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继增
他曾一个人乘飞机冒险跳伞，去营救西安事变中身陷囹圄的蒋介石；他曾与胡宗南斗智斗勇，挫败其摧毁西安的惊天阴谋；他曾在延安由毛泽东特批重新入党，却在建国后蒙冤入狱。他的真实身份和传奇经历，在尘封半个多世纪后才逐步映入人们的视野。他就是国民党中统“西北局专员”、在敌人心脏潜伏十五年的传奇特工——李茂堂。
潜入“中统”特务组织
李茂堂原名李自靖，又名李自清、李子静，化名杜清。1906年生于陕西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因家贫，幼年时只念了几年私塾。1921年经亲友介绍到西安电报传习所学习电报技术，毕业后在陕西省电报局当报务员。他经常阅读进步刊物，对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十分崇拜。1926年在西安补习时，20岁的李茂堂由西安“青运”工作负责人罗承运、林达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生命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李茂堂走出渭南大山，来到武汉这个全国政治活动中心，任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革命失败后，又回到陕西搞工运，历任中共陕西省电报局支部书记、西安市东区书记等。那段时间，他曾两次被国民党反革命派通缉，不得不变换花样，躲避特务们的盯梢。
◆李茂堂的入党介绍人罗承运。
1932年在任中共安康特委书记期间，李茂堂和陈子敬、梁布鲁一起，以国民党安康区绥靖司令部下属迫击炮营为重点，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发展了十余名共产党员，并通过进步营长废除打骂士兵的封建军阀制度，实行粮饷公开，深受士兵的欢迎。12月上旬，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进入安康地区，李带领共产党员在安康城乡秘密散发革命传单和欢迎红军的标语，还派共产党员王玉田打扮成电报局工人，给红三军传送情报。红三军过安康境后，国民党安康绥靖司令张飞生下令搜查安康电报局，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了李茂堂。后因查无实据，在中共组织营救下取保出狱。1933年上半年，李茂堂参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的领导工作。8月初，由于袁岳栋（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红26军政委，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李失去中共组织关系。
不久，李茂堂去上海，经中央特科（军委）陕甘特派员王超北联系接上了中共组织关系，并被派回陕西恢复中共组织，但经过三次努力都未能成功，只得重返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1935年9月，在李茂堂赶去郑州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路上，全部与会者因叛徒告密被抓。整个陕西省委委员就剩下他侥幸躲过了大搜捕。敌人放出话来：只要李茂堂自投罗网，别人一概无罪释放。李茂堂天真地想用自己换取其他被捕同事的自由，主动送上门去。结果，答应放的人一个没放，本来自由的人反倒不自由了。
◆南京反省院旧址。
徐恩曾让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带人抓捕王超北。李茂堂领着特务在上海四处乱转，瞅机会与王超北取得了联系，把敌人的破坏计划一一报告；并掩护王超北从上海逃到天津。因白色恐怖先期转移到天津的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中央特科红队成员王世英谈起李茂堂，执著地坚信：“这个人，绝对不可能叛变。”王世英让王超北设法给李茂堂捎话，“趁此机会打入敌人内部，单线联系，长期潜伏，越貌似反动越好”。李茂堂听从安排，从此打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单线联系”的机会，只是在1936年曾托话给党组织：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我要在敌人的肚子里搞垮他们。
李茂堂的“自首”毕竟成了一个问题，伴随其终生。他和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
只身跳伞营救蒋介石
李茂堂毕竟是一条汉子，那颗火热的尚勇之心始终在跳荡。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次事变，对于只是在中统特工部门干普通收发工作的李茂堂来说，却得到一个出头露面的机会。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乱作一团。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主和，何应钦等人主战，内战一触即发。南京“中统”特务系统也提出众多营救蒋介石的方案，其中以李茂堂提出的“空降营救”方案最为抢眼。李茂堂向中统头目报告说自己在西安人地两熟，杨虎城部队中有他的朋友，要求派他乘飞机去西安空降营救委员长！
这一石破天惊的计划，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尤其甚得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赏识。李茂堂的长孙李炜京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就是要救蒋介石。到底怎么救？谁去救？老是定不下来。出主意的人很多，一个比一个足智多谋，就是没有一个干实事的。我爷爷就主动请缨，铤而走险。他说他熟悉西安，熟悉周围地形，朋友也多，父老乡亲也多，一个人坐上飞机就飞过去了。”
