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坐火車飛機的讀者或許會留意到，如果要去烏魯木齊、拉薩、呼和浩特，火車票和機場顯示屏上的地名拼音往往並不會是Wulumuqi、Lasa、Huhehaote，而是Urumqi、Lhasa、Hohhot。眾所周知，中國的地名拉丁轉寫以漢語拼音為規範，但是這些地名長得卻和漢字對應的拼音不太相似。
生活在內地的群眾日常生活中很少會意識到，中國是個語言多樣性非常高的國家。在廣闊的邊疆地區，大片地名並不是漢語來源。這在新疆、西藏、內蒙古三個自治區尤為突出。雖然這些少數民族語言來源的地名一般情況下有對應的漢語轉寫，但是在用拉丁字母轉寫時，如果以漢語為中介，很多時候既不方便又顯得累贅。
對此，中國向來採取了比較靈活的辦法，根據1965年5月12日發佈，1976年6月修訂的《少數民族語地名漢語拼音字母音譯轉寫法》。這些地名的音譯採取漢語拼音既有的規則，直接拼寫少數民族語言。
名從主人的傳統
相對普通名詞，地名往往有其特殊性。中國古代就有所謂“名從主人”的原則。一些古代韻書上的多音字甚至是專門為某些地名的當地讀音所設。如阿房宮的房在廣韻中就單有一個並母唐韻的一等讀音（同“旁”），和這個字一般情況下的讀音不一樣。
這個傳統一直保留到了近現代。晚清到民國郵政體系所採用的郵政式拼音，對廣東福建的地名就採取用當地方言拼寫的辦法。佛山為Fatshan，汕頭是Swatow，廈門則寫作Amoy。
廣州塔的英文名稱Canton Tower即沿用了傳統拼法
隨著漢語拼音的推行，中國內地大部分地區的地名的拉丁轉寫均採用了以漢拼拼地名漢字的做法。這在以普通話為標準語言的漢語地區並未遇上太大的阻力。甚至在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也並未採用當地語言拼寫。如雲南西雙版納之名本來來自傣語sipsongpanna，但是官方拉丁轉寫中西雙版納仍舊按照漢字的漢語拼音寫作Xishuangbanna。
真正用到這套少數民族語地名漢語拼音字母音譯轉寫法的地名，仍然主要集中於少數民族人口眾多，內部文化認同感強，地域廣闊的三個邊疆自治區內。和之前郵政式拼音主要由跟地名打交道的郵政部分負責一樣，中國這套漢拼式的少數民族地區地名拼音系統也主要是由原國家測繪總局負責。
漢語拼音本是為了拼寫普通話而創制，用其拼寫其他的漢語方言尚會遇到較為嚴重的障礙。當遇到音系結構和普通話差別更大的蒙古語、維吾爾語、藏語時，就會面臨更加嚴重的問題。對此，這套少數民族語地名漢語拼音轉寫法制定了如下的規則。
“音譯轉寫法限用《漢語拼音方案》中的26個字母，兩個有附加符號的字母和一個隔音符號，為了使轉寫和記音比較準確，音節結構可以不受漢語普通話音節形式的限制，隔音符號可以在各種容易混淆的場合應用，記音的時候附加符號可以加在特定的字母上面代表特殊語音。少數民族文字用拉丁字母的，音譯轉寫以其文字為依據。跟《漢語拼音方案》中讀音和用法相同或相近的字母，一律照寫；不同或不相近的字母分別規定轉寫方式，文字不用拉丁字母的，根據文字的讀音採用相應的漢語拼音字母表示。沒有文字的，根據通用語音標記。”
給字母加點料
就主要涉及的三種少數民族語言，維吾爾語、蒙古語、藏語來說，當時維吾爾語正是實施新文字的階段，採用拉丁字母拼寫，蒙古語和藏語則都採用本民族文字拼寫。因此，維吾爾語的轉寫相對容易制定。
不過就算是當時用拉丁字母的維吾爾語，也還是製造了不小的難題。
當時的維吾爾語書寫時雖然基本使用拉丁字母，但是卻存在一個ƣ字母。
50年代到80年代通行的維吾爾新文字
若論來源，ƣ其實是q的手寫體變體。20世紀早期，當各種突厥語拉丁化風起雲湧之時，突厥語中普遍存在的[ɣ]/[ʁ]音由於在傳統使用拉丁字母的語言中本不常見，造成了字母不敷使用的情況。對於這個問題，諸突厥語一般都把同部位的[q]變為ƣ以表示這個音。1948年出版的維吾爾語教材標音時即已採用這個方法，而之後的維吾爾文字改革也正式將這個字母納入維吾爾新文字字母表中。
問題來了，按照規範要求，地名譯音不得出現ƣ這個非拉丁字母。方案制定者只好採用了ĝ這樣帶了附加符號的拉丁字母來轉寫地名。
維吾爾語輔音系統帶來的麻煩還遠不止這個。維吾爾裡面既有類似普通話h的輔音，也有類似英語h的輔音。漢語拼音顯然並沒有提前準備好這兩種h。維吾爾語新文字制定時已經了遵循正字法應該儘量遵守漢拼規定的緣故，故而採用h代表普通話的h，英語的h的發音則用ⱨ。
就全世界類似語言的拉丁化方案來說，這是相對特殊的處理方法。因為拉丁語中h的發音本就和英語h類似，所以在有多個口腔後部的擦音的情況下，往往最靠後的喉擦音用h表示，普通話h的發音部位比較偏前，常用kh、x等拼寫代表。漢拼式地名轉寫到底會採用新文字還是一般的拉丁字母使用規律呢？
問題的解決方式出乎意料，維吾爾地名拉丁轉寫裡面，普通話的h仍然用h，英語的h則採用了ĥ而不是新文字中本有的ⱨ。類似的，小舌音/q/在維吾爾轉寫裡面也用了k̂而非新文字中的ⱪ。
