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宫》：戏曲人生的千年绝唱
李险峰
时至今日，关于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文化心理、知识结构和情感结构等的影响，学界已达成了共识，人们不再过多地关注祖居地对作家的影响，而把着眼点集中在作家的成长环境。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是陕西富平人，富平之于党益民，既是他的祖居地，也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他从军之前在富平度过了19年的青葱岁月，富平的山水和文化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阿宫腔是关中渭北一种古老的戏曲艺术，目前主要存活于富平县，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而，对党益民来说，创作一部以阿宫腔艺人的生命遭际为题材的小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钟情于题材，题材对他也是青睐有加。《阿宫》是一部结构新异的小说，其中的《桃花刀》和《墨面客》、《硬弦》等先后于2010年和2016年作为短篇在《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国内重要文学刊物登载，因而《阿宫》可看做短篇小说集;同时，《阿宫》中的各个故事的展开时间从秦末绵延至今，且在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上存在一定关联，因而亦可视《阿宫》为一部长篇。《阿宫》2011年在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在台湾出版，近期又出了修订本。修订版《阿宫》在原作的基础上增加了《硬弦》，其他稍作修改，基本保持了旧版的原貌。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跟踪党益民的创作，曾于2014年4月在《文化艺术报》发表了关于《阿宫》的评论，现在重读修订版，又有了新的感触和发现。
一、温润绵厚的悲悯情怀
从艺术活动得以存在的缘由上来讲，一个无需论证的常识是，上自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论繁华的都会还是僻远的村落，各个阶层、各种社群都有观赏艺术活动的内在诉求，人类的精神生活须臾也离不开艺人的艺术创造。艺人的存在如此合乎社会的需要，按说他(她)们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至少从战国时期始直到20世纪初，作为一种行当或职业，艺人的社会地位向来很低，他(她)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常常成为被鄙视被奚落的对象，甚至陷于死后不能安葬祖坟的可悲境地。社会地位的卑下为他们的生命涂抹了暗淡悲凉的色彩，这些常常被蔑称“戏子”的艺人大多沦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作为汉民族独有的戏剧艺术品类，戏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即使在屡经欧美现代艺术的挤压和以破四旧为基本手段的极左文艺路线的摧残后依然焕发着艺术生命力。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成百上千年里，悲剧几乎是大多数梨园弟子的命运归宿。戏曲艺人素称优伶，这种带有贬义的称谓源于商周之际，那时的宫廷艺人被称作“倡优”，他们多为侏儒一类生理发育不完的畸形人，生为侏儒本已不幸，而利用身体相貌的残疾和滑稽取悦君主就更其可悲了，就连司马迁在抨击人文知识分子(“文史星历”)不被当朝眷顾不被世人尊重时也用“倡优所蓄”相类比。宫廷艺人的生存际遇尚且如此，民间艺人在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心理(家国同构、宫廷民间一体化)作祟下其遭际就自不待言了。藉此，戏曲艺人的生命悲剧似乎蒙上了与生俱来的原型意味，他(她)们命中注定的种种不幸在《阿宫》中得到了形象的诠释。
