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在古代史书中的名气挺大的，它是我国篇幅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与纪传体的名作《史记》一起，成为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两部杰出史书。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的名气也挺大，他出身于文化世家，他的父亲司马池曾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中进士甲科，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曾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祐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编写史书的工作；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司马光应召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罢黜新党，废王安石新法，主持“元祐更化”。
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后去世，宋哲宗下旨让他葬于高陵，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
司马光画像
历来，在学术界的评论中，多是把《资治通鉴》当成是一部史书，这当然是没有错的，《资治通鉴》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编年体史书，但是，从谋略学的角度看，无论是从作者编书的目的、当时最高掌权者的评价，还是从编书的立场和编写所侧重的内容来说，《资治通鉴》更应该看成是一部政治谋略书，是中国古代杰出的谋略文化经典著作。
首先，司马光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很早就立志编撰一部史书，而他编撰史书的主要目的总结历史经验，为最高掌权者提供政治管理谋略，他研究历史，为的是“资于治道”。
司马光所编撰的史书原来名字叫《通志》，治平三年（1066年）已编撰成战国迄秦八卷，司马光将编好的《通志》部分内容呈给宋英宗看，英宗下旨设立专门的书局续修《通志》，并拨银子，增加编写人员，足见，英宗是看好《通志》一书，认为该书的编写是很有意义的。
宋神宗继位之后，对《通志》的支持力度更大了，他认为该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便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且还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值得注意的是，神宗认为该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显然，神宗皇帝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待《资治通鉴》的，认为它对于治理国家很有借鉴意义。神宗所关注是历史经验中的帝王谋略，他是把《资治通鉴》等成一部政治谋略书来读的。
何况，神宗对该书赐名时，该书的作者所坚持的政治立场并非与神宗皇帝是一致的，而该书还能受重视，这是不容易的。当时，司马光正竭力反对神宗所极力支持的王安石所主持的变法革新，司马光是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与王安石硬怼，实际上是触犯了宋神宗的，而且，当神宗皇帝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时，司马光竟然坚辞不就，自请离京，先是到了西安，后来又到了洛阳，在这种情况下，神宗还将司马光所编写的《通志》赐名为《资治通鉴》，足见神宗皇帝对该书的重视，重视其对于治国之道的借鉴意义。
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成书，司马光被升为资政殿学士。显然，司马光编该书被认为是很有功劳的。
资治通鉴
其次，司马光自己也对于编写《通志》的目的讲得很清楚，他编写《通志》是为了总结历史，是为帝王治国理政提供治国管理经验的。
早在治平三年（1066）四月，司马光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时，英宗便命司马光编撰历代君臣事迹，英宗的目的是借鉴历代君臣的政治管理经验。而当时司马光向英宗进奏曰：“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顷臣曾以战国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欲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
在这一段奏文中，说得很清楚，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所以，司马光便以编年体形式，编写一部精要的史书，为的是让皇帝方便阅读，其根本目的是借鉴历史上的管理谋略，他认为“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历史上的治国经验都是帝王应该了解的。
在这里，英宗与司马光可谓君臣同心，他们了解历史都是为了借鉴治国的政治谋略。可见，《资治通鉴》编写的是历史事实，而所重点关注的却是“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政治谋略。
再次，《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但作者并非纯粹是在编年纪实，而是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总结时，非常侧重于阐述那些“以资于治道”的历史经验，并表达自己的议论。
《资治通鉴》共有294卷300万字，是一部篇幅巨大的编年体史书，司马光主编此书时，以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 和范祖禹为协编，而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则负责检阅文字。
司马光编写该书的时候，经常在洛阳的书局中举行学术聚会，邀请当时洛阳的著名学者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比如，当时洛阳的名贤程颢、程颐、邵雍、文彦博、吕蒙正等就经常参与学术聚会。当时的书局中，一群贤哲在一起研论学术。而学术聚会上的各种观点，对司马光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也影响了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态度和立场。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并非是完全客观地在叙事，而是有所议论的，而其议论的基本立场，所坚持的是儒家的仁礼纲常的基本原则。《资治通鉴》在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全书共有186篇附论，其中的以“臣光曰”来发论的有102篇，而其它的84篇是各家的评论，比如裴子野的评论占了10篇。
为何以“臣光曰”来发表议论呢？陈垣于《胡注通鉴表微》分析说：“《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
