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首先出現了COVID-19病毒的案例，因而擁有最充足的時間來應對危機。中國新出現的、迅速發展的民間社會部門在幫助個人、社區和政府組織應對這一前所未有的危機時發揮了突出的作用。
當其他處於疫情不同階段的國家開始遇到類似的挑戰時，各自的民間社會組織可以向中國學習什麼從而避免走上彎路並且複製他們的成功經驗？下文按趨勢分類，展示了中國國內組織如何幫助保障醫療物資的供應、提供心理支持、保證人們獲得準確信息、減少社交接觸、最大限度地減少經濟影響，以及推進其他重要的應急事業。
1、傳統基金會和捐贈平臺的反應
在中國，一些運作時間相對較長的民間社會組織伸出了援手。考慮到大多數民間社會團體的組織結構模式，它們主要是通過自己經營的項目而非捐款的方式提供幫助。儘管他們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但國際公益學院（CGPI）院長王振耀認為，社會部門和政府之間的協調仍有待加強。
不過，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其中一個例子是，銀杏基金會領導並資助了一個名為 "銀杏夥伴在武漢 "的志願者團體。這個團體在武漢這個疫情中心城市運行。其中一位銀杏研究員郝南成立了一個居家患者援助小組。小組走訪病人，幫他們聯繫醫療資源，並在醫院不堪重負時為他們提供物資。還有銀杏夥伴在武漢組織了另一個志願者小組。這個小組為弱勢群體提供交通工具，還收集數千臺醫用製氧機分送給醫院和個人。基金會還成立了一個國際救援小組，並建立了一個對外援助網站。該網站包括救助指南的多語言翻譯版，以幫助其他國家迎接在疫情期間可能會出現的各種挑戰，如提供臨終關懷和/或妊娠管理等。
一些藉助創始人知名度的基金會包括韓紅的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李連杰的壹基金等基金會幾乎是最積極參與到在武漢及全國各地動員醫療資源和志願者的部署活動中的。其中，民間的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籌集到的善款達數億元。因為其在獲得醫療物資捐贈並調配的同時又對他們的操作過程保持高度透明而受到廣泛好評。與此相反的是，一些在武漢的國家支持的基金會因捐款和醫療物資管理不善而遭到了輿論的抨擊。
為中國民間社會組織收集和分發捐款的平臺籌集到了數百萬美元。贈與亞洲（Give2Asia）與中國扶貧基金會、北京春苗基金會等中國民間組織合作，為一線救援和長期抗疫提供了幫助。
2、非正式志願者團體和新興組織的反應
非正式志願團體的人在抗擊疫情和互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這些團體自發組織的援助活動表現出了顯著的靈活性和有效性，但其中許多組織未能在當前的危機過後繼續運營。它們擔心在政府控制下會失去自己的獨立性，且缺乏長期的願景來維持志願者的團結是促使這些團體解散的原因。
在武漢的NCP生命支持網絡團隊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該志願者團體是由中國著名的救災社會企業家郝南創辦的。他在2008年四川地震期間組織民間社會援助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該團體包括一個由全國各地400多名志願者醫護人員組成的在線診所。他們為患者提供在線護理支持、自我保健指導、心理支持，以及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臨終關懷。除此之外還包括孕婦互助小組和信息支持小組。該團隊創建了多個活躍的微信聊天群，其中有志願者在群裡組織協作。
校友團體因其跨國界的外聯網絡和成員間的信任，一度成為傳遞緊急捐款和救災物資中最活躍、成果最為顯著的角色。武漢大學大紐約地區校友會是武漢大學在中國大陸以外的眾多校友會之一。在1月和2月，該校友會向湖北90多家醫院捐贈並運送了12批醫療物資。據統計，全國47所高校的校友組織為武漢市一線醫院提供了重要物資和資金支持，共捐贈了2100多萬元（約合人民幣1.5億元）和1000多噸醫療物資，填補了武漢市一線醫院的物資空白。
