,满洲八旗精锐始终不敢深入明朝内地。



袁崇焕复出辽东之后,感觉驻守皮岛的大将毛文龙跋扈骄横,难以制约,就干脆矫诏把毛文龙杀死了。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导致皮岛上的毛文龙旧部人心离散,其中许多骄兵悍将都投降了皇太极。从此,皮岛明军对清军的牵制作用不复存在,对清军一点儿威胁也没有了。

(皇太极画像)

而皇太极也经过一番努力,迫使朝鲜臣服了他;皇太极又几经用兵,彻底打败了强悍的林丹汗,彻底征服了蒙古各部。

就这样,随着形势的发展,能够帮助明朝牵制皇太极的几股势力,全部消失了。

(大名鼎鼎的辽东督师——袁崇焕)
而大言“五年平辽”的督师袁崇焕,已经看到皇太极是不可战胜的了;所以,他暗中多方试探,意欲与皇太极议和,结束辽东战事,以便自己好向崇祯皇帝交差。

所以,皇太极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他时不时地率兵旅游,到明朝腹地来掳掠一番,发笔横财,最后还要耀武扬威地炫耀着,凯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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