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究竟有几重？
在看完《我不是药神》，子康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留在脑海的就两个字“挣扎”——剧中人物在病与活的煎熬中挣扎，卖药小队在罪与善的边缘里挣扎；电影折射出了底层平凡人们普遍的挣扎——为生计、为家人、为子女，同时也揭露出了医药体系下的挣扎——一场大病毁掉一个家庭，无奈而痛苦的挣扎。
第一重挣扎——生计
不得不说，相较于饰演成功人士，徐峥更擅长于雕磨小人物，程勇会让多少中年人联想起自己来——在繁华的城市里，为了生计东奔西走，满足了三餐温饱，还有子女教养、父母赡养的重担压着，已经超出了个人承担的上限，整个人基本都是为了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而高负荷的运作着。
哪怕入不敷出、辛苦万分，只要还能维持基本生计，谁会愿意铤而走险。所以，一开始老吕找到程勇，希望其走私印度格列卫时，他是拒绝的，因为从事走私印度神油的他，知道走私保健品和药品之间巨大的责任差异和法律风险。然而当儿子面临被妻子移民国外、父亲高昂的手术费时，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被压断了、他已经无力再维持自己的生计和家庭了，于是他捡起了老吕的名片……
第二重挣扎——戒命
一瓶正版格列卫5万元，仅是一个月的药量，那一年就是要60万，有多少家庭负担的起一年60万的支出——吃药，吃光了票子、吃掉了车子、吃没了房子，可药还吃不够啊！
这是什么药居然有如此惊人的破坏力？莫不成是毒品？
当生命成为“瘾”的时候，救命的药和毒品又有什么区别？你可以戒得掉毒，你戒得掉命吗？
思慧戒不掉女儿的命，所以在挣扎；老吕戒不掉陪伴妻女的命，所以在挣扎；刘牧师戒不掉信仰与救赎、自救与救人的命，所以在挣扎。至于黄毛，他更多的是一个自然的感性人去看待世界与周遭，他终究不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人，或许他戒不掉的是对父母的感情、对朋友的感情、对程勇怨与敬，以及戒不掉单纯的活着。
他们是这场“戒不掉命”的影片里四个卑微角色，他们亦是这个世界里无数“戒不掉命”悲哀人生的缩影。
当你戒不掉命、钱能买药续命的时候，钱就是命，而命也就是钱。
第三重挣扎——压抑与释放
卖药小队逐渐步上正轨，程勇的自己也愈发好过，他积累了资本，他有勇气也有实力给人脸上甩票子。
当小队们在思慧工作的舞厅团建时，经理不识趣的强拉思慧去跳舞，在他的眼里思慧永远都是为了钱出卖一切的舞女，而不会是主顾。程勇拦住经理，甩票子的行为是很多小人物梦寐以求的豪举吧。本以为经理撂下一句话“给我等着！”是要发生砸场子的事情，没想到却是经理真的上场跳起了钢管舞——在疯狂的喧闹声中，在经理妖娆的舞姿外，在炫丽多变的灯光下，镜头的特写是思慧，她先是畅意地呐喊着“爽”，而后静静的呆着，眼睛里面泛着光。许久的压抑在这一刻终于释放，为了女儿放下的尊严在这一刻也捡了回来，人活在世上不就是为了一个自在吗，哪怕一刻。
印度格列卫给老吕一家带来的改变极为直观，老吕怂恿、支持程勇，就是为了能低成本延长自己的寿命，从而能陪伴女儿成长、看着她结婚出嫁……这一切似乎能够实现的时候，老吕一家终于散去了阴霾，其乐融融地请程勇在家吃饭，吕妻满满一杯感恩酒下，整个画面成了本片难得的温馨画面。
