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雖然以農業立國，但在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已經生長出
城市、商業、貨幣、信用、海外貿易等諸多工商業文明因子，僱傭勞動、包買商慣例、商業信用、集資合夥等新生事物均有蹤跡可覓。國外的漢學家常把宋代經濟出現的巨大進步稱為“宋代經濟革命”，並歸納為農業革命、貨幣和信貸革命、市場結構與城市化的革命等方面。從政治方面看，宋朝相對開明，並且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鼓勵經商的王朝。宋朝建立後，一反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確立了國家與商賈共利分利的經濟運行模式。如馬端臨《文獻通考》中所說的：“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妒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宋朝統治者自立國之初，便採取了一系列保護商業發展的惠商、恤商措施 ，如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嚴禁非法滯留和搜查商人，嚴禁官吏對商賈橫徵暴斂，限制官府壟斷經營等，儘量減少過去針對商業而設置的種種限制和障礙，“一切弛放，任令通商”。
東京夢華錄復原圖
宋代農業經濟的突出特點是多種經營和商業化生產程度發達，專業化農業區域日益出現，農副產品進入商業渠道的數量、規模超過以前任何朝代，比西歐各國農業生產商品化要早二三百年。由於農業生產力的提高，農民可以有剩餘時間參與手工業和商業。不少農民脫離農業生產，來到城市、礦山、茶園、鹽場，或獨立經營，或往來販貨於城鄉之間。
宋朝實現了煤炭的規模開採和工業利用，北宋河東（今山西）、河北、陝西等路的煤炭採掘業相當發達。為了和原先的木炭（當時稱“軟炭”）相區別，宋代出現了“石炭”“礦炭”等詞來專指煤炭。在其推動下，包括冶金、陶瓷、井鹽、紡織業 等在內的手工業各部門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態勢。
除鑄錢、軍工等少數行業外，民營手工業的主導地位開始確立，並程度不同地擁有區域市場、區間市場甚至海外市場。行業內部還產生了帶有近代色彩的僱傭關係和包買商慣例，這表明，宋代手工業已經進入了一個為近代工業的發生準備條件、為新的生產方式提供歷史前提的時期，即所謂前近代化時期。
汴京宣德樓前演象圖
宣德樓是北宋皇宮的南門，前面即御街，北宋皇宮每年都要在樓前舉行隆重的馴象活動，烘托歌舞昇平氣氛。圖中一絲不苟地描繪出七頭大象的形貌、飾物和整個活動場面。此圖疑為清人所作。
從城市發展來看，除了像東京、臨安這樣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規模也迅速增大。北宋元豐年間十萬戶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多個，崇寧年間上升到五十多個，而在唐代只有十餘個。城市職能更多地向經濟職能轉變，日益增長的財富和商業促進了城市前所未有的發展，城市不再只是行政中心，同時也成為商業和社會生活的中心。
隨著城市人口的飆升和商業人口的比重增加，市民階層初步形成。為了適應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宋代將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坊郭戶”單獨作為法定戶名列籍定等。《宋史·食貨志》將“
城郭之賦”與“民田之賦”並列，就是將城鎮居民所繳納的房地產稅與鄉村居民所繳納的土地稅區別開來，成為兩稅之外的特有稅目。宋太祖頒佈《商稅則例》，表明宋朝從建立伊始就有了正式的商稅法規。宋代的工商業稅，如過稅（商品流通稅）、住稅（商品交易稅）、力勝錢（水路流通稅）以及礦冶收入等都有大幅度的上升。工商業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地位日見重要，成為田稅、禁榷收入之外對宋代財政影響巨大的稅項之一。
從商稅收入佔國家財政總收入的比重來看，北宋時期，商稅收入約佔國家財政總收入的 10％左右。南宋由於缺乏商稅收入的全面統計，其在全國財政總收入中的比重難以確定，但無疑比北宋時期有所提高。
宋朝還建立和發展了極為嚴密而完備的專賣制度，不僅是鹽、鐵，連酒、茶、礬等也列入國家專賣，政府不僅嚴格控制專賣品的私售，對允許販運的專賣品也實行嚴格管理，例如，商人販鹽必須持禁榷機構給發的交引，到指定的地點取貨，對鹽價也進行限制。專賣制度影響了私營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卻給政府帶來了豐厚的收入。宋朝來自禁榷和商稅的收入遠遠超過了田稅。
榷場，指宋、遼、西夏、金政權各在接界地點設置的互市市場
商業的巨大進步也導致了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民以食為天”不再是唯一的金科玉律，重視商業、主張提高商人地位的思想得到發展。如李靚提倡富民思想，主張自由通商，自由經營，反對鹽鐵專賣政策，主張由私商經營，既可以使商人獲利，也可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蘇軾說“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值，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為我們勾勒出一幅商人辛苦經營、勤勞致富的圖畫。
蘇轍進而認為：“城郭人戶雖號兼併，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 。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因此主張官府要對他們“稍加寬恕，使行休息”，否則，“非民之利也”。
