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是老舍作品中最大的長篇巨構，全書80萬言：分三部，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饑荒》。這部以古都北平廣大市民的亡國之痛為題材而寫成的被征服者的通史，在反映全民抗戰的現代文學作品中，堪稱別開生面的力作，也是老舍創作歷程中一塊高聳的里程碑，它標誌著老舍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巨大成就。這部小說以真人真事為背景材料，將整整一條普普通通的小羊圈衚衕的居民作為自己的描寫對象，以四世同堂的祈家的生活、命運為線索展開故事，以祈家為主，冠家為輔，而錢家則穿插其間，旁及幾個大雜院中的家庭，小說通過人物去觀照整個北平這一特殊地域文化上的國民性，進而去觀照所有在日寇鐵蹄下掙扎的國土上的民眾。小說中的人物涉及十七、八個家庭和一百多個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人，如中學教員、詩人、洋車伕、棚匠、教授、布店長貴、剃頭匠、巡警、寡婦等等，這些人物可以說代表了北平中下層人民的各個方面，具有較全面的概括性，作家精心挖掘的正是這家家戶戶、男女老少每日每時都能體驗到的物質和精神雙方面的折磨，一部淪陷區人民生活的歷史正是通過這些人物痛苦的折磨得到較為充分的反映。
《四世同堂》問世以後，各方面的評論很多，有的研究認為，《四世同堂》在人物塑造上有新的發展，突破了老舍過去作品中每部作品一般集中塑造一兩個人物的構思框架；有的認為《四世同堂》時間跨度長、空間範圍大，這種全景式、多線索的廣闊場景，打破了老舍過去長篇小說一條主線的格局，說富有史詩般的氣魄；還有的認為《四世同堂》是一部洋溢著強烈感情傾向的作品，是作者感情的記錄。應當說，這些分析在其各自的視點上都有一定的道理，既體現了《四世同堂》研究的多元傾向，也標誌著作家創作的成熟，是有存在價值的。但是在筆者看來，《四世同堂》一個鮮明的藝術創作特色，就是有比較濃厚的文化反思色彩。老舍筆下的祈家，實質上是中國封建禮教堡壘的象徵，祁老者引為自豪的“四世同堂”正是傳統家庭倫理的理想結構，老舍抓住了維繫這個堡壘的內在文化紐結，把它置於小羊圈衚衕的具體環境和廣闊深邃的民族抗戰的歷史文化背景上加以表現，對體現了民族文化精髓的北平文化進行了沉痛的反思。
小說的文化批判是通過一些人物的性格發展來實現的。作為一種文化，它的本身就包含著先進和反動、積極和消極、精華和糟粕的成分，它們互相共存於一個統一體，使這種文化呈現出多結構、多層次的面貌。一般說來，一種文化裡先進和反動的部分較易為人們所認識，因而矇蔽性較少，因為社會已經提供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評判體系，因而批判的力度相對要弱一些，倒是那些處在中間狀態的成分更具有批判性，這一部分文化及其載體的身上既有一些積極的因素又有一些消極的因素佔上風，那怕只是原地不動，就是一種反動、阻礙。只有積極的因素佔上風，才能讓其趨向進步，與時代一起前進，這種較量導致的轉變的批判性自然也隨之大大加強。一個社會的進步大體說來是積極、先進的成分超過了消極反動的成分，這部小說中對北平文化的思考和批判就明顯地體現了文化的這種特點。在小說裡，老舍從悠久的傳統文化影響方面去發掘北平人的某些弱點，展示出這座文化古城中人們長期受封建傳統精神束縛形成的封閉、保守、忍讓等思想弱點。但作者也同樣讓我們看到了北平文化中的另一面的內容：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總有一些人高舉民族文化中所具有的反侵略的大旗，以不同的反抗形式發出自己的聲音。
小說中眾多的人物從文化的角度大抵可分為三類，一類是以祁瑞全、錢默吟為代表的拔劍奮起的先進型，一類是以祁瑞宣、祁老人等為代表的經過曲折的心歷路程走上反抗道路的中間型，一類是以冠曉荷、大赤包、藍東陽、祁瑞豐等人為代表的反動型人物。其中最能體現批判意義的是祁瑞宣和祁老人這兩個人物，在他們身上舊文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呈現出複雜性和多樣性。
