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洪梅泗安岛上，有一个麻风病康复村。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在深山、孤岛等远离人迹的地方，修建有麻风病院，用于隔离治疗麻风病人。如今，麻风病院已改为麻风康复村，村里只剩下无家可归的康复老人。
90 后姑娘谢翠屏是这个康复村的志愿者，2012 年大学毕业后，她在这里工作了 6 年。
谢翠屏很喜欢这里的老人们，他们也把翠屏当孙女般看待。她听老人们讲曾经患病的经历和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这里从孤岛到与外界逐渐联通的过程。她陪伴着老人们一年年老去，从 87 人变成现在的 59 人。
这篇文章记录了她眼中，这群被因疾病和时代裹挟，而改变人生轨迹的老人们的冷暖人生。
站在一段历史的尾巴上
2017 年开春不久，82 岁的华仔去世了。阿崧找我，想商量一下华仔的骨灰留不留。
华仔和阿崧是麻风村里的一对患难夫妻，一起生活了 58 年。
华仔走了，阿崧一下失去支柱，什么都要找人商量，我当时是村里的工作人员，她便找到了我。
几经纠结，阿崧还是决定骨灰不要了。她说 ，「留来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自己还剩几年命，我一走，还不是全部东西一起烧掉。」
这里是广东省的泗安麻风康复村，位于东莞西边的一个小岛上，由省泗安医院管理，现在住着 59 位麻风康复者，平均年龄将近 80 岁。
2013 年以前，这个岛还没通桥，进村需要坐两块钱的渡船，再穿过一大片香蕉林。
下了轮渡之后，到达村子要穿过香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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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我还在读大学，跟着「家工作营」的志愿者第一次来到泗安麻风康复村。「家工作营」每年组织大学生到麻风康复村探访，他们根据村里的需求会开展家访、文娱、工程建筑类的项目。
麻风康复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需要怜悯，他们每一位都有自己独特的可爱，即使身有残疾，他们始终是乐观爱笑的。慢慢地，我跟他们成了好朋友。
2012 年毕业后，我留在这里工作，有了更多时间陪伴他们，了解他们。
我在麻风村的工作和生活细碎且日常：有时候是帮大家去银行取残疾补贴、充电话费，有时候是手表的时针快了些需要拨回来，有时候则是老人们田里番茄熟了，请我摘去吃。
我们聊天，听他们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讲那些因麻风病带来的苦难。
泗安康复村 2010 年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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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一次进到岛上，我就认识了华仔阿崧，华仔睿智幽默，阿崧快乐活泼，很远就能听见他们爽朗的笑声。
华仔与阿崧第一次见面是 1959 年。
阿崧 7 岁时脸上长出一滩莫名的红斑。到了 59 年， 22 岁的她才知道自己得的是麻风病。
阿崧爸爸听说东莞石龙镇有一家专门隔离麻风病人的医院，就把她送了过去。华仔比阿崧长两岁，当时也在那家医院治病，他好学又能干，治疗的同时还帮医院做看守水闸的工作。
阿崧常看见华仔房间人来人往，他为人风趣，无论是医院领导还是病人，都愿意跟他交往。经常有年轻的大姐，单车坏了就借机去找他，「华仔你帮我修一下！」修完也不走，华仔就留他们吃饭。
「她们有的还是大学生呢。」阿崧不知道华仔怎么看上自己的 —— 她只是一个「农民头」，字都不认识一个。
当然，阿崧自有她的可爱。华仔开始追求阿崧，带她到商场买衣服，带她到茶楼吃饭。后来医院解散，时任省泗安医院的院长曾维畴邀请华仔来泗安负责水电的工作，华仔问：「我能多带一个人吗？」曾院长也为他高兴：「当然好，你找到女朋友就带来，这是好事。」
一个月后，华仔带着阿崧来到泗安，两个人正式住到一起。他们这段关系得到了医院的祝福，阿崧回忆说：「那时候，院长还给我们送来大床和蚊帐呢。」
2016 年冬天，阿崧和华仔到民政局补办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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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崧今年 83 岁。他们没有儿女，在当年，麻风村里的夫妻是不允许生育儿女的。而她的家人，早在入院的时候就断了联系。
确诊麻风病时，阿崧全家人都受了牵连。弟弟们被赶出学校，老师说，「你们家有麻风病人，会传染的，你们明天不要来了。」
那时的农村，许多麻风病人遭受着不人道的对待，有人被赶到山上自生自灭，有的人房子被烧毁。那时人们认为麻风病是不道德的、肮脏的、传染力极强的疾病（现代医学证明 95% 的人对其有天然免疫力），一旦得病，就是污名化的开始。
1957 年，国家发布「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各省市纷纷建立起麻风医院，各地麻风病人被甄别出来统一隔离治疗。
阿崧说，入院时她就天天哭。可一个月过去了，她发现麻风院其实是个不错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可以结识到同样经历的病友，不用害怕「健康人」歧视的目光。