對於維吾爾語和普通話大相徑庭的元音系統，方案仍然採用了大量的附加符號，如ö（新文字寫ɵ）、ä（新文字寫ə）。可以說，雖然新文字和地名轉寫兩套系統都是基於漢語拼音，但是在具體操作中，地名漢拼式轉寫和拉丁字母的轉寫更加遷就既有的26個基本拉丁字母。
一張寫著Urumqi的火車票（近年似已改為Wulumuqi或WuLuMuQi）
這樣的改變為進一步簡化帶來了一些方便之處。正如內地地名很少標聲調，這些邊疆地名上的附加符號在實際使用中也往往省去。烏魯木齊按照嚴格的標音應該是Ürümqi，但在實踐使用中一般只寫Urumqi。南疆重鎮喀什嚴格轉寫應為Ƙäxk̂är，一般情況下則只寫Kaxkar。
用什麼語音拼
儘管維吾爾語轉寫已經問題多多，但是相對藏語和蒙古語地名來說，維吾爾語的問題尚屬容易解決。
維吾爾語拼寫和讀音的差距比較小，方言差也不大。因此對轉寫什麼語音很容易取得的共識。然而對藏語和蒙古語而言，設計任何一套拼音方案首先都要面臨一個頭等難題：拼音要拼什麼語音。
以藏語為例。幾乎是從西方人第一次接觸到藏語藏文開始，藏語如何拉丁化就始終是一大難題。創立於公元7世紀的藏文在公元9世紀贊普赤祖德贊時期改革了一次正字法後基本定型，其後一千多年間正字法少有更動。然而在此期間藏語的語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還分化成了衛藏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西部藏語等互相無法溝通的方言。這樣一種語言如何合理拉丁化，一向是個傷腦筋的問題。
藏文可說是中國除了漢文以外歷史傳統最深厚的文字系統
早期嘗試中，往往試圖以拉薩話為基礎，再加入藏文拼寫的成分增加通用性。但是事實證明這樣的方案使用起來難度很高。最終在海外通行的是1959年由Turrell Wylie設計的威利方案。這套拼音方案完全不管現代藏語的讀音，忠實地依照藏文拼寫一一轉為拉丁字母。耳熟能詳的“扎西德勒”藏文拼為བཀྲ་ཤིས་བདེ་ལེགས།，在這套拼寫方案裡忠實地轉寫為bkra shis bde legs：松贊干布時期的西藏人可能確實是這樣讀的，但是今天沒有任何藏族人還這樣說話。
理論上說，如果以藏文拼寫為轉寫的基礎，雖則和漢語拼音拼讀規則相差較大，威利方案卻是一套接近完美的方案，但是中國通行的地名轉寫方案，其指導原則和威利方案卻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甚至可說南轅北轍。
與威利方案忠實照錄藏文拼寫不同，中國官方制定的藏文拉丁化轉寫則是完全按照拉薩話來。輔音上拉薩話和普通話差別並不算很大，在經過小的增補後，漢語拼音可以較輕鬆應對。但元音系統就成了大問題：和古典藏文只有五個元音不同，拉薩話有極其複雜的元音系統，漢語拼音不敷使用。
對此，這套漢拼式藏語拼音方案可謂煞費苦心，採取了用ai、oi等字母組合外加ê這樣帶附加符號的元音字母共同解決這個問題。對部分元音的拼寫，方案留下了一定的自由空間，如/ø/就既可以寫ö又可以寫oi。
拉薩話和古典藏語的區別已經大到有專門的拉薩口語課本
一邊是公元9世紀的藏語，一邊是現代拉薩話，兩套方案寫出的一個藏文地名往往長相上完全看不出近似之處。山南地區的昌珠寺藏文ཁྲ་འབྲུག་དགོན་པ།，威利轉寫為khra-’brug dgon-pa，藏語拼音則是Changzhug Gönba。可以說，藏語拼音實際上已經完全脫離了藏文拼寫，而是根據拉薩話另造了一個拼寫系統。
蒙古文創制於公元13世紀，所面臨的拼寫讀音差異情況雖然可能略好於藏語，但也問題重重。中國使用的標準則是根據察哈爾方言的發音進行轉寫，並未按照書面蒙古語拼寫。如烏蘭浩特ᠤᠯᠠᠭᠠᠨᠬᠠᠳᠠ ᠬᠣᠲᠠ（蒙古文理論上應該豎寫）如純按蒙文轉寫應為Ûlaganhada hôta，但是事實上則根據察哈爾發音寫Ûlaanhad hôt或Ulanhad hot。
和維吾爾語拼音一樣。在實踐中，蒙古語和藏語拼音方案的附加符號往往被省去。很難見到有把呼和浩特拼為Hohhôt的。
儘管願望非常美好，但是事實上，這些地名拼音的使用範圍遠遠沒有漢語拼音那麼廣泛。內地人轉寫邊疆地名的時候往往直接按照漢字讀音。而在很多場合，這套拼音也並不通用。拉薩路牌上林芝經常拼寫為Nyingtri而非藏語拼音的Nyingchi。著名的扎什倫布寺也採用Tashilhunpo的拼寫。
哲蚌寺，寺院自己拼為Drepung
而在英語世界中，喀什的通用寫法仍然是近代傳下的Kashgar——並無人像要求把Peking改為Beijing那樣要求他們改用Kaxkar。甚至連中國藏學界在需要轉寫藏語時大多數情況下仍然採用和藏文吻合的威利方案，只是把方案中的’改為v。這套方案要真成為任何場合下的標準轉寫，目前看來仍然是一個遙遙無期的遠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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