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圖）
“把送禮行為看做是‘人情往來’”
瀋陽市原市委副書記、市長慕綏新（受賄罪、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死緩）
我在瀋陽市任職的4年中，有180餘人，其中85%以上是各級各類幹部，每逢年節，大事小情，以各種名義給我送錢送物多達600餘萬元，這是一組十分可怕的數字。但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把這種送禮行為看做是“人情往來”而坦然待之。
我認為，所謂“人情往來”，多年來在這裡已成為社會生活習俗的變異，成為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種補充，成為重要投資資源或投資渠道。我粗略估計，每年在上下左右幹部中，這種往來大約在1億元以上。這種“人情往來”之所以經久不衰，而且愈演愈烈，因為它有三個特點：一是兩頭保險。都是一對一活動，自然十分安全可靠。二是兩頭害怕。即送錢的怕不收，收錢的輕易不能不收。三是幾頭都好。首先是名義好。過年過節，大事小情來看望領導，送禮，給點錢，無可非議；其次是兩廂情願，改善關係，加強了解，皆大歡喜；最後是用的都是公款。在瀋陽每次“看望”送錢大約在1萬元左右，如果從個人收入中支出，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根本辦不到的。從這次揭露出的事實看也是如此。
“10萬元港幣打開了我的貪慾之門”
河南省交通運輸廳原黨組書記、廳長董永安（受賄罪，無期徒刑）
我出生於陝西省西安市的一個農民家庭。1973年高中畢業後，先在公社一個建築隊當泥瓦匠。1977年恢復高考後，我考入西安交通大學，專修氣體動力工程。1982年2月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國第一拖拉機工程機械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一拖集團”）。走上工作崗位後，我曾立誓憑平生所學報效祖國。按照這個目標，我刻苦鑽研，努力工作。從技術員、車間主任、動力分廠副廠長幹到集團公司副總工程師。但隨著職務的不斷升遷，我心中的誓言有些鬆動，心理出現了失衡。特別是在1997年4月擔任一拖集團副總經理兼股份公司總經理後（副廳級），這種失衡感愈加強烈。
……
1998年秋的一天，因為當時主持一拖集團在香港的上市工作，我常到香港出差。在深圳，我碰到一個與一拖集團有業務關係的企業老闆。一起吃過晚飯後，回到我住的賓館。這位老闆說：“董總，你是一拖班子最年輕的領導，將來肯定前途無量。以後我們在業務上如果有麻煩你的地方，請你多多幫忙，這是我的一點兒小意思，你拿著到香港花吧。”說完他放下一個信封就走了。我打開一看，吃了一驚，裡面竟是10萬元港幣。我當時有心退回，但鬼使神差，我還是收下了。現在想起來，正是這10萬元港幣打開了我的貪慾之門，成了我失衡感、落差感的催化劑。
“我的貪婪卻毀了許多孩子的未來”
成都市兒童福利院原院長鄧曉莉（貪汙罪，有期徒刑15年）
我利用手中的權力，無視黨紀國法，指使財務部門採用“頭大尾小”方式開具發票、虛報發票、虛報臨時工工資等不正當手段，將部分捐款截留到單位“小金庫”，用於本單位職工節假日的慰問費和活動費。
1998年，我到香港考察學習，再次指使胡某從“小金庫”裡取出原是香港復康會贊助給福利院用於兒童福利事業的5600元港幣，供自己在香港時的花銷。
2001年4月19日，我發現單位“小金庫”裡有6張美元存摺長期無人過問，就讓胡某到銀行把這幾張存摺上的名字分別換成了我表姐鄧某和弟媳馬某的名字。這樣一來，我把共計6萬餘元美金全部裝入了自己的腰包。
……
社會各界向福利院捐贈錢物，讓那些孤、殘兒童也能像正常兒童一樣幸福地生活，體現了他們對孤、殘兒童的無私援助和熱切希望，而我的貪婪卻毀了許多孩子的未來。
“多領點兒徵地補償款應該不會被發現”
廣西鹿寨縣鹿寨鎮俄灘屯原村民小組長韋善貴（貪汙罪，有期徒刑11年）
2009年，當時我是俄洲村俄灘屯村民小組組長，協助政府從事徵地工作。徵地補償款對於我這樣的農民來說，確實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有著足夠的誘惑力。由於發財心切，同時我也抱著僥倖心理，認為這麼大面積的徵地，自己利用一點兒小組長的權力，多領點兒徵地補償款應該不會被發現，於是感覺發財的機會來了。我欺騙徵地工作組的人，虛報自己被徵用的水田，重複測量，騙取了徵地補償款17萬餘元。這些罪行，都是因為自己鬼迷心竅貪財惹的禍，不僅給國家造成了鉅額財產損失，也給國家徵地工作的開展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