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學習普通話，就是在學習各地的方言。學習普通話，課本中的方言不僅無害，而且有益。
有媒體報道稱，上海小學二年級的語文課文第24課《打碗碗花》（李天芳著散文），原文中的“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有網友曬出女兒7年前的課本，那時候還是“外婆”，並未做改動。
很多人不解，教材中為什麼要把“外婆”改成“姥姥”呢？有網友找出了去年上海市教委針對這一問題的答覆。上海教委認為，“姥姥”是普通話語詞彙，而“外婆”屬於方言。
上海語文課本的這一改動，貌似微不足道，卻涉及好幾個重要的語言問題。
“姥姥”是普通話，“外婆”是方言？
查詢《北京方言詞典》（商務印書館1985年出版），在“姥姥”的詞條下面，有這樣幾種解釋：一是兒童稱老年婦女，如劉姥姥；二是反駁詞，相當於“哼”“胡說”；三是用於堅決反對，有“任何人”的意思，如“姥姥來了我也不給”；四是指外婆。
之所以引述這段，只想說明兩點：其一，外婆並不是方言，而是普通話，解釋“姥姥”的時候就用到了“外婆”。因為在詞典中是不能用方言解釋方言的，除非方言已經成為了通用語。
其二，姥姥本來也是方言，或者說，既是方言，也是普通話。如果說因為“外婆”是方言而不能進教材，那麼，“姥姥”也恐有方言之嫌。
而且，如果從語義上分析，“外婆”可能比“姥姥”更能清晰地表達當事人的身份。因為中國人的稱呼不僅僅是稱呼，更是一種身份的確認，用稱呼來標示關係的遠近親疏。比如，內親和外戚是不同的，內是同姓，外是不同姓，內是父族，外是母族。“外婆”的“外”，就是準確地表明瞭身份。
方言和普通話到底是什麼關係？
事實上，方言和普通話的關係並非彼此對立，互相排斥。從歷史上看，漢語言一直是雙軌的，一面是民族共同語，一面是方言。二者並行不悖。
《論語》記載，孔子當時和弟子們講《詩》《書》用的就是雅言，執行重要典禮、儀式的時候，也要用共同語——雅言。回到家中，則講當地方言。
也就是說，共同語在公共場合使用，方言在家人之間，或者村裡鄉人的相聚場合使用，這就是中華文明自古以來雙軌並行的語言現象。
上古時代的漢民族共同語稱為“雅言”，漢代稱為“通語”，明清時代稱為“官話”，民國初年稱為“國語”，新中國以後叫“普通話”，名異實同，本質都是民族共同語。
而且共同語的形成，正是不同方言區的人們為了溝通的需要，不斷相互模仿、遷就、調整、融合而逐漸產生的。從這個角度說，沒有方言，就沒有共同語。
方言一旦消失，也會影響共同語的發展。因為共同語在演化過程中，在不斷吸收方言的成分以豐富自己。比如，現在普通話中的“尷尬”是從吳方言中吸收的，“煤炭”是從客家方言吸收的等。近年來，“討說法”“大忽悠”等方言被大眾接受並進入普通話，也是方言影響共同語的明證。
即使在推廣普通話的語境下，方言和普通話也是不矛盾的。1958年，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就曾指出：“我們推廣普通話，是為的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來禁止，也不能用人為的辦法來消滅。”
該怎麼對待課文中的“方言”？
其實，如果對語文課本稍有印象，很多人會發現，許多課文都有方言的痕跡。
比如，《孔乙己》裡“主顧也沒有好聲氣”中的“聲氣”，《背影》裡“父親還了虧空”中的“虧空”，都有方言的影子。
而且，如上所述，普通話是各地方言共同融合的結果，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今天學習普通話，就是在學習各地的方言。學習普通話，課本中的方言不僅無害，而且有益。
更重要的是，語言文字的學習應該首先堅持尊重文本的原則。文本是由語言文字組成的文學實體，相對於作者、世界構成一個獨立、自足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可能富含歷史的、社會的、情感的等多方面的信息。拆解一個有價值的文本，如同進行一次文本上的考古發掘，其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
因此，不尊重文本，對文本的任意刪改，都是對原有信息系統的破壞，這不僅僅是文字問題，更是態度問題。
尊重文本是學習語文的基礎，也是選編教材的基本態度。這是語文學習的內在要求，也是學好語文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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