1月下旬，中國的一批獨立程序員和開發者走到了一起，成立了Wuhan2020。他們試圖在對抗COVID-19的過程中精心打造一個有效的數字化解決方案。 他們從解決武漢市各醫院嚴重的醫療供應短缺問題入手。怎麼做呢？他們整合和確認了武漢及全國各地醫院的口罩等醫療耗材供需信息。在3000名開發者和3000多名其他類型的志願者的共同努力下，這個項目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以任務驅動的全球合作項目。曾就讀於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研究生院的志願者吳雪(Xander)，在加利福利亞帶領該小組與IBM合作，發起了一個在線編程馬拉松---Hack for Wuhan，鼓勵其他應對危機的有效數字化方案的出現。
另一個名為A2N的團隊是由20多歲的資深網民成立的，他們希望在1月下旬爆發COVID-19疫情的同時，遏制虛假信息和謠言的傳播。它的業務之後擴大到核查運往醫院的醫療用品認證的正規性。該團隊還提供了一些網站，以彙總有關該疾病的信息，並對其傳播情況進行摸底。
高溫青年社區（Blazing Youth Community）由中國東部主要的商業和製造業中心溫州的青年企業家、海歸學生、專業人士以及研究人員組成。該團隊與溫州國際聯合協會密切合作，以幫助受COVID-19打擊最嚴重的地方，並將援助範圍擴大到從意大利到伊朗等十幾個國家。
Bridge床位組（Bridge Bed Team）是一個位於中國的網絡志願者團體，在武漢疫情期間，他們專注於信息收集和分享。他們與“團結的人民永遠不會被打敗”（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vencido，簡稱EPU-JSV）合作。EPU-JSV是一個以西班牙的一首歌曲命名的研究全球草根團體的中國非政府組織。他們共同收集、分享關於COVID-19互助社區的信息，並在網絡上分享。
3、企業界的反應
在本次公共衛生危機中，企業也付出了不懈努力，在中國國內與此相關的慈善事業中，企業慈善佔到了65%。除了提供資金支持外，企業基金會還擁有豐富的技能和專業知識，可以根據企業所處的業務不同，提供不同的服務。
跟隨比爾-蓋茨的腳步，馬雲的基金會承諾會將1440萬美元用於冠狀病毒疫苗的研發工作。與此同時，由馬雲創立的、常被稱為 "中國的亞馬遜 "的阿里巴巴，也推出了新的數字化解決方案，比如國際醫學專家交流平臺（全球新冠肺炎實戰共享平臺）。阿里巴巴旗下的雜貨配送平臺盒馬推出了 "共享員工計劃"，起初是為了滿足其自身對新服務人員的迫切需求，以處理暴漲的雜貨配送訂單。最終，它通過從餐飲連鎖店、健身房和其他在疫情中掙扎著的公司借來的員工，掀起了中國零工經濟的新潮流。
其他企業基金會也紛紛加入進來，採購急需的醫療用品。復星基金會是最早利用其全球醫療供應網絡採購個人防護設備（PPE）和呼吸機的企業之一。這些設備被運往武漢的醫院，最近又運往意大利、印度和紐約市的醫療機構。
字節跳動與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合作，捐贈了2800萬美元（約合2億元人民幣），為醫務工作者及家屬提供經濟援助。
數字健康平臺WeDoctor與互聯網公司騰訊公司合作，推出了WeDoctor全球COVID-19平臺，為6000萬華人華僑和其他在國外尋求幫助的人提供實時支持。該平臺提供手冊、身心健康支持、中醫諮詢等服務。來自中國頂級醫院的7000多名醫生通過平臺提供服務。
4、未來的緊張態勢和經驗教訓
中國的疫情觸發了來自本國的大量援助，甚至已經超出了中國的國界向外輻射輸送。大量的援助行動，也為中國民間社會組織長期以來面臨的一些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他們如何才能在一個可以調動國家巨大資源的、強大的中央政府支持下，更有效地開展工作？他們如何建立更好的基礎設施來協調他們的工作？當科技公司與政府共享更多的數據時，他們如何幫助保護公民的隱私？而數字解決方案如何才能更以用戶為中心，讓一線志願者提高工作效率？
隨著在這場疫情中，以及疫情之後的幾年裡對這些問題答案的不斷探索，他們一定會產生更多創新的解決方案，激勵全球民間社會的同行。
作者：Eva Woo，斯坦福慈善與民間社會研究中心（PACS）的中國項目負責人。在加入PACS之前，Eva曾擔任過15年的記者和企業家，專注於中美創新和影響力的研究
譯者：齊菁博
校對：慧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