在一个天低云暗的夜晚，天生胆大的李茂堂独自登机飞去西安，在郊外跳伞下来。当时西安城内气氛紧张，昼夜戒严，他只好藏身在一个姓武的亲戚家中。李炜京回忆：“亲戚不让我爷爷出门。说你不能出去，人家知道有人跳伞过来了，到处找呢，可是他还是出去了。他说不出去怎么救人？他简单化装一下就进城去了。”在西安城门口，李茂堂被如临大敌的东北军看出破绽，当场五花大绑。东北军发现李茂堂是中统派来的特工，再三逼他如实交代南京方面的动向，李茂堂无论对方如何恐吓利诱，大刑伺候，就是装聋作哑，一声不吭。他的顽固激怒了张学良，张大笔一挥，下令把李茂堂拖出去毙了。
幸好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代表及时赶到西安，大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李茂堂在死囚牢里苦捱了半个多月，最终也就不了了之，死里逃生。
李茂堂英雄般地返回南京，不仅徐恩曾称赞他“对党国忠诚可嘉”，另眼相待，就是蒋介石也礼迎他的归来。李茂堂就此脱颖而出，得到重用，成为“中统”新星。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李茂堂在无意之中抓到曾经刺杀韩国独立党主席金九的日本凶手。此人心狠手辣，身怀绝技。经审问，来中国的任务就是刺探军情，伺机刺杀蒋介石及其左右。案破后李茂堂再立新功，蒋介石对他恩宠有加，连升两级，提拔为中统特训班总教官，后任中统陕西调查室副主任，成为中统特务系统在陕西的重要人物。
然而已长期和党组织“失联”的李茂堂，思念自己的组织，盼望寻找亲人的机会。1939年，李茂堂得知好友王超北此时在中共中央代表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欣喜若狂。据王超北回忆录《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记载，当时李茂堂托其表兄武少文给王超北写了一封信，说李可以把中统的反共情报交给共产党，要求见面。王超北将原信交给办事处处长伍云甫，伍让其见面。王超北向伍云甫报告见面情况后不几天，接中央来电，批准李茂堂为党工作，立功赎罪；并决定王超北和李茂堂单线联系。此后便有许多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报送到延安。
孰料深为蒋介石赏识的李茂堂却在1943年又惹恼了蒋介石，李茂堂被脚镣手铐拴回重庆问罪。原来，国民党特务系统有“中统”和“军统”等派系。在中统和军统内部，又分为不同系统。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中统“朱系”与“C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另一派是CC系，后台是陈立夫、陈果夫，直接联系的是二陈的表弟徐恩曾。
◆王超北
李茂堂向王超北反映这一情况后，他们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进一步挑起敌人的派系矛盾，以便坐山观虎斗，瓦解打击敌人，搞掉王季高并取而代之。
1943年春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李茂堂带头发难，质问王季高为什么扣押他们向上级的报告。王季高回答不出来，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系人马一拥而入，把王季高和组训处长翟绍武打得鼻青脸肿。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蒋介石处，指名要惩办祸首李茂堂。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专机押送重庆，打入大牢候审。陈立夫、陈果夫不甘示弱，也向蒋介石告状，说王季高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横行霸道，才激起下属群起反对。一时两大派斗法，鹬蚌相争。这场官司打下来，由于蒋介石与陈氏兄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朱家骅输了，陈果夫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系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调查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
1944年夏，谷正鼎在西安办了一个集中营，关押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谷正鼎便设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越狱，再由监管当局借口越狱暴动，用机枪扫射。在敌特联席会议上，李茂堂得悉这一情报后，立即通知狱中地下党提高警惕。果然，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他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并受到严刑惩罚，俨然一个“敢斗分子”。一天，此人趁周围的警戒人员不在场，突然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大喊：“打死这只狐狸精！”一顿拳脚，这只癞皮狗就呜呼哀哉了。谷正鼎机关算尽，却吃了一个哑巴亏。他做梦也想不到让自己阴沟里翻船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毛泽东亲批的“特别党员”