首篇《宫女》中的大娥和小娥，可以说是阿宫腔的影子鼻祖，她们“噫咽”、“哪噫呀唉”、“矣焉也”的唱腔至今还飘荡在阿宫舞台上。秦末项羽纵火烧了阿房宫，掳掠宫女，大娥和小娥逃离，慌乱中大娥被熊熊燃烧的门楣烫伤，她们化妆成夫妻逃到乡下借宿朱鹳家，不料身份暴露，小娥被求子心切的朱鹳强奸。为了报仇，大娥将匕首刺向朱鹳(事后得知并未刺死)，逃到东乡(今富平美原)后，大娥为了阻止官军抓走小娥，被军爷一刀砍掉了脑袋。得知小娥怀了自己的孩子，朱鹳因竭力阻挡军爷侮辱小娥，先被割掉了一只耳朵，后被剜掉了命根子。作为开篇第一个故事，《宫女》给《阿宫》定下了悲凄的基调。
其余的十四个故事中，除了《半分地》中的主人公徐跃进算不得正宗梨园弟子——他只是曾在频阳阿宫剧团看过大门，剩下的主人公都是阿宫艺人，而且他(她)们的生命历程或结局皆氤氲着令人唏嘘不已的悲情。《墨面客》中的顺子是明末一支义军的暗探，他可以被视作阿宫腔事实上的鼻祖。顺子在寻找李闯王的途程中屡遭坎坷，渭南之战中他英勇作战，结果身首异处。《莲子》中的莲子先被迫沦为娼妓，后遭警察冤杀。《银簪子》中的来旺因拒绝独守空房的女人的“一夜情”欲念遭诬陷冤死于革命组织的铁律之下。《小生张青》中的张青生逢乱世屡遭不测备尝艰辛到仓颉庙削发为僧遁入空门，“文革”中因阻止红卫兵砍伐庙里的古树被活活打死。《上官云秀》的主人公因与同父异母的弟弟朱子良相爱并同居，知道真相后在西安投护城河溺水而亡。《三根金条》中的老齐被三根金条折磨得食不安寝，夜不安寐，三年大饥荒时期为了把口粮留给儿孙自己饿死。
这些阿宫艺人的非正常死亡，使小说的悲剧氛围得到充分渲染。其他故事中的主人公生命虽未终止，却饱尝活着的苦涩与辛辣。《观音土匪》中的香草先被金班主强奸，后遭未婚夫田喜退婚，一气之下落草为匪。《硬弦》中的得娃迫于生计参加了陕北红军，在奉命返回关中的路上被国民党军用手榴弹炸瞎了双眼;《牛娃子》中正直善良的牛娃子“文革”中不惧专案组的淫威坚守正义被打断了一条腿。《伙计》中的赵喜新婚之夜因朋友恶作剧自觉颜面扫地，漂亮胆小的新娘子不堪羞辱悬梁自尽。《曹老师》中的主人公面对为自己生了孩子的情人的接济和捐赠，男人的尊严在金钱面前无奈而虚无，性情变得郁郁寡欢。读罢《阿宫》，我们会产生一个强烈的印象，艺人的生命悲剧汇成了小说的主旋律。
在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发展史上，1980年代后期，随着意识形态的弱化和文学“向内转”思潮的涌动，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后来被约定俗成为“先锋派”的青年小说家，他们试图在艺术形式方面开创一条道路，进行了个性鲜明的“先锋性”探索，其中“写零度”和“零度写”令人瞩目。“零度”小说中的人物不再像传统小说中的人物那样感情正常，而几乎都是一些感情冷漠或对感情无动于衷的人，仿佛生活的“局外人”。小说的意象和题材不再像传统小说那样暖意融融，壮美宏阔，而是聚焦于怪诞、罪孽、阴谋、死亡、刑罚、血腥、暴力、阴鸷、潮湿、乱伦等等罂粟一样的恶之花。另一方面，作为故事的讲述者，这些小说家对故事中人物的悲惨遭遇和骇人的场面不露声色地予以展示，他们在感情上不仅不介入，而且处于零度状态。这种叙事风格，由于跟中国读者传统的接受习惯大相径庭，90年代以后先锋派小说家纷纷转向、撤退、回归。党益民跟先锋派小说家们是同龄人，但由于职业、身份、知识结构、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秉承着世界小说的经典性书写，拿陈忠实给他的小说处女作《藏光》所写之序的标题“小说最是有情物”来诠释十分恰当。跟先锋派小说家的“零度”文本相较，《阿宫》显然是有温度的，它在传统小说的情感涨满与先锋小说的情感缺席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在这里，每个故事中的人物都有血有肉，重情重义。顺子为了完成义军的使命奋勇杀敌壮烈牺牲，莲子不惜给警察行贿要求把自己和丈夫合葬一处，张青早已遁入空门却凛然阻止红卫兵砍伐古树，《硬弦》里的得娃在老连长被打倒后和老婆白娃背着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十斤小米专程到省城去看望他，牛娃子宁可腿被打断也不屈从专案组的威逼说王天祥的坏话……作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虽然表面上保持了情感的中立，从不作价值判断和情感宣泄，遵循了现代小说的创作圭臬，但读完故事又分明能感受到他对笔下人物悲惨遭际和悲剧命运的同情、怜悯与叹息，他的情感不是溢于言表，而是暗含于文字的背后，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渗溢着温润绵厚的悲悯情怀。