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并不是文弱的民族，至少在三国以前不是。
从先秦到汉代，再到三国，中原王朝大多时候都能够压制北方游牧民族，到了西晋，这种势头戛然而止。
西晋统一三国没多久，便发生了五胡乱华。内附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等先后叛晋，短短十几年时间，就将晋廷彻底打败。汉人完全不能抵御胡人的进攻，或投降，或远逃，再也没有封狼居胥的勇武和气魄。
五胡乱华
跟普通人想象的不同，五胡并不是一股脑地蜂拥而出，乱拳打败了晋人。初期与晋人作战并灭亡西晋的是早就内迁的匈奴和羯人，其中裹挟的还有部分氐人和羌人。
刘渊本部的并州匈奴人口不超过35万，羯人就更少，参与叛乱的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不容易估计，但应该不会超过作为主力的匈奴人。
当时北方汉人的人口数量历来众说纷纭，但肯定不低于1千万，参与叛乱的胡人相对北方汉人来说仍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五胡的另一主力鲜卑人，在五胡乱华的早期一直和晋人站在一起，甚至直接出兵对抗匈奴人。
即便如此，晋人仍然失去了北方领土，衣冠南渡，依靠长江天险苟且偷生。西晋究竟发生了什么？汉人为何如此不经打？
边防形同虚设
边疆和北方胡人过多的问题由来已久。
早在汉武帝时期，汉军纵横草原，许多游牧部落归降臣服，此后数百年，草原上争霸的失意者，逃避饥荒的牧民，无路可走之后大都选择南下，请求中原政权予以安置。
汉骑兵
中原政权便让他们入关，在那些汉民不愿迁去的边疆土地上耕地戍边，并接受汉人的教化。随着时间推移，内迁的游牧民众越来越多，加上不断繁衍生息，居住在关内的胡人甚至比草原上还要多。
从曹魏时期开始，他们的安置地越来越靠近腹地。西晋之前，在中原腹地安置的胡人还不算多，但到了后期，他们已经遍布幽冀并秦雍凉等北方各州，甚至与洛阳距离不到一百公里的荥阳都有大量胡人在居住。
他们要想攻击中原政权，根本不用像先前匈奴人以及后来突厥人那样辛苦叩关，边防已经毫无意义。
可以说，西晋之前中原政权面临的胡人问题，不是从草原上发动的劫掠，就是内迁胡人在边疆发起的叛乱，这些问题大多都在边关就解决了。
西晋永嘉之乱中，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匈奴人从并州中部起兵，他们的大本营甚至比州府晋阳还要更靠近中原，匈奴人很容易地就占领了河东，渡过黄河，直接攻击洛阳。
同一时期，在蜀地建立政权的氐人也是如此，他们大量散居在巴蜀盆地内，四川的天险根本没发挥作用。
尚武之风渐失
胡人内迁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中原王朝的军队中胡人数量越来越多，汉人越来越少。太平日子越久，人民就越厌恶参军打仗，将保家卫国的任务都推给外族人，这与日耳曼蛮族加入罗马帝国军队异曲同工。
早在汉武帝时期，汉军就招募了不少胡人，大破匈奴的霍去病军团里面就有匈奴人。不过当时的胡人在军队中只起辅助作用，到了东汉，他们已经起主导作用了。
霍去病
东汉大将窦宪大破北匈奴，迫使匈奴人举族西迁，战绩比卫青霍去病还要辉煌。可窦宪的军队几乎基本由胡人和南匈奴组成，汉人士兵贡献很少。
中原王朝能方便地招募到彪悍的胡人，越用越顺手，习惯了之后，征召内地民众就缺乏动力。
内地的民众、官僚和贵族都乐享太平，对去边疆建功立业兴趣寥寥，传自战国时期的尚武之风就慢慢失去了踪影。
卫青
等到中原王朝想用汉人军队去征战平叛时，却为时已晚，汉人士兵早已不堪一用，肯到塞外打仗的汉人只剩下囚徒和流民。这样的人即使打赢了，归来后也不受民众欢迎，军人职业得不到尊重，普通百姓就更不愿意参军，汉军对外作战能力越来越差，形成了恶性循环。