中统陕西调查室的电台发报员并不知道李茂堂已将密码暗送延安。常常是，他们刚把中统局派进陕甘宁边区的特务名单上报给中统总部，那边，延安的情报机关就拿到了名单。中共因此还破译出敌人的许多重要军事情报。
据王超北晚年回忆：李茂堂利用他任特务头子的公开身份，向党提供了敌人的许多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例如，由胡宗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级上将）亲自主持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是极其机密的。然而，1945年5月1日有谷正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祝绍周（陕西省主席），王友直（西安市长），杨尔瑛（陕西省三青团头子），李犹龙、李茂堂、陈建中（均为中统特务头子）等参加的第一次会议的全部记录，都被李茂堂搞来了。后来每次会议的记录，李茂堂都按期送交党组织。
1945年春，抗日形势好转，中共中央要王超北去延安汇报工作，接受新的任务。李茂堂也想去延安，解决他久拖未决的党籍问题。经再三考虑，认为秘密去不可能，只能明去。他们想出一条妙计，由李茂堂直接找“西北王”胡宗南，以到延安打探中共召开“七大”后的动向为由，提出到延安去搞中共高层的情报。但胡宗南认为危险性太大，李表示为了党国，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胡宗南说：“我担心你到延安之后，中共如对你有怀疑，突然把你抓起来，要杀你，你吃不消。”李茂堂说出自己的锦囊妙计：“我准备化名张怀中，以中央交通部邮电视察员的身份去延安，视察邮电工作，直接去找李秉昆（堂兄）。随行人员不多带，由我的堂兄李茂荣陪同。他想去边区做点生意。这样可以减少中共的怀疑。同时，请第一战区长官部给延安联防司令贺龙发一公函，叫他加以照顾。”
胡宗南听罢，连说妙计。延安也同意李茂堂等的计策。8月，李茂堂穿着笔挺西装，以中央视察员身份通过国民党封锁线。而王超北则打扮成富商大贾（李茂荣）的样子，以商人身份跟随。
李茂堂、王超北抵达延安后，中央社会部（统管情报与保卫工作）副部长李克农及罗青长、师哲等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李克农紧紧握住李茂堂的双手，欢迎他归队回家。李茂堂则百感交集，恍如隔世，“旧路青山在，游子白首归”。
王超北和李茂堂向中央汇报了在西安的工作。李茂堂郑重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问李克农：“李茂堂的党籍问题，你们为什么不给他解决？”李克农说：“有人说不行啊，都断了那么长时间。”毛泽东说：“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入党要有介绍人，你们谁愿意介绍李茂堂入党呢？”李克农说：“罗青长和汪东兴可以介绍李茂堂入党。”当时罗青长是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而李茂堂则是国民党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于是，毛泽东哈哈大笑：“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我能不同意吗？”经研究，中央领导肯定了李茂堂所做的工作，作为“回头革命”的特殊情况，重新履行了入党手续。这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第一个中共“特别党员”。
这场戏演得很成功。李茂堂不仅在中统内部获得更大信任，还得到胡宗南、祝绍周（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等的嘉奖，赞扬李茂堂的冒险之举。在国民党陕西省代表大会上，李茂堂成了大红人。
◆1943年建成的西安情报处机关建筑模型。
1940年，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了中共西安情报处，王超北和李茂堂分别为正、副处长。李在西安情报处工作期间，利用国民党中统局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兼中统局陕西调查室主任的合法身份，同王超北一起，先后建立了两个地下工作室、一个联络站、八个秘密电台，巧妙地将电台架设在国民党军队司令部和省政府主席办公楼附近的地下室里，搜集了中统局派进陕甘宁边区搞“点线”破坏活动的20多名特务名单，以及中统、胡宗南部各种反共活动的重要情报，及时报告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经常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并把它排印出来散发给西安各界进步人士，宣传中共对时局的主张。李茂堂在保护中共组织、营救党内同志、分化瓦解敌人等方面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摧毁胡宗南的惊天阴谋
