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竹林七贤来到焦作,仅仅是万般无奈的块择面已,起码前期是这样。我们知道,竹林七贤之中,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几个年龄较大者,当时大大小小都是曹魏政权的官员,嵇康还是皇族的女婿,官拜中散大夫。山涛尽管只是河内郡的主薄功曹(负责收税、钱、粮),但是,他是司马昭的中表亲戚,随时都有加官晋爵飞黄腾达的可能。
那时,司马氏为了积蓄力量,实现以晋代魏的目的,千方百计地网络人才,怎么可能会断然拒亲戚(山涛)于门外呢?从阮籍酣醉两个多月,委婉地拒绝大将军司马昭派来的求婚使者来看,司马氏还是“求贤若渴”,尊重名土的,而且颇有容人之量。魏晋交替之际,是一个处处闪耀着刀光剑影,充斥着腥风血雨的年代,也是一个名教礼法所谓正统思想,和新兴的玄学激烈搏杀的年代;是一个新兴士族和门阀世族权力较量的年代;也是一个个性张扬和思想禁锢并存的年代。这个年代注定了是一个群雄并起,英雄辈出,硕果累累的年代。
在这个充满了矛盾和杀戮,人们进退维谷动辄得咎的特殊时期,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命运的转折点,仿佛处处都隐藏着阴谋和杀机。沉默,并不是人们唯一的抉择,更不是有思想、有抱负的新兴士族知识分子的的选择。于是,竹林七贤不约而同来到焦作这块黄土地上,为我们留下了流传千古的佳话。
我们知道,曹操当年在聚集力量,积极准备以魏代汉时,曾顾一切的招贤纳士,即使“不忠不孝者”,只要有一技之长也委以重任。从而,贏得了一些士庶出身的文官武将的真心拥,另一方面,这种政策也打击了一些不肯就范的豪强地主,削弱了东汉政权的统治基础,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同时,曹操对于“持不同政见者”实行了残酷的杀戮,毫不手软。实话实说,三国时期诛杀名士的恶风浊流,曹操是名副其实的始作俑者。司马氏集团对于名士的铁血政策,不过是东施效颦的邯郸学步而已。
起初,竹林七贤都以玄学家自诩,是曹魏政权的拥戴者,对于司马氏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反对的。然而,他们也清醒地看到,腐化堕落的曹睿已经将航船引入了恶浪滔天的漩涡。他横征暴敛,驱使能工巧匠三万余人、劳工三十多万人,大造楼堂馆所,广集奇花异石、珍禽异兽,甚至强迫文武百官到芳林园服役;还广选天下美女数千人…,引起了“天怒人怨”,国库为之一空。年仅九岁的曹芳上台之后,更是风雨飘摇每况愈下。与此同时，司马氏集团则凭借南征北战,和“受遗二主,佐命三朝”的功劳,聚集了足够的力量,并逐渐攫取了曹魏政权的绝对权力。
为了给以晋代魏做好舆论准备,司马氏集团不失时机地打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旗帜,大力推崇名教、礼法,专门和何宴、王弼倡导的玄学唱对台戏,企图动摇和摧垮曹魏政权理论基础。这无疑给嵇康、阮籍、刘伶等玄学家出了一个大难题,使他们一下子陷入了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绝境。试想,以竹林七贤诸人的学识和眼光,自然对形势了如指掌,对双方的未来也洞若观火,然而,他们又不可能从感情上背离日益没落的直魏集团。同时,他们虽然对于司马氏的所作所为十分反感,却不敢公开反对,彻底决裂,只好退而求其次——谈玄说虚,侈谈老庄哲学,并以愤世嫉俗的举动表示自己的抗议和愤懑。
这自然是十分艰难的抉择,也是万般无奈势在必行的抉择。已经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毕竟是痛苦的。然而,面对坚守与放弃、荣与辱、生与死等敏感问题,经过痛苦而反复的思索,他们先后不约而地选择了“回避”。不久,他们纷纷离开了权力斗争的漩涡——洛阳,来到焦作这块瑰丽而多情的土地上,开始了段“春游紫竹林,夏饮王烈泉,秋尝菊花酒,冬赋白雪诗”的逍遥自在的生活。
可惜,这种“逍遥自在”的表象之下,是愤怒的慷慨陈词是泣血的长歌当哭;是无奈的自暴自弃,是无尽的痛苦思索。代价,毕竟是太大,太大了.
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第一个长期分裂动乱,群雄并起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活跃,文化繁荣,个性张扬,硕果累累的年代。三国时期无疑是春秋战国的再版和重演。恃才做物、生不逢时的竹林七贤无奈地来到了焦作。焦作敞开温暖的怀抱,以她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淳朴的风土人旗接纳了他们,并给以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启迪。他们的竹林之游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资源。如此看来,竹林七贤来到焦作,是他们的幸事,也是焦作的幸事。焦作造就了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为焦作增添了光彩。
閱讀更多 超級無敵Q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