阿崧和华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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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友们惺惺相惜，互相安慰，有人发展出爱情，有人想要依靠。然而当年麻风病的传染途径还不明确，绝大多数麻风院里是禁止病人结婚生子的，违反规定的人，会被驱逐出院。
阿崧告诉我，曾经就有人因为私下怀了孩子被赶出病区。他们不能回家，只好在水边用茅竹和甘蔗皮搭了一间茅寮，又买一条船在周边海域打渔为生。后来还生育了一儿一女。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基本消灭了麻风病。成批的麻风病人得以治愈，他们一部分人回了家，还有一部分人，已经没有回去的地方了。有的家人宣称他们「死在外面了」；有的家人还是坚信麻风病不可能治好。
半数以上康复的老人行动不便，需要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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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农村家庭不希望多负担一个残疾人—— 麻风康复者身上多少带有一些后遗症，勾手、吊脚、溃疡、截肢，身体的情况使他们不能从事太重的劳动。于是，他们被迫留了下来。麻风院从一开始的隔离治疗单位，改制为收容年迈康复病人的福利机构。
现在没有新的病人隔离进来，这些留在麻风村的人们年纪越来越大，等他们全部离开，「麻风村」也将消失在历史中。
我就站在这段历史的尾巴，听老人家慢慢讲那些过去的事情。
老人们家中珍藏的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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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岛
大概在 1970 年，检查结果显示阿崧身上没有了病菌，她治好了。医院批准她出院，可家里人不让她回来，怕影响一家人的声誉，甚至连累弟弟没法结婚。
华仔也不愿回家，强烈的自尊心使他不想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患过麻风病。他跟姐姐约好一起瞒着亲人，就说自己在东莞找到一份电工的工作，从此不回去了。
在这里，每位老人都能说出来一段辛酸的故事。病治好了，歧视依然无处不在。
不能回家是一部分，病好之后，就连正常融入社会也困难重重。
想住旅店，店员谎称没有房间；想买菜，菜摊老板不敢伸手接钱；去搭船，船家要求一个人要买五张船票，因为「麻风人」的左右的两个位置都没人敢坐。
即使他们手上拿着治愈的出院证明，很多人依然害怕他们。麻风病菌损害了他们的手脚，勾手、吊脚、歪嘴等后遗症使他们在人群中很容易被分辨出来，曾经的疾病成了烙在身体上的永久印记。
华仔的笔记本里记录了阿崧 2005 年做截肢手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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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群人只能放在心里默默消化。谁叫自己是「麻风人」呢？不过，泗安康复村里有一位彭伯，他选择为自己发声。
七十年代末，彭海提带着一封介绍信，从东莞回家乡汕头探望母亲。
14 岁那年，彭海提得了麻风病，直到 33 岁，1970 年时，他才有机会入院治疗。当时，省里派人到各个镇村把病人收到省级麻风院集中治疗。他想：「好吧，就算死也死远一点吧，既然是省医院，那就去吧。」
于是，从汕头来到东莞，治好病后，他也不愿回家，选择留在麻风院里度过余生。
这封介绍信里没有写他是麻风康复者，而是用了「休养员」三个字替代，但还是被旅店接待人员识别出来。
彭伯被几家旅店赶来赶去，他据理力争，「你不给我住，今天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走廊也好，柴房也好，我只要求有一个瓦遮头的地方！」
最后，旅店给他安排了一个过道的床位。
那时候，大多麻风康复者会直接选择在大街上凑合一夜，根本不敢尝试走进店里。偏见刻在他们自己心里。
后来我们想组织老人家出岛旅游，有人说，「我们这些麻风人，出去就像马骝（猴子）一样，给人看来看去。」
带老人到水族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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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他们选择自己把自己隔离起来，早已习惯留在只有同类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人会远远看见他就捂着鼻子走开。
2010 年，第一次进村前，我对麻风病一点也不了解。查资料，网上好多照片把色调调成黑白，仿佛强调麻风病有多恐怖，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残肢断脚和变形的面容。
可是，当你真正走进村子，会看到老人们灿烂明亮的笑容。麻风村不是色调灰色的地方，他们也不是苦难的代言人，老人家每个人有独特的可爱。
有人爱种花，有人爱说冷笑话，有人养了八只小狗经常带在单车篮子里去兜风，有人爱美，一天要换三套花衣服。
只要你愿意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就不再是「麻风村」里的「麻风人」了，他们变成马伯、池婆婆、张献伯伯······