1947年春，蒋介石命胡宗南指挥二十多万人进攻延安。中央情报部要求“西情处”必须及时将胡宗南的军事部署等具体情报，报告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而此时敌人也加紧在西安搜捕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追踪秘密电台。在无法可想的时候，李茂堂让王超北把“西情处”机关和电台搬进自己的家中。在敌人特务、宪兵的追捕中，李茂堂等冒着生命危险来搜集和传递情报。李茂堂潜伏在“西北王”胡宗南部队七八年间，为我党提供了十多万字的重要情报、会议记录、机密文件、电话录音、图表资料等等。这些潜伏在西安国民党敌特机关的西情处的同志们，用自己的赤胆忠心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壮歌，为党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7年9月15日凌晨，西安情报处收到加急电报：关中派到西安执行任务的汪戈同志，在西安被中统秘密逮捕，此人带有法币1000万元，还有信件，关系到陕西和西安地下党组织的安危，必须迅速搞清情况，火速营救。李茂堂即去找案件承办人，表示对汪戈案十分关切。他看了汪戈有关材料后说：“此人无疑是从关中来的。不怕他嘴硬，用重刑！此事由我来办！”于是，李茂堂连夜秘密“提审”汪戈。室内摆出各种刑具，李茂堂装出异常凶狠的样子，大吼：“上重刑！”并亲自动手，只在汪戈的太阳穴轻轻一击，汪戈就昏了过去。李茂堂骂道：“死了，倒便宜了你。快拉出去埋掉！”就吩咐把汪戈抬上汽车，开往城外。这时，汪戈已苏醒过来，李茂堂取下他身上的脚镣手铐，往屁股上踢了一脚，低声说：“还不快跑！”他还虚张声势朝天开了两枪，骂道：“他妈的，活过来了，没那么便宜，老子送你上西天！”就这样巧妙地放走了汪戈。
1947年，中统改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由于新局长叶秀峰把主要精力放在清洗老长官徐恩曾的势力和培养自己的班底上，陕西方面也就大换血，以向离替代李茂堂。向离原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CC死党，靠巴结上司叶秀峰得势。李茂堂的猝然卸任，为我党及时掌握“中统”系情报增加了困难。此时，李茂堂身边也有一批能人。国民党铜川县党部书记长陈子敬，中统西安调查室秘书谢维杰，西情处地下交通、东柳巷1号的男主人李江波，李茂堂的贴身警卫肖华杰，包括李茂堂的洋车夫张光明等，无一不是李茂堂的高参、智囊、得力助手。李茂堂等待着改变不利局面的机会。
◆1949年5月17日，人民解放军举行西安解放入城式。
1949年初，西北野战军连续发动荔北战役和宜川战役，胡宗南部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西安解放指日可待。此时潜伏在国民党“党通局”内部的李茂堂，已经获取国民党即将派遣大批特务，潜伏并实施炸毁西安的“玉石俱焚”计划。为彻底摧毁这一惊天阴谋，也为改变在“党通局”的被动局面，李茂堂想出了一条连环计。他釜底抽薪，派人将潜伏名单中的一名特务刺杀于西安火车站。听说自己的亲信被杀，向离马上驱车赶到现场，追查打黑枪的杀手。但即使这样，也于事无补，因为他千挑万选定的那一份潜谍名单已报到南京。向离最怕惊动顶头上司叶秀峰。他快刀斩乱麻，一边严密封锁消息，对外一律说死者得了急病，一边重新起用李茂堂的旧部谢维杰，要他顶这个空缺。
谢维杰是西情处的骨干成员，而他的公开身份是中统资深特务。向离重新起用谢维杰，给西情处猎取那份上报南京的潜谍名单及其背景资料提供了方便。但这还远远不够。李茂堂抓住了一个可以置向离于死地的机会——他得知“党通局”陕西省通讯组二科科长王克平与向离面和心不和，让王克平带上重礼去南京见叶秀峰，状告向离瞒天过海。叶秀峰拍案怒起，当即撤了向离的职，由王克平取而代之。于是李茂堂及时策反，促使王克平临阵倒戈。王克平把“党通局”设在商县的电台调回西安，连同国防部签发的特许执照一并交给“西情处”使用。王克平还把谢维杰等人召集起来开“应变会议”，以负责潜伏为名，让谢维杰把全部“党通局”专网潜伏特务名单，全部收集起来，如数转交中共西安地下党。
◆解放后西安情报处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前排：李茂堂（右三）、王超北（右四）。
李茂堂几乎把西安国民党的营垒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胡宗南却还蒙在鼓里，把他当作最可信赖的知己。胡宗南打算撤往终南山，李茂堂劝胡不要往终南山撤，意思是胡的名字“宗南”和“终南”谐音，不吉利，到那儿就“终”就死。其实，李茂堂不希望胡宗南撤到终南山，是因为离西安太近，威胁太大了。胡宗南听了他的劝告，决定向陕南和四川撤退。李茂堂向胡宗南主动请缨，由他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西北绥靖公署暂留西安，监督实施摧毁西安的“玉石俱焚”计划。胡宗南欣然同意，并特意留下大批人员、物资、钱财和飞机由李茂堂调度指挥。
1949年5月中旬，当胡宗南得悉解放军已占领渭河北岸，正向西安推进，便挟持陕西省政府主席等人登机飞汉中。但是胡并没有听到西安“玉石俱焚”的爆炸声，而是听到了欢庆解放的震天锣鼓和鞭炮声。在西安地下党的配合下，李茂堂和“西情处”彻底粉碎了胡的阴谋，挖出了胡宗南部逃跑前埋下的巨量炸药，使文化古城西安躲过一劫，免遭破坏。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拿下了一个完好如初的古城，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
李茂堂是建国后国内贸易部第一任副部长，但任职不久就因参加“中统”问题被捕。1953年5月，李茂堂在北京监狱里因病去世，终年47岁。一个巨谍的传奇就此尘封。然而共和国不会忘记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立下功绩的人。1982年3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为李茂堂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代传奇特工的英灵安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07年，以李茂堂为原型的谍战电视连续剧《特殊使命》在国内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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