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代，具有承前啟後的意義。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鄧廣銘也認為：“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期之內，截至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他們都給予了宋朝很高的評價，這大多基於客觀事實，鮮有偏頗。由此，宋朝之地位、影響可見一斑。
但是宋朝給我們總體感覺就是“弱國無外交”的印象，對外戰爭往往勝少敗多。其中的原因頗為複雜，首先是唐末五代後各個少數民族的崛起（前後有契丹、党項、女真、蒙元），這是歷朝不曾出現的。（武功盛如漢唐者不過只是面對匈奴、突厥而已。）且這些少數民族已經不是“吳下阿蒙”了，在政治制度上基本和漢族政權無異，還實行科舉制度。當年的匈奴、突厥等與之不可同日而語，這是我們應當對宋朝所應有的同情態度。其次，在唐末五代，不過短短半個世紀，卻換了“五姓十三君”。趙匡胤正是有見於此才實行“崇文抑武”的方針，他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自此，我們就知道了，宋朝實行“文人政治”。北宋王朝也隨之出現了一批大有作為的士大夫，如趙普、范仲淹、包拯、歐陽修、蘇軾、司馬光······但同時也導致了武備的荒廢，雖有狄青、岳飛等驍將，卻慘遭陷害，齎志以歿。
如果熟悉宋代史的話，我們常會聽到一句話，“北宋缺將，南宋缺相”。這句話大致不差，北宋實行“崇文抑武”的方針，所以培養了一大批賢相，但文臣轄制武將，處處掣肘，所以不能充分發揮武將的軍事才能。而南宋呢？本就是在北宋滅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偏安一隅，無時不充滿憂患意識，一批批好男兒爭相學習兵略武功，以期恢復大宋。如辛棄疾、陸游、陳亮等皆是文人，但都能“上馬定乾坤”。不幸的是，“黃鐘譭棄，瓦釜雷鳴”，出現了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奸相弄權，很多有志之士都報國無門。
南宋偏安一隅，雖然進行北伐無太大優勢，但有一批良將，收復失地的決心極大，如果君臣一心，還是有希望的。可是現實往往總愛和人開玩笑，“自光宗以後君皆昏痿，委國於權奸。”看看史書，我們就會發現此言非虛，直中要害。那麼這批權奸裡，誰的危害最大呢？我們不好妄下結論，看看史書如何說，宋人王㷍曾說：“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那麼，賈似道何許人呢？
賈似道（1213-1275），字師憲，浙江台州人。因為庶出不受重視，所以缺乏管教，厭惡讀書，不遵禮法。這也導致了他身上有很多不務正業的壞習氣，整天與一幫富家子弟遊山玩水、吃喝嫖賭，在當地聲名狼藉。賈母甚為擔憂，請人為之看相，術士說他“骨相寒薄”，日後可做一小郡太守，賈母聽後甚慰。豈料後來賈似道官至宰相！
本來，這麼一個不學無術的傢伙是根本做不了官的，但他有個好姐姐，有了這層“裙帶關係”就不一樣了。“似道假手科第，本不知書，理宗妃弟，法當換班，藉是早竊筆閫，沉酣富貴垂四十年，倖也。”他的姐姐成了宋理宗的妃子，他也一下子雞犬升了天。寶祐四年，升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可謂是炙手可熱。
那麼，他究竟做了哪些事，以致於說大宋是他亡的。我們不妨一一分析。
一為拘禁蒙使。蒙哥汗發動三路大軍南下滅宋，理宗拜賈似道為相，至鄂州後，他畏敵如虎，於是便揹著理宗，私下同忽必烈議和。此時因蒙哥汗敗死釣魚城的消息傳至鄂州，忽必烈急於北歸奪取汗位，故同意了和議，率軍北還。忽必烈撤軍後，他竟謊報軍情說忽必烈是被他打敗的，理宗稱讚他有“再造宋室”之功，封官進爵，並親率文武百官郊迎。後忽必烈派郝經使宋，告其即大汗位，並商討和議事項。賈似道害怕議和之事洩露，遂囚禁郝經。此舉可謂是惹惱了忽必烈，成為了日後南下滅宋的藉口。
二為李璮歸降。李璮本是蒙古治下山東地區的一大割據勢力，後在賈似道的利誘之下，獻漣水、海州等城降宋，忽必烈聞之，派兵剿殺。但賈似道只滿足於收復漣、海諸郡，實無遠圖，故作壁上觀。直到李璮已岌岌可危，才派兵援救，但將士畏葸不前，遂導致李璮兵敗被殺，蒙古收復所失之地。賈似道此舉不僅未得到好處，卻又加劇了與蒙古的矛盾，可謂得不償失。
三為推行“打算法”，排斥異己。南宋時，軍中貪汙極為嚴重，行“打算法”本可有效遏制這一弊端，但賈似道卻藉此排斥異己，使得不堪迫害的大將劉整投降蒙古。劉整對整個南宋軍事部署瞭如指掌，忽必烈採納了劉整的滅宋之計，並任命他為前線主帥之一，成為南下滅宋的一大主力。劉整被逼降蒙古是賈似道行“打算法”的一大過失，成為了日後南宋滅亡的催化劑。另外，在行“打算法”的過程中，賈似道害死了向士璧、杜庶，驅逐了趙葵、徐敏子、史巖之、李曾伯、謝枋得等一批能征善戰的將帥，令親者痛、仇者快，無異於自撤屏藩、自毀長城，大大削弱了軍隊的抗禦能力。
如果說南宋亡於賈似道之手，則未免有失偏頗，況且他也並沒有那麼大能耐。1275年，賈似道走完了他罪惡的一生，在他走的同時，也帶走了整個南宋王朝。德祐二年，元軍兵臨臨安府，太皇太后謝氏率恭帝及宗室出降，自此南宋王朝滅亡。史家指出：南宋“播越江表，棲息一枝，而為奸臣所壞，展轉傾危，以至亡國。故蹙宋者，非金；滅宋者，非元也。”權相政治是南宋滅國的主要原因之一，南宋的四大權相都是導致南宋衰亡的奸臣，但賈似道與之相比，可謂“登峰造極”。有學者將賈似道這類權相的擅權過程及影響稱為“賈似道現象”，並精闢地指出：腐敗家庭使他成為流氓，任人唯親使他成為大官，謊報戰功使他獨擅朝政，權力失控使他胡作非為，貪圖享樂使他向敵乞降，惡貫滿盈使他橫屍郊荒。賈似道是南宋政權這個腐敗機體內生長出的一個毒瘤。他的所作所為既體現了南宋統治集團的沒落，也加速了南宋王朝的滅亡。
然而，對南宋之存亡起到關鍵作用的是理宗。王夫之對此指出：“要其禍之所自生，則寧宗始之，理宗成之，非旦夕之故也。”理宗時，若能發憤圖強，尚可實現中興，但他後期沉溺於酒色，置朝政於不顧，尤其是重用賈似道，可以說是他一生最大的失策。觀之整個南宋時期，理宗奠定了南宋滅亡的基礎。
單以賈似道論，由上述所作所為看，他加速了南宋的滅亡，南宋王朝就好比一頭駱駝，走向晚期時早已負重不堪，倘若小心照顧，尚可維持一段時間，但再增重量，哪怕是一根稻草，也足以將它壓垮。賈似道恰好是這一根稻草，正是他壓垮了南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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