相比残疾，他们的笑容更容易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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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个月，民政部门固定发一笔补贴给村里的老人，作为他们的生活费，每天早晨有医生查房，给老人家看病开药。
第一次来岛上，有老人家想请我们吃饼干，试探着问，「我的东西你敢不敢吃？」他们是习惯被别人害怕的。
后来，进岛的人越来越多，岛里的人也常常出去，去餐厅吃饭、去北京旅游，他们发现，现在的人不害怕他们了。
2013 年春天，一条大桥修进来，这里不再是孤独的岛。
之前，进岛需要坐两块钱的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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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爱情与亲情
愈在困苦的日子，人与人的感情就愈真挚动人。在麻风村工作的 6 年时间里，我听过大大小小的故事，有些始终难以忘怀。
其中有一段关于爱情的故事，当事老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2011 年 1 月 9 日，江门台山市大衾岛麻风院 44 位康复老人集体搬迁来到泗安，78 岁的黄细佬伯伯和 77 岁的麦细莲婆婆就在其中。
那时，麦细莲婆婆已经卧床不起了，黄细佬四肢截了三肢，剩下一只光秃秃的、没有手指的手。
跟黄细佬聊天，他一点不讳忌说麦细莲是自己的女朋友。婆婆身体很差了，黄细佬每天好几次推轮椅到重病房，陪她聊天，劝她好好吃饭。
黄细佬伯伯唱粤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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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第一次见面是在 1969 年，被送上同一条船，目的地就是大衾岛。「我们这些病人都是自愿报名去的。实际上也没有别的办法，年龄大了，身体残了，身不由己。」
黄细佬还清楚记得，大船到达大衾岛时，大家都累了，麦细莲就那样站在树下，昏昏睡着了。大衾岛离陆地太远了——有人形容，「托人买块猪肉回来，回来都臭掉了。」
疾病、孤独、被遗弃的痛苦、对未来的不安，使这群人把情感寄托在病友身上。
在大衾岛，两个人搭伙一起吃饭，就意味着「在一起」。后来，黄细佬和麦细莲也开始搭伙吃饭。他们一个人劈柴、一个人切菜，没有指头拿不住刀，就用橡胶圈把刀柄捆在手掌上。
那时候，麦细莲在岛上做重病人的护理员，黄细佬有文化，会写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互相搀扶，互相支撑度过苦闷绝望的日子。
2012 年的夏天，搬到泗安一年后，麦细莲婆婆离世。她被送走以后，黄细佬神情里似乎没有太多悲伤。
他准备了 20 多个红包，有的放 50 元，有的放 100 元，用来感谢那些在麦细莲生命最后，提供帮助的人。
后来，他还她为作了首诗：
一生乐少福盈余，一载相依互扶持。妹妹灵魂在何处，期盼梦回报哥知。
黄细佬没有手，这首诗他只能口述请人帮忙记下来。
三年后，他也离开了。
黄细佬没法写字，他在心里作诗再口述让人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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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是麻风病村中，每个人都避不开的话题。
尤其随着老人年纪渐长，他们想念亲人的情绪更加浓烈。94 岁的刘大见伯伯给了我一个地址，让我帮忙找他侄子，请侄子过来，把他每个月省下来的生活费带回家。
我知道，他不过是想见侄子一面。可是侄子不肯来，说，「不如你帮我把钱带出来。」
有的老人不敢联系亲人，是害怕再次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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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夏天，彭伯也终于下定决心，让我们也帮他寻找亲人。他年纪大了，连续生病使他心生许多悲观，「我怕以后我到地狱，见到哥哥样子都认不出来。」
之前，彭伯是不愿触碰这个话题的。当年住进麻风院，他选择了离家 300 公里外的医院，「死也要死在外面，不要臭了家人的名声。」
他在心里深深地自卑，明明思念亲人却主动断了联系，他害怕得到无法承受的答案。
在彭伯忐忑不安的时候，他的哥哥收到消息，喜极而泣。30 多年前，他失去弟弟的音信，还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机会见了。这时候，两个老人都已满头银发。
哥哥要求全部小辈请假回来，隆重地迎接彭伯回家。侄子把彭伯领到家族祠堂，见人就介绍，「这个是我亲叔叔！」
彭伯（右二）终于寻回失散多年的哥哥（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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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天涯沦落人
彭伯回家前，侄子先在网上搜了他的名字，搜了麻风病，又搜了泗安康复村。他这才知道，自己的亲叔叔是个多厉害的人。
有报道把彭伯称作「无指画师」，他还因此得过「市道德模范」的称号。