这说的是，司马光谦虚不敢公然效法《春秋》，而有志于效仿《左传》，将“君子曰”改为“臣光曰”，为的是表达“有所感触”，实际上是在表达对于史事的议论。而这议论的立场所坚持的是仁义纲常原则。正如黄盛雄所概括的，司马光评论史事的立场是“诚”与“礼”。这个概括是深刻的，司马光确实是在他所编写的史书中坚持“礼之纲纪”。
此外，张须在《通鉴学》曾分析说：“《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
显然，司马光虽是在“编年纪实”，但却是带着为帝王总结治国经验的目的去“纪实”的，而他所根据的理论原则是儒家的“礼之纲纪”，这一原则是他评价贤君与昏君、忠臣与奸臣的标准。不难看出，“臣光曰”后面所阐述的是司马光为帝王总结的治国理政的谋略。
此外，司马光除了在史书有附论中的议论外，还在编写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注重于从帝王谋略的角度去总结历史经验，在记述历史时，重点探索帝王治国的贤明之道，而对于其它治理方式是有所忽略的。
司马光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共1362年的历史中，写隋唐五代的达371年，占全书40%，而隋唐中，他对贤明政治时期如贞观之治等的编写是最为详细的。其它如文景之治等也写得较为详细。这显露了司马光的用意，描写历史是为了总结贤明政治的经验，而其它的被他有所忽略。
而且，在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上，司马光也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比如，被班固评价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却被司马光给予负面的评价。司马光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做事很荒唐，奢侈、迷信、好战，搞得民不聊生，逼得民众起来造反，认为汉武帝与秦始皇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很差劲的帝王。显然，对汉武帝如此的负面评价，是不公允的，这反映了司马光是从儒家正统的王道主义立场来评价汉武帝和秦始皇的。
资治通鉴
还有，司马光以富有经验的政治家眼光来看待历史，对历史的记述与评论所侧重探寻的是治国理政的谋略，所以，司马光的“历史学”从实质上看就是“政治谋略学”。
司马光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历经宋英宗、神宗和哲宗三朝，特别是经历了神宗、哲宗时新旧政较量的激烈时期，司马光是王安石的政治对手，王安石是推行新法的改革派的带头人，而司马光是反变法守旧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在与王安石改革派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元祐更化”的政治中，司马光彻底打败变法派，成了最终是获胜者。由司马光这样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编写史书，当然不会仅仅是纸上谈兵，也不会仅仅是客观地记载历史，而是带着明显的立场态度和强烈的“资治”目的去编写历史书的。毫无疑问，《资治通鉴》是史书，但更是古代治国理政的政治谋略名著。
司马光正是本着“资政”的目的，对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进行精选辑要，他所关注的并非仅是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的真实状况，而是历史上事件和人物对于治理国家的“资于治道”意义，关注的是值得借鉴的历史谋略。显然，对历史的记录并非是编写《资治通鉴》的主要目的，而寻求治理之道，总结兴衰规律，分析制度优劣，权衡政策利弊，探讨用人得失等等，才是编写《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
在《资治通鉴》一书中，作者通过对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叙述，来阐述各种谋略思想。书中的重要事例很多，有总结政治改革经验的，如“商鞅变法”“孝文帝变法”等；有关于政坛斗争策略的，如“东汉党锢之祸”“唐中叶安禄山之乱”等；有关宫廷激烈斗争的，如“周勃平诸吕”等；有关于失败变革中新的政治势力崛起的，如春秋末年的“三家分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等。
在《资治通鉴》中，关于军事谋略的表现是最为精彩的，例如，战国时期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 “官渡之战”；三国时曹魏与蜀、吴的“赤壁之战”；东晋时谢玄与苻坚的“淝水之战”等等，皆通过详细生动的记述和精妙的分析，来深刻地表现了古代的军事韬略，显示军事智谋的巨大魅力。
《资治通鉴》很善于利用对人物言行的精细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智谋，比如，书中对于谢安这一军事统帅的描写就非常精彩，描写出了谢安的个性和智谋。书中描写到：东晋取得胜利之后，“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履齿之折。”谢安那种表面上神态自若，而实则内心激动无比的神情特点被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来，让人赞叹作者刻画人物内心的高超能力。
曾国藩曾评价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因为在曾国藩看来，《资治通鉴》“穷物之理，执圣之道”，即不仅仅只讲道理，而且还讲权变。曾国藩的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最后，历史上的政治家、史学家们也大都从政治谋略的角度去评价《资治通鉴》，把《资治通鉴》当成一部政治谋略书来读，而非仅仅当史书来读。
比如，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胡三省对《资治通鉴》的政治谋略评价极高，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
还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在精读《资治通鉴》之后，专门写了一部研究《通鉴》的政治谋略著作——《读通鉴论》，借引《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分析历朝历代成败兴亡，盛哀得失，总结经验，引古鉴今，积极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求汉族复兴的政治道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十分深刻。
总而言之，《资治通鉴》虽说是编年史书，但更应该看成是古代的政治谋略经典，《资治通鉴》和《贞观之治》等古典谋略书一样，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视为是治政宝典，受到了历史上大政治家的青睐，像康熙、曾国藩等政治家们，都对《资治通鉴》爱不释手，通过研读《资治通鉴》去学习治政谋略。时至今日，政界、商界中仍有很多人把《资治通鉴》作为谋略书来读，从这一部书中吸取智谋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