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姓公孙，名鞅，生于战国中期，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38年。他本是卫国人，所以又称为卫鞅，后来效力于秦孝公，因为功绩卓越，赐封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被称为商鞅。
商鞅乃法家代表人物。法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是显学之一。而法家之所以显要，则在于它在政治上所独有的贡献，即关于君权、法制等主张不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制度层面上解决了社会日趋复杂化的管理问题，而且在操作层面上也极具实际效力，凡是实行变法的诸侯国其国力都得以增强，如任用李悝的魏国，起用吴起的楚国，任用申不害的韩国。
秦国更因为商鞅变法，自秦孝公时国势一变，与东方六大诸侯国并驾齐驱，势力不容小觑。即使商鞅惨遭车裂之刑，秦国在沿用商鞅所建立的政策措施后，最终国富民强，逐鹿中原，统一天下，建立了自周朝八百年之后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权王朝。秦朝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的集权王朝，不仅完全秉承和实践了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而且它由此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也深深影响了后世几千年的集权王朝。
虽然商鞅不得善终，思想颇受争议，但他对秦国及后世的政治格局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却不容抹杀，必须予以正视。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先生将他列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
商鞅是极有才华的。作为卫国王族的一名庶子，他年纪尚轻时投靠魏国宰相公孙痤为家臣，颇受重视，在公孙痤将要病故时被举荐给魏惠王为相，可惜未被任用。后来他前往秦国，面见求贤心切的秦孝公时，先是陈述帝道，接着是王道，再霸道，最后是强国之术，终于以强国之术打动秦孝公，得以被用。他劝秦孝公变法时曾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可知他对天下古今发展大势知之甚深，有自己的一番见地。后来，商鞅更是在毫无根基的情况之下，凭借自己的能力，官拜左庶长，又为大良造，破魏国，得封城邑，秦国国力更是大增，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商鞅究竟是如何做到使秦国在短短十几年内国力大增的呢？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变法的主要举措有以下几项：
一是推行地方自治，百姓相互监督，实行连坐法；
二是严禁大家族聚居，推行分家劳作，禁止内斗；
三是制定军功爵位制，赏军功者，罚私斗者；
四是奖励农耕、纺织，大力惩罚工商业从业者；
五是废除贵族世袭，宗室以军功论赏；
六是实行县制，令都、乡、邑聚集为县，设置令、丞等官职；
七是实行新田制，开阡陌，明疆界；
八是于咸阳建立新都，营建宫廷；
九是统一度量衡，平斗斛，衡量丈尺；
十是实行严刑峻法。
刘歆在《新序》中说商鞅之谋能使秦孝公称霸战国，六世后得以兼并诸侯，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使百姓努力从事农耕和作战，二是以法律治理国家。如果将司马迁所说的商鞅十大变法举措再总结归纳一下，其实大致也就是两个，即刘歆所言的农战和法制。法制是落实农战最有力的保障，是君主统治国家和民众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而农战则是国家富强、军队强大、称霸天下的基础。
但是，在商鞅的思想中，只有强国之术，没有强国之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如同钱穆先生所说，商鞅实行新田制、重兵事等种种举措皆是学用李克、吴起的，而非独创；其二，无论是从商鞅的事迹还是《商君书》来看，都未能窥见商鞅构建一个理论体系来论述、阐发他的种种具体主张和策略的核心概念。他最为重视的法制也不过是君主手中的利器，是一种治国的手段，种种具体措施虽然使秦国快速强大起来，却因为只是“术”而非“道”，其中没有能够凝聚整个民族、国家的信念、灵魂，自然也难以做到真正的天下大同，即疆土一统，民心归一。换句话说，虽然秦孝公在商鞅变法之后称霸中原，历六世统一天下，然而秦朝统治不过十几年便二世而亡，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天下民心涣散，未曾凝聚。然而，能凝聚人心的文化却被秦国统治者所不齿。
不得不说，秦国的本土文化很薄弱，这与秦国的起源和地理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最早秦地被周孝王分封，位于周王朝的西部边陲，是一片莽莽荒原，间有戎狄出没，秦人通过与戎狄的长期不懈斗争，才获得立身之所。后来秦国第一位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赏赐的封地是岐山以西，这里依然是戎狄的地盘，直到秦始皇之时，国家依然受到戎狄的侵扰，与戎狄的对抗斗争一直未曾停止。也就是说，从秦国建立开始，它就一直处于一种既与戎狄相对抗，又深受其影响的状态之中，加之秦国位处西土，远离中原，因此中原文化对其影响不深。直到秦献公之时，秦国仍被其他各国视为夷狄，不愿与之一起举行会盟。
有学者研究概括秦文化的特征为集权主义、拿来主义和功利主义。集权主义，是指统治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因为秦人长期处于军事状态。拿来主义，表现在秦人对戎狄文化和周文化的吸收和运用，以及对其他国家人才的吸收和采用。所谓功利主义，指秦国人不关注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事情，毫不掩饰对功利的追求，不考虑仁义道德。