曹文轩指出，“文学的职能在于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提供和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性基础，而这一“基础”中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悲悯情怀。”用这一判断来关照，《阿宫》当之无愧。
二、敲骨击髓的人性书写
文学即便人学，洞察人性的幽微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核心要素之一。敲骨击髓的人性书写是《阿宫》的又一个亮点，这里的人性世界一方面表现在情欲与伦理的纠葛，另一方面表现在物欲与道德感的冲突。
情欲是人类的两大本能欲望之一，正如《礼记》中所指出的那样：“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情欲的生发不仅是人类得以生息繁衍的前提，也是旺盛生命活力的昭示。然而，作为高度社会化的的个体存在，情欲的生发和表达又必然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民族特定社群伦理规范的约束，原本发自自然生命本能的男欢女爱就必须在社会伦理的框束下富有理性地中规中矩地实施，于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成为人类情欲生发与表达的集体无意识。但是，人的自然欲望在多数情况下先天性地具有躁动性，面对社会伦理的高压和威吓时，情欲往往不会自觉地遵守规约，总是情不自禁地试图挣脱社会伦理的束缚，总是极不安分地期冀从伦理城堡中突围而出，尤其是当情欲偶遇了特定的时机和空间时，体内的荷尔蒙就会忘乎所以喷薄而出。这样，情欲与伦理之间就构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的矛盾纠葛，从而酿出一幕幕人间悲剧。《阿宫》中民间艺人的生命悲剧大多便是由情与礼的对立冲突而酿成的，其中以《桃花刀》和《银簪子》两个故事表现得尤为突出。
《桃花刀》中的严奎生命中经历了两次情欲洪水对伦理堤坝的冲决。第一次主要表现了严奎自然情欲的勃发历程。严奎本是华州一个制作皮影的刀子客，他来到有着祖传打铁绝活的邵镢头那里去打刀，“发现桃花出落得跟水蜜桃一样。天气很热，又有火炉烤着，桃花穿的蓝布褂后背湿了一片，胸前湿了两片，紧贴在鼓鼓囊囊的奶子上。这还不算，一抡铁锤，两个奶子还上下乱颤。”此情此景让严奎“心里直发毛”，浮想联翩。更让严奎情欲飞涨的是，桃花在擦汗的当儿，扭头看了一眼他，不仅没有对两眼发直的他表示出反感愠怒，反而“红着脸膛，无声笑笑，露出两个酒窝，满口白牙。”显而易见，严奎和桃花是一见钟情。此后，严奎找了各种借口造访铁匠铺，跟桃花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后来两人心照不宣地找到合适的理由一起去县城，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在情欲的魅惑下把本已两情相悦的他们，诱入路旁打麦场里的草房，在狂风暴雨的遮掩下忘情地实现了自然情欲的人性表达，却没想到被尾随而来的桃花的未婚夫——邵镢头的徒弟憨子发觉，使得桃花惨遭毒手。邵镢头已将女儿桃花许配给徒弟憨子，在中国封建社会，严奎和桃花的行为显然是有违于当时的伦理规范的，严奎和桃花“发乎情”却未能“止乎礼义”，造成桃花如花生命的过早凋零，也使自己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对桃花无尽的思念之中，背上沉重的精神十字架。第二次主要表现了严奎的生命挣扎。避难逃到频阳后，严奎一直孑然一身，正直壮年的他常常受到生命原欲的催逼，常常在夜里不由自主地涌起对柳叶的意淫，他的精神因陷入欲念与伦理的撕咬缠斗之中而痛苦不堪，小说中有句话最能揭示严奎人性深处的奥秘：“最让严奎害怕的不是柳叶，而是他自己。”