彭伯是 80 年代初期开始学画画的，那时他已经 50 多岁。随着公社化时代的结束，麻风院里的农业队也随之「散伙」，彭伯闲了下来。
彭伯在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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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麻风院被鼓励建成医学治疗和农业生产相结合的行政村，病人一边治疗，一边从事劳动。
划艇、种香蕉、喂兔子······繁重的劳作伤害了彭伯的手脚，麻风病菌导致的手脚麻木又使他疏于护理，到了晚年，他的十个手指头因为溃疡被逐一截去，一条腿也因为皮肤癌截了肢。
有次，医生一次性要彭伯截掉右手三个手指头。他哭着哀求，「医生啊，你砍了我的手指，以后我怎么画画写字啊？」
医生安慰他，「如果抓不住笔，下次我帮你在这里开一刀，切开一点口子，就可以抓笔了。」
小时候彭伯就特别羡慕会写字画画的人。晚年终于有机会重拾兴趣，他才意识到多么困难重重。「我才刚刚开始学画，手指就没有了，以后没什么希望了。」
他没有放弃。
他用残缺的手指夹着画笔，再把报纸上的画剪下来，一笔一划照着临摹。认字不多，麻风院里又找不到老师，他就从镇上买回来一本《草字汇》学写草书。
十个手指全被截掉以后，他请同屋的德平叔用魔术贴和铁丝做成环，把毛笔固定在手掌上。就这样，他画了 30 年。
彭伯在慢慢给牡丹花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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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后，陆续有义工走进麻风村，有人震惊于彭伯的才华与毅力，坚持要付钱买他一幅画。这笔卖画钱彭伯后来捐给汉达康福协会，他说，「不是什么，我只是帮自己。协会是为我们麻风人服务的，我们的防护鞋、假肢都是汉达免费做的，捐给他们就是捐给自己。」
我们在村里办过两次文化艺术节，彭伯的画被摆在广场上展览。这是专属于麻风康复者自己的艺术节，展出的画都是麻风康复者画的，摄影作品是麻风康复者拍的，舞台上表演乐器的、唱歌的、跳舞的，全部都是麻风康复者。
这一天，是给他们证明自己的——证明自己并不只是在台下接受慰问的残疾人。
义卖会上彭伯现场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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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志愿者走进村子，彭伯感谢又羡慕。他渴望自己也像这些志愿者一样，帮助身在困苦中的人们。但他只是一个手脚残疾的「麻风人」，这个愿望或许只能等下辈子再实现了。
不过，买画的人越来越多，彭伯开始感到希望。他收到越来越多的卖画钱，知道我们要走访其他麻风康复村，彭伯把钱全部交我手上，请我拿去帮助其他地区还身在困难当中的康复者。
泗安康复村就像公园，现在的季节老人家随处能摘到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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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中国现有麻风病院、村 593 所，现症病人 3000 余人，麻风治愈存活者 20 万，其中 10 多万人有可见性的残疾，70% 的麻风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
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康复者，生活得不到足够保障；有的村里只剩少数几个老人，或是濒临消亡的边缘。当年的麻风村大多建在偏远的山区或是无人的海岛，他们远离人群，加上身体残疾，生活十分不便……
我们把彭伯的卖画钱换成大米、木炭、洗衣机、冰箱或者电动三轮车，送到一个个麻风康复村去。有时候彭伯一起访村，老人们都不相信——这个送东西的好心人，怎么可能也是「麻风人」？
彭伯很不好意思，「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只是尽自己一点力量。」
彭伯（中下）用卖画钱送给其他麻风院一辆电动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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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像健康人一样去帮助他人。」彭伯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他证明了，「麻风人」也像「健康人」一样，一样可以向困苦中的人伸出援手，他不是等着别人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也有能力帮助别人。
上个月，彭伯找我，他在微信上看见一个募捐，说是有个小男孩患了血癌，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救命了。想我帮他捐钱进去。
他两个手掌伸进裤袋，夹出来一个破旧的帆布钱包，慢慢移出一张 100 元。因为疫情，好久没人进村了来买画了，我知道，这 100 块是他的生活费。
帮他把钱捐进去，我又在备注中补了一句，泗安彭海提捐。
作者 谢翠屏
监制苏惟楚 罗布君
封面图来源 站酷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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