祁瑞宣作為“四世同堂”的祁家第三代，既有從老一代市民身上傳留下來的中國傳統教育，又接受了前輩所不曾接受過的西洋文化新式教育的洗禮的小知識分子，他性格溫和、恪守家教、善良正直、穩重忠厚，在四世同堂的家庭中處於長子、長孫的位置。在他看來，奉養老人、維持家族的完整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但當國家、民族處在危亡關頭時，既想盡孝，又想盡忠，只得在不能兩全的境地中優柔寡斷，苦悶不已，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家庭觀念與民族意識之間的矛盾。作為長子長孫，他應該支持家庭，但作為民眾，他應該奮起反抗。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他舉棋不定、痛苦萬分。他支持三弟瑞全出走去尋找抗日的隊伍，對被無辜殺害的小崔深表同情，對敢於反抗的錢默吟十分尊敬，對藍東陽等人的卑鄙無恥則極端蔑視。傳統的道德觀念象一個巨大的絆腳石，阻止了他離家出走，也阻止了他橫眉冷對惡的勢力。儘管他不滿二弟祁瑞豐的無恥行為，但又對其盡著手足之情，同時在心中又不斷的譴責自己。在父親祁天佑慘死的打擊下，和自己無緣無故的被捕以及周圍鄰居的一系列不幸中，他終於認識到和平的方式是沒有任何作用的，他既不能保證自己擺脫屈辱的亡國奴的處境，他走出了自己的內疚，用筆向敵人抗擊，他經過惶惑、偷生，終於從矛盾、苦悶中得到解脫，找到了自己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地位，走上了反侵略的新生之路。他的成長過程是不斷擺脫舊傳統文化影響的過程，是老舍文化批判意義凸現的過程。在他身上寄託著老舍對苦難民族在戰爭的血與火中自救新生的希望。
祁老人的身上存在著老一輩人的傳統思想弱點，滿腦子封建思想。長期封閉保守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他狹隘的世界觀，見識短淺，墨守成規，易於滿足。在驚世鉅變時，只要危險暫時還未降臨或已經過去，他就表現出妄自尊大的可笑一面，但當危險真的來到時，他骨子裡的膽小怕事、求和退讓的一面就馬上顯露出來；同時狹隘的家庭觀念又導致他對國家、民族的危亡無動於衷和麻木不仁，只知道維持四世同堂的家庭，全不顧什麼民族大義、國家危亡。當外敵入侵時，他的對策就是用破缸裝滿石頭頂住門，然後貯藏好三個月的糧食和鹹菜；對蘆溝橋事變，他的可笑的看法是日本人看上了蘆溝橋的獅子。祁老人的表現正應了小說中的一句話：“中國確有深遠的文化，可惜它有點發黴發爛了。”這些可以看出，祁老人是一個揹負著傳統文化重壓、陷入麻木狀態的形象。但是一連串血腥的事實，尤其是謙和穩重的兒子祁天佑的死亡和可愛的重孫女妞妞的夭折，終於使他覺醒過來，認識到一味忍讓並不能保全四世同堂家庭的完整，於是這個一向只顧四世同堂家庭榮耀的瘦弱老人，也挺起了胸膛，敢於去質問日本人。祁老人的從麻木到覺醒到反抗的道路，是文化中積極和消極因素在特定歷史環境下較量的結果，表明了國民性在抗戰中得到了改造和昇華，具有深刻的批判意義。小說中還通過馬寡婦、李四媽等人的言行揭示了北平文化中落後因素對人們心靈的麻痺和腐蝕。小崔的太太嫁給程長順後，生了小孩，李四媽高興地說：“好，你們殺人了吧，我們會生娃娃。”馬寡婦奉行忍字，她的哲學是：“日本人厲害呀！架不住咱們能忍。”這是多麼觸目驚心的麻木啊。但作者同時也揭示她們不願屈從的一面，雖然她們的以任和生娃娃的反抗是那樣的可笑。
祁瑞全則是一個有血性的大學生。他不滿這種麻木、死氣沉沉的生活，逃出了北平參加抗日活動，後又回到北平鼓動更多的人參加到抗日的行列中來。他是個擺脫了一切傳統和世俗的羈絆走新路的覺醒青年。詩人錢默吟本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只知道吟詩弄草。這個生活在自己理想的世界裡、渾身散發著傳統文化酒香的謙謙君子，當外敵入侵時，卻奮起反抗，以有一個抗日的兒子為榮，尤其在被漢奸出賣抓進監獄經受殘酷折磨後，更堅定了反抗的信念。他不顧年高體弱，到處鼓吹反抗，用鮮血寫出了一首首大寫的詩，影響並帶動了一批人走出了彷徨的沼澤。劉棚匠在開始時雖然有過猶疑，但很快就擺脫了，離開北平踏上了反抗的道路。孫七也在血的事實面前由軟弱趨向堅強，臨死前還通打了漢奸冠曉荷一頓。他們和詩人錢默吟一樣表現了中國人的堂堂正氣，把中國文化中“士可殺不可辱”，維護尊言等民族精神充分地表現出來。