为了彻底摆脱精神的煎熬，他将柳叶许配给身患性无能症(严奎当时并不知情)的徒弟石头，从而激起了柳叶畸形的生命抗争，先是跟齐掌柜的管家姬林偷欢，严奎发现后干掉了姬林，后又传出跟张班主儿子的绯闻。当严奎出于捍卫社会伦理和自己名声对柳叶予以当头棒喝的时候，她把情欲的抗争推向极致，肆无忌惮地撩拨挑逗养父，刹那间唤醒了严奎久被压抑的生命欲望，被迫与柳叶行了苟且之事。这种乱伦行为即使在多少有些纵欲主义倾向的当下也难以为世俗所容，更不要说在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宋明理学一统天下的封建时代。为了求得彻底解脱，严奎自导自演了一出毁灭柳叶并自我毁灭的生命大悲剧。《桃花刀》将阿宫艺人的人生悲剧刻画得惊心动魄，敲骨击髓。
如果说严奎式的悲剧显示的是人欲与社会伦理的尖锐冲突，这一传统主题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价值坐标，那么《银簪子》中来旺的悲剧就很值得咀嚼。来旺在对金凤的爱慕(虽然在金凤去县城上了中学后他们的恋情在金凤那里渐渐稀释，从而使来旺的倾慕变得有点单相思)与陈炉镇寂寞女人的欲望逗引之间非常理性地选择了前者，结果遭到女人的诬陷，被革命组织钢铁般的纪律草率地正法，而下令枪毙来旺的恰恰是游击队新来的女政委金凤。因此，与其说来旺死于他人的诬陷和组织近乎禁欲主义的戒律的惩处，还不如说死于自己高度的伦理自觉，换句话说，来旺是自杀而非他杀。倘若来旺在那个怨妇的挑逗下跟她发生了“一夜情”——“我看你是个厚道男人，才愿意跟你。你不用怕，咱俩睡一夜，明天你走你的，日后见面谁也不认识谁。”这样做并不稀释他对金凤的爱恋，也不妨碍他继续寻找心上人，那么他的生命轨迹就不至于朝着悲剧的方向滑落。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来旺的悲剧暗含着作者对传统伦理观念和现代禁欲主义的思考与批判，流泻着发人深省的当下意识。
《阿宫》中许多民间艺人人生悲剧的发生，一方面固然跟他(她)们所处的时代环境相关，但更其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她)们自身无法在情欲的勃发与伦理的询唤之间，迅速做出规避道德风险的选择，这不是他(她)们的过错，而是人性的乖谬与脆弱。这样，《阿宫》的人性书写就映现了世界文学共有的一个母题——情欲与伦理的冲突。
对物质的餍足是人性中的又一个原始欲望，但在文明社会，这一欲望应该在道德和法律许可的前提下方可实现，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这个意思，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一旦僭越了道德和法律的红线，不仅会遭到世人的谴责甚至身陷囹圄，而且自己的良心也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阿宫》里的《三根金条》生动地演绎了因贪不义之财而引发的一桩桩人间悲剧，作者把老齐面对偶然捡到的三根金条时极为矛盾复杂的内心活动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形象地揭示了了人性深处的隐秘：
日死他妈，是金条!
老齐急忙抬起头。田掌柜渐行渐远。
老齐想喊一嗓子，张了张嘴，没喊出来。
日他妈，谁让你平日里对我不好!
老齐捡起金条，手哆嗦着揣进怀里，继续寻找。又找到了两根。这一回老齐没有犹豫，捡起来就揣进怀里。
老齐边走边在心里骂：狗日的，谁让你平日里对我不好!
老齐现在明白田掌柜马背上的褡裢里装的是啥了。怪不得早上装东西时，小生们要帮他把褡裢往马背上搭，他不让，自己亲手搭。当时老齐就觉得奇怪，但也没有多想。原来狗日的褡裢里面装着金条哩。
可是，他哪儿来那么多金条?老齐的脑袋“哗”地裂开一条缝，照进一道亮：昨天晚上唱完堂会回到旅店，田掌柜弟弟的勤务兵来过一趟，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藤条箱。莫非那藤条箱里装的是金条?一定是!一定是他弟弟让他把金条带回家。难怪掌柜的今儿个这么高兴，小生们跟两个旦角调笑他也不管，原来狗日的发了大财。
不用说，肯定是他弟弟打仗捞的浮财。
不捡白不捡，谁让他平日里对我不好。
这叫啥?黑吃黑!
黑吃黑，不算缺德。
捡了就捡了，不捡白不捡。狗日的!