南宋思想家葉適更認為“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不僅主張從經濟上重視商業，而且主張在政治上使工商業者得到參政的機會，讓有才能的工商業者通過甄拔成為統治階級的成員，將農商皆利的思想大大推進了一步。
葉適（1150—1223年），字正則，號水心居士，溫州永嘉（今浙江溫州）人，南宋思想家、文學家、政論家。
宋代繼承唐代兩稅法“以資產為宗”的稅收制度，從稅制上較以前更明確地承認和界定了土地私人佔有權，表明無論國家政府還是個人，都在私有產權的合法性方面達成了共識，從而激發了土地產權擁有者利用土地資源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對宋代農業乃至整個社會經濟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按資產徵稅，對勞動者來說也意味著賦稅的減輕與公平。宋代還從制度上規定了各類徭役都以產權多少來攤派，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勞動者的負擔。
王安石變法後實行以錢代役，使農民逐步擺脫了勞役的束縛，人身相對自由，這對於促進社會經濟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都是十分有利的，
具有一定的制度創新的特點。宋代賦役制度的變遷，提供了進一步發揮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潛力的激勵機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宋代社會經濟的繁榮與賦役制度變遷的激勵作用是密切相連的。根據著名經濟史家全漢昇先生的研究，宋代的戶數與人口，按《宋史·地理志》的記載，在大觀四年（1110 年）戶約二千萬，口約四千六百萬。前一個數字沒有多大問題，後一個數字很可能由於人民為逃避丁稅的負擔，而少申報口數，以致過分偏低。如果按“五口之家”計算，中國在 12 世紀初約有一億多人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北宋每年的財政收入也遠較唐代為多：唐代最高的歲入總額（天寶八年，749 年）不過五千二百三十餘萬，而北宋天禧五年（1021 年）的歲入總額已增至一億五千餘萬，約為唐代的三倍。儘管唐宋歲入數字中的物品種類和計算單位不一定相同，這種比較不見得準確，但大體來說，宋朝的歲入總額已遠遠超過了唐代。
平江圖碑
南宋李壽明主持刻繪，是中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城市碑刻地圖。圖中繪出宋
代平江城（蘇州）的平面輪廓和街巷佈局，包括城牆、建築、街道、 城 河、 橋 梁、 寺 觀、 園 林等，展現了蘇州城的繁榮景象和水鄉風情。
宋朝一方面被盛讚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巔峰，另一方面又被斥為“積貧、積弱”的朝代，如何理解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呢？
宋朝把募兵制作為國家的主要兵制，改變了傳統意義上寓兵於農、兵農合一的制度，軍隊走上職業化的發展道路，國家成為承擔軍需開支的主體。
軍隊職業化，使生產者免除了兵役負擔，並化解了不少可能導致社會動盪的隱患，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然而，由國家養兵並承擔一切軍需開支，必然要求社會經濟達到足夠高的發展水平，使國家的財政收入能夠滿足軍事需要。儘管宋代社會經濟有了高度發展，但因為以軍費為主的各項開支龐大，政府一直襬脫不了財政上舉步維艱的困境。
為了應付龐大的財政開支，宋朝政府採取了各種手段，不但在手工業、農業、商業等領域進行超經濟的強制性盤剝，而且政府也將自身變成了一個大商人，通過商業手段來牟利，導致官營經濟膨脹，最終危害經濟的健康發展。
軍隊也捲入商品經濟浪潮，參與各種營利性經營活動，必然從各方面影響軍隊本身職責的履行，導致軍紀敗壞，軍備廢弛，戰鬥力下降。“積貧、積弱”也就成了當時的一大社會特徵，與宋代經濟和社會文明的高度發達相伴始終。二者看似矛盾，其實是統一的，體現了宋代社會經濟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統一。
以紙幣為例，紙幣的創行使中國榮膺了世界最早行用紙幣的國家的美譽，在當時也確曾給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便利，但宋朝紙幣的大量發行是以政府應付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為背景的 。特別是南宋，長期的戰爭使得國庫空虛，財政窘迫，政府為了籌措軍費，除了巧立名目、增加百姓稅收外，進而採取通貨膨脹的政策。
宋代紙幣交子與會子
會子在形式上和當時多數人的觀念上，仍是一種金屬貨幣的代替者 ，卻又跟近代嚴格意義上的本位幣不同。發行之初，會價就與面額存在差異，而且在某些時間和地區差異更大，這表明會子在多數情況下並不是一種能依面額兌換的紙幣。雖然政府也試圖通過用金屬錢幣收兌貶值紙幣的“稱提之法”來穩定紙幣信用和物價，但因為官方根本拿不出足夠的準備金用於兌換，所以無法有效控制紙幣的貶值。
為了穩定會價，南宋君臣絞盡腦汁，想出了種種辦法。除用錢幣收兌外，還通過鹽引、度牒等有價證券收兌跌價紙幣，用新鈔收換舊鈔，在稅收上實行銅錢、紙幣的按成搭配，限制銅錢外流，以及其他純行政措施，使會價和物價之間維持相對穩定。但這些舉措都收效甚微，有的甚至又轉化為新的盤剝之法。
這表明，宋代紙幣的行用並不全是商品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 ，而是高度集權的財政體制和空前浩大的財政支出雙重作用下貨幣稅超前發展的結果，遠遠超過了貨幣經濟的實際發展水平，不僅給納稅人造成沉重的負擔，而且也制約了商品經濟特別是私營經濟的增長。
中國通史
卜憲群 總撰稿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撰稿
華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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