显然，商鞅变法在秦国能取得成功，其中变法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的精神实质与秦国文化传统相一致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从《商君书》的内容来分析。
研读《商君书》，能深刻感受到秦文化的两个特征，即集权主义和功利主义。就集权主义来说，首先体现为君主必须牢牢掌控权力；其次是把壮大军事力量、加强军事装备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力主以武力吞并他国。在《画策》《君臣》和《禁使》等篇中，都阐述了君主应牢牢掌控一切权势和力量才能治理好国家的主张，尤其在《禁使》中，更是直言法制乃是君主治国的必要手段和工具，君主本身是至高的、权威的存在。《农战》《战法》《立本》《兵守》《境内》《外内》等篇中都反复阐发加强军事力量对国家存亡的意义，并详细论述了加强军事武装的途径和方法以及如何作战的具体措施等。这些观点和举措，毫无疑问，会使一个国家成为军事实力强大、君权至上的集权国家。
再看功利主义特征，充分反映在书中所一再强调的法制和农战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上。商鞅所说的法制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治国原则、保障人民权益的观念，而是仅仅将法制作为一种手段来维护和保障君主的权益，达到政令能够顺利落实、百姓顺从而不反抗的目的。
一方面，商鞅看到了法制能够维护社会秩序、落实国家政令、维护君主权威的重要作用，指出治国的一个基本方略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且一定要贯彻落实下去，只有这样，国家的农战政策才能顺利实施，才能达到国富兵强的目标；但另一方面，法制在他那里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这种工具是君主治国治民的三大利器之一，信用和权力是另外两大利器，以法制治理民众，不是要使民众变得强大，恰恰相反，是要使民众贫弱，没有能力反抗国家的政令，只能被迫接受国家的政策法令，比如农耕和作战。
总之，在商鞅看来，法制是一种达到政治利益最大化最为便捷、有用的方法、手段。商鞅使秦国变得日益强大的另一个有效的政策就是使民众从事农耕和作战。书中反复阐述商鞅的农战思想及具体措施。使民众从事农耕，而反对他们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根本原因，是要增加粮食产量，保障国家的军事需要，为对外扩张、吞并他国做好充分的物资准备；而使民众作战并给予高官厚禄的根本原因，则是加强军事力量，在保护本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外扩张、统一诸国。毫无疑问，要使战争获得胜利，物资和兵力是两个关键因素，然而在生产力低下的战国时期，使作战物资和兵力短期发展起来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集中人力耕种和鼓励民众参军。
这样的主张和举措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商鞅只考虑了国家利益，却并没有考虑民众的情感和生理需求。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只有使人厌恶的刑罚才能使人们正常生活劳作，所谓的仁义道德，只会使国家混乱。因此，商鞅只是将民众看作供君主驱使的工具而已，他们不能有个人的情感道德和利益需求。所以在《垦令》篇中他主张以加重商人税收、废除私立旅馆、禁止人们迁徙及与外国人接触等措施来迫使民众从事农业生产。
《商君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为二十九篇，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该书只剩二十六篇，后来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该书仅存二十五篇。清代严万里得到的元刊本共二十六篇，其中两篇有篇目无内容，实际为二十四篇。如今我们可见的就是这二十四篇的版本。
《商君书》冠以商鞅之名，究竟是否为商鞅所作，学界多有争议。有人认为其中有商鞅所作篇章，但大多为商鞅后学所作；也有人认为全是商鞅后学所作。不管是哪一种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此书颇能反映商鞅本人的变法治国思想。该书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四篇，但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其中观点瑜瑕互见，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仍有诸多可供借鉴、警戒之处。在此就不一一赘述，待读者自己去一探究竟，仔细体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在借鉴前贤和今人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因本人水平有限，若有不当之处，还望大家体谅、指正，本人不胜感激！
王霞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商君书》前言
△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商君书》，岳麓书社出版
《商君书》
导读 注译：王霞
定 价：￥18.00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现存24篇，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全书着重论述了商鞅一派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集中反映了法家的政治、经济思想，对后世法家学派的发展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本书是《商君书》的注译本，作者在广泛参考前人校注成果的基础上，对全书进行全文翻译和字词疏解，是一部简明的法家著作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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