三根金条在任何时代对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一笔不菲的财富，老齐在田家戏班拉了几十年胡琴，因为演出归来的路上田掌柜让两个年轻的旦角骑驴却让他步行，付给他的薪酬也比那两个旦角少，感到不公平，对田掌柜心怀不满。他落在戏班后面偶然发现三根金条时，明知这三根金条是从田掌柜的褡裢里遗落的，又经受不住物欲的诱惑想据为己有，内心无比纠结，在“爱财”与“有道”之间犹疑徘徊，竭力为自己的不义之举寻找充足的理由——他知道即使田掌柜的所作所为对他有失公允也不至于用三根金条来偿还，最终他在自欺欺人心理的支配下说服了自己，从而使“无道”演变为“有道”，暂时扶稳了良心的天枰。复杂微妙难以把握的人性，在这里得到了准确精彩的解剖。
三、特色鲜明的渭北风情
在党益民的所有作品中，《喧嚣荒塬》和《阿宫》是两部纯粹的渭北乡土叙事。严家炎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所作的“总序”中提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作为关于渭北民间戏曲艺人在历史更替中人生百态的文学想象，作为一部纯粹的渭北叙事，地域文化在党益民的两部乡土叙事文本中的介入和呈现无疑是作者创作的艺术自觉，阿宫腔的艺术形态、阿宫艺人的精神风貌都跟渭北一带特定的自然人文景观紧密相联。当然，由于篇幅容量的制约，《阿宫》中的一个个短篇不可能像《喧嚣荒塬》那样把渭北的地域文化全景展示，它所建构的渭北风情主要由方言文化和风俗民情来显像。
众所周知，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地方分支，然而，相较而言，民族共同语更多地体现着语言的本质属性即交际的工具性，而方言不仅具有交际功能，而且是地域文化的显性标志。早在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一种方言的形成与使用这种方言的族群以及该族群的生存环境紧密相联，使用相同或者相近方言的人们，往往有着相同或者相近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情趣、气质特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甚至在体型外貌上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阿宫》中极富渭北地域文化特色的方言俗语主要存在于人物语言中。比如故事中提到《黑斑 》这出戏，关中人把头叫做“ ”，这是非常典型非常具有封闭性的一个方言词，目前只能在方言词典中找到，一般字典辞书和各种电脑输入法均未收录。顾名思义，黑斑 是指出身低微、家境贫寒、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没有话语权的人，相当于时下流行的草根和文言中的“黔首”。又如，在《墨面客》中，菜叶对顺子说，“你看你那鞋，大舅二舅都跑出来了。”“大舅二舅”分别指大拇趾和二拇趾，也是渭北一带独有的既委婉又略带逗乐性质的俗语。再如，国民党残兵呵骂来旺“狗日的，敢跟老子动手，活泼烦了你!”这里的“泼烦”在渭北方言中指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在这个具体语境中很难找到一个其他语词替换它，方言在乡土小说中的表达魅力于此可见一斑。至于社会上一些方言学专家和爱好者关于“泼烦”正确书写形式的讨论不再本文关注之列。其他像把父亲叫“大”，把没问题叫“没麻达”，陈炉镇的女人勾引来旺来旺没有就范，女人说来旺“真是个榆木疙瘩!”等等，都是具有渭北地标性的方言俗语，在彰显地域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创作乡土小说享誉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冯骥才对乡土小说的语言运用有精辟的见解，他指出“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对话，自然都是采用地方土话和方言俚语。”但如果只是仅仅在人物语言中使用方言并不能抵达乡土小说的审美制高点，“关键是要看写作人的叙述语言。……这种叙述语言，既不是人物对话那种原型的生活口语，又与人物的对话语言构成一个艺术整体，使小说散发出强烈的地域精神与乡土韵味。”《阿宫》不仅在人物语言中使用了一些典型的渭北方言，其叙述语言也注意适时恰当地嵌入极富代表性又能被非方言区读者理解的渭北方言，显得精炼传神。比如，“酒席没散，莲子就感觉肚子不舒服。到了半夜，就开始‘跑后’。”“跑后”是渭北人对拉肚子的委婉表达，因厕所一般建在后院，接二连三地往后院跑，肯定是拉肚子。这种含蓄的表达显示了渭北人文雅的一面。又如，“两人边干边谝着闲传，半天功夫炕就砌好了。”关中人把聊天叫“谝闲传”，相当于东北方言中的“唠嗑”、四川话中的“摆龙门阵”，都是带有鲜明地域标识的语词。