冠曉荷、藍東陽、祁瑞豐等人是作為反動的人物形象出現的。他們是北平文化中懶、貪、無聊，沒有道德良心和社會責任感等方面的產物。他們到處活動作官，寡廉鮮恥，以為漢奸為榮，卻又膽小怕事。他們用別人的思想來思想，他們的世界是吃喝玩樂的大雜燴，喪失了最後一點人性，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賣任何人。在他們看來，什麼民族、國家、良心、正義、羞恥都是寫在紙上的垃圾，都可以像灰塵一樣的輕輕抹去，在心裡不留絲毫痕跡。所以他們能夠做出賣錢詩人、逼良為娼、認賊作父以及其他一切為任何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所不恥的行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切骯髒、卑鄙、愚蠢的方面在他們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並被推到了極致。
我們看到，遊蕩於小說中的一種不屈的靈魂在不斷地衝刷著人們心中的麻木和北平文化中的渣滓，喚醒著人們心裡潛藏的民族獨立意識。中國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養性、道家文化中的無為而治、不問世事開始漸漸消隱，而其中的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內容在血寫的事實面前佔據了人們的視野。它們被放大成一個個大寫的人，如祁瑞宣從舊文化的桎梏中走出來，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祁老人放棄了和平主義，敢於面對漢奸冠曉荷，說：“滾出去，不要惹出我不好聽的話來。”當妞妞因飢餓而死時，他悲憤之下保著重孫女的屍體要去找日本人算帳；劉棚匠拒絕為日本人粉飾太平並離開北平去尋找抗日的隊伍，冠曉荷的大女兒高第和姨太太尤瞳芳在錢詩人的影響下也勇敢地加入了這個隊伍，尤桐芳還獻出了生命。可以說正是這些不屈的生命高舉著抗爭的大旗，和那些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勇士們一起，為中華民族打碎身上的鎖鏈贏得民族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正是這些人的合力構成了一股強大的洪流，血的洗染沖毀了北平文化中滋生出的罪惡，埋葬了這塊土壤上的蠹蟲。
因而我們完全可以說，從某種意義上講，《四世同堂》是揭示了一種文化價值的內在含義，闡釋了這種文化在方法論上的意義，即文化既可以帶來積極的因素，也可以帶來消極的因素；消極的因素需要在時代的大熔爐中轉化為積極的因素，並和積極的因素一起推動社會向前進步。如果北平的大地上充斥著冠曉荷、藍東陽、大赤包等一類人，北平的前途將是一片暗淡，如果北平的土壤上生長著象祁瑞全、錢默吟一類人，則北平的天空就會是一片光明。北平的忍讓、屈服、求穩的文化是無法維繫四世同堂的家庭的，安詳、和睦的生活是無法保證的。如果一味的順從，千千萬萬個妞妞還會夭折，千千萬萬個小崔還會被殺頭並被當作示眾的對象。小說中一再提到北平的文化和中國的文化對北平的民眾的影響，祁瑞宣、祁老人等受到舊有文化浸染的思想及所表現出來的行動，四大媽、馬寡婦等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等等，無一不在說明著文化的結構所持的批判態度。尤其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祁瑞宣從痛苦、內疚、自責、覺醒到最後走上反抗的道路的軌跡更是融入了作者的思考，當千千萬萬個祁瑞宣從舊文化中走出來時，就能和千千萬萬個民眾一起加入到反抗的隊伍中去，小知識分子必須徹底清算自己思想深處傳統觀念的影響，以理性審視的目光，對“民族的遺傳病”作深入的剖析，並吸收文化中的合理內核，才能成為新人，才能走上新生之路。
所以，當我們在閱讀小說時，與其說《四世同堂》是一部思想的發展史，不如說它是一部文化批判史。批判了北平人在異族侵略者的統治下封閉自守、苟且敷衍、惶惑偷生的思想，批判了這種思想產生的民族精神素質和心理狀態，同時包含著對愚昧的國民性的批判，作者把它放在日本入侵中國這個大背景下以淪陷的北平城中民眾對外敵的態度為批判的武器，反過來對這種武器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通過幾類人的不同結局，建立了自己的文化批判價值體系，從而使自己的批判力度大大增強，從而使這部作品顯示出了不同凡響的音調與難得的深度，在貌似滯緩蹣跚的生活裡折射出時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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