河西地区历来是羌人聚居地，时常反叛中央。汉廷以往设置一个两千石级别的护羌校尉，由他发动当地边军就能应付，旬月即平。但越到后期，当地官员越难应对。
西晋时期，河西先后爆发了秃发树机能的鲜卑叛乱和齐万年的氐乱，都从一个部落开始蔓延，边官迟迟不能平定，最终绵延十几年才告终。两次叛乱都曾攻杀刺史级别的封疆大吏，秃发之乱更被晋武帝称为“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
魏晋武士
从两汉到三国，再到西晋，中原王朝发动战争越来越依赖胡人，汉人士兵的战斗力持续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到西晋末年，汉人士兵已经远不如胡人。
八王之乱的消耗
为解决汉末军阀割据、皇室不振的问题，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大封宗王，以皇室宗亲的私军代替地方军队镇守国土。
司马炎去世后，留下一个傻儿子司马衷做皇帝，各地手握军权的宗王就彼此征讨，这场纷争史称八王之乱。
战争持续十几年，战场几乎都在中原繁华地区，破坏力极大。单记壮丁就减少了数十万，其他损失不可估量，西晋战争潜力严重下降。后来晋廷同胡人作战时兵力不足，经常以寡击众。
晋武帝司马炎
兵力紧张的锅不能只由司马氏王爷们背，罪魁祸首还是司马炎。他分封给诸王的领地大多是中原富庶地区，在偏远的边郡仍是实行郡县制。这些郡县配备的兵力很少，可大多又是胡人的聚居地。
刘渊刚在并州起事时，兵力不多，但附近的地方官员却没有没有足够兵力镇压，只能等待中央调兵，贻误了战机，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饥荒和流民
西晋立国以来，气候反常。西晋前两位皇帝在位时，《晋书》上记载的地震就有十九次之多，其他的旱灾、水灾和蝗灾不胜其数。
每次天灾连绵数州，经年不停，诸王又拉走许多壮丁去打仗，于是大片田地荒芜。几乎每个州郡都在闹饥荒，一批批饥民外出乞食，沦为流民。
朝廷无力赈济这么多灾民，其他地方的官员和民众也不欢迎外来饥民，强逼他们回乡。流民们想活下去，只得武力求生，强抢粮食，起义暴乱随之而来，比如益州流民起义，荆州张昌起义，青州刘伯根起义等等。
这些流民暴乱也多发生在繁华地区，影响极大，让本已糜烂的局势雪上加霜。晋廷处理灾情和流民暴动就已焦头烂额，不能全力应对胡人。
装备优势不再
西汉晚期名将陈汤曾比较汉匈士兵的战斗力，“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西汉武士
陈汤的话当然有吹嘘的成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马匹以外的兵器装备上，汉人远胜匈奴等胡人，但这一优势到西晋荡然无存。
内迁的匈奴等胡人，相当程度上接受了汉人的生活习俗，并积极学习汉人的弓弩制作、铁器冶炼、攻城器械制造、城堡修建等技术。经历上百年的发展，他们的武器装备并不逊于晋人。
在战马的数量上，晋人就处于绝对的劣势。胡人军队一般都配备大量战马，机动性和野战能力要远强于晋人。
在宁平城一战，晋军主帅司马越突然病逝，晋军慌忙后撤。石勒带着几万骑兵轻松追上，十几万步兵和满朝公卿被一网打尽。这一战， 晋军最后的野战力量消耗殆尽，战马太少无疑是重要原因。
由上述分析可见，东汉以来，胡汉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到了乱世作死的西晋，“五胡乱华”似乎也就在所难免。
好在汉末三国时期江南地区就已得到开发，为南渡的汉人提供了避难休养之所，中华文明才能于两百多年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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