就乡土文学创作而言，欲显示浓重的地方情调和独特的小文化环境，除了无可替代的方言之外，民风民俗的叙述描绘是又一个必须且非常有效的手段，这也是中国小说艺术的一大传统，这一传统的存在应与中国幅员之辽阔、民族之众多、文化之多样相关。在《阿宫》里，富有渭北情调的风俗民情比比皆是。比如《墨面客》中对顺子以补锅作掩护挑着担子游走渭北时所携带工具及补锅准备过程的展示;《桃花刀》中对清末关中刀客随身携带的“关山刀子”模样的勾勒，对“刀子客”严奎制作皮影所使刀具和乳驴皮的描摹，对严奎高超的选皮、泡皮、刮皮技艺的精雕细刻;《莲子》中对阿宫名旦莲子活灵活现的千般眉眼儿和行云流水般的手上功夫(这里表面上摹写莲子的高超演技，实则是阿宫旦角演员眼神和手上功夫的汇总)的刻画;《银簪子》中对富平地标性名特产之一琼锅糖制作过程的介绍;《牛娃子》中对皮影演出的基本套路及操作技巧的罗列;《上官云秀》中对青衣表演动作集束式的描绘;《三根金条》中对阿宫剧团乐器的说明;《伙计》中对渭北赴宴风俗、婚俗的叙述等等。多姿多彩的风俗民情，绘成了一幅渭北的“清明上河图”，是当下和今后渐渐作别了农耕文明的渭北人记忆深处魂牵梦萦的“乡愁”，极易让人联想到汪曾祺小说的风致。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一个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进行思维，对其作品的艺术形态、接受效果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有经验的作家在创作中，会根据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以及预想的接受群体等有选择地使用语言，林语堂运用英语创作中国故事《京华烟云》，与他身在美国、意欲赢得美国读者青睐以扩大销量乃至产生世界影响获得国际声誉不无关系。具体到乡土文学创作，如果运用方言进行思维，必能折射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情调。作家用方言思维，读者用方言阅读，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审视，那些洋溢着地域文化情调的文本，对作者的家乡读者会产生亲切感从而达成情感情绪上的共鸣，对外乡读者则会使其对这一“他者”感到新奇从而产生陌生化效应。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乡土小说，可以肯定地说，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汪曾祺、陈忠实、贾平凹、冯骥才、刘震云们，在进行乡土叙事时，无不把故乡的方言作为思维的工具。
跟这些作家的人生轨迹一样，党益民也是在家乡度过了青葱岁月之后，离开故土远赴异乡或进入都市。据语言学家调查研究，一个人只要在其出生地生活到16个年头，虽然乡音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语种或方言的渗透干扰，但不会全然忘却甚至基本保持。党益民虽然长期在外地工作，但一直不仅没有中断与家乡的联系，而且跟家乡的亲人同学朋友长相往来，因而他的家乡话受其他方言渗透干扰的程度相对较浅，基本保持了渭北方言的地道与醇正。然而，党益民不只是一个乡土小说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泛的阅读兴趣，使他拥有三套笔墨，除了《喧嚣荒塬》《阿宫》的乡土叙事，还有《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雪祭》等融军旅与边地为一体的主旋律叙事，以及以《石羊里的西夏》、《根据地》为代表的历史叙事。品读他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主旋律叙事和历史叙事文本基本运用的是普通话语汇，乡音在这些文本中自然地缺席了，由此可以看出他“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艺术自觉，这是一个作家难得的创作素养和艺术品格。
以上从悲悯情怀、人性书写和地域文化三个方面对《阿宫》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做了一番梳理，但这只是提取了各个故事的最大公约数，如果把每一个故事作为独立的对象来关照，如果从其他视角来切入，尚有不少值得言说的话题，比如不摆架子、不煞有介事、不刻意追随文字感、精练质朴的语言美学，简洁明快引人入胜的叙事艺术，《硬弦》《牛娃子》等故事所彰显的新历史主义格调等，皆值得品味咀嚼，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作者系渭南师范学院文学教授）
党益民，陕西富平人，诉讼法学研究生，武警西藏总队政治工作部主任。2次荣立二等功，11次荣立三等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六所高校客座教授。出版长篇小说《喧嚣荒塬》《一路格桑花》《石羊里的西夏》《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阿宫》《根据地》《雪祭》、长篇纪实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等10余部文学著作。《一路格桑花》入选“青少年喜爱的百部图书”，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喧嚣荒塬》获“中国作家”年度大奖和四川巴金文学院年度大奖；《守望天山》获“北京文学奖”“徐迟文学奖”，被改编成电影和歌剧；《石羊里的西夏》获陕西省第二届“柳青文学奖”；《用胸膛行走西藏》获全军文艺一等奖、国家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被翻译成英文、法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阿宫》在大陆和港台出版，其中《桃花刀》入选中国年度优秀短篇小说；《根据地》获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雪祭》入选“读者喜爱的50本图书”，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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