刘牧师拆穿张长林“德国格列卫”骗局的一段戏，是本片极为滑稽与欢乐的一段。当卖药小队听完张长林极富煽动性的演讲后，仅仅是感慨于他的骗术高超，却没有敢当面拆穿他的勇气，而平时看起来胆小怕事的刘牧师却敢上台拆穿——因为他是有信仰的牧师，他帮助程勇卖假药，是因为这个假药可以救人，这是罪；但是张长林卖的假药不仅救不了人，还会害人，这是恶，所以他要拆穿。而后便是一次围殴战，而当事人之一的张长林早已经接到消息脱身了，而他们却面临了新的危机。
第四重挣扎——罪与恶
程勇有罪吗？答案是有的，因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他的确是走私了药物，而且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药物（编者注：四十八条是用来判断假药的条件，所以这里用的是“符合”），因而被判定为售卖假药。那他有恶吗？答案也是有的，他依旧是一个追逐利益的商人，到手价500的药卖到5000，即便有风险因素，那也是暴利，因而黄毛一直都看不起程勇的为人。那他有善吗？答案也是有的，他走私药物是罪、获得暴利是恶，但他的的确确让很多病人（吃得起5000元药的群体）有了生的希望，因而他们都会尊称他一声：勇哥。善之花因为诞生在罪恶之中，所以显得有些薄弱和利益性，这是前半段程勇整个人的复杂性与挣扎性的体现。
被天使庇护的恶魔最为可恶。
程勇是罪、恶中有善，那么售卖完完全全的假药（根本不能治病）的张长林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恶魔了，他害得别人是人财两空，偏偏能卖多年假药仍旧如鱼得水的原因在于：他有天使的庇护，这才是最可恶的，他的犯罪、作恶被选择性的忽视，而他卖的药本身吃不死人，进一步让他在边缘地带潇洒游动。这种人最可怕的还在于他有资源、他在暗处，当他知道程勇有药源的时候，他有种种手段威逼利诱程勇交出来，有些手段就是假以正义之手。最后，当程勇将印度格列卫的代理权转卖给张长林的时候，那脆弱的善之花彻底凋零，只剩下罪恶了，药价从五千涨到一万，再到二万，再到天使兜不住的时候，窝点被端、药源彻底断了。
当你接触过真正的恶魔后，你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罪、什么是恶、什么又是善。
第五重挣扎——善与罪
卖药小队解散后的一年，程勇彻底离开的格列卫和慢粒白血病的圈子，人是混圈子的，当你有一天离开某个圈子的时候，哪怕那个圈子发生了翻天的动荡，都可能影响不了你的生活。程勇不再卖药后，那些病人们吃不吃得上药、是生是死，其实都与他再无交集了。吕妻的闯入，让他的视野再度回到了那个圈子。
张长林的窝点被端掉，格列卫的药源断了，老吕的病情已经恶化到药物失灵的地步了。当老吕在清创中撕心裂肺的呐喊时，程勇坐立难安、难受不已，而吕妻已经麻木了——究竟要被这种呐喊声折磨多少次，才会麻木？那老吕要经历多少次痛苦后，才会麻木呢，显然是永远不会麻木的。再到后面的化疗和强移植，他再也承受不住生命的沉重与痛苦了，他放弃了自己的誓言——他看不到女儿的出嫁了。他最终自我了结了生命，当一个人在挨过了那么多艰难岁月后，仍旧选择戒掉自己的生命时，那得要是多大的痛苦与绝望。
在老吕简易追悼会结束的时候，门口站满了病友，他们不说话，就静静的看着程勇，程勇不敢和他们的对视，因为他们的眼神里面有怨怼更有哀求。
“求求你，救救我！”“我不想死！”……众生怜像与哀求，将程勇一步步推向善的路子上。
“快卖药吧！”“快走私药吧！”……买药的人不犯法，但是卖药的人犯法啊，他们为了自己的活，何尝又不是将程勇的推向了犯罪的道路上。
当再临印度的时候，在烟雾弥漫的环境中，先后出现了两尊神像，一尊是湿婆，一尊是迦梨女神（湿婆妻子雪山女神的化身之一）。至于为什么在这段象征救赎与看破的情节中设计出现这两尊神像呢？子康想，一是点题，原本片名之一叫《印度药神》，出现极具代表性的印度主神之一的大天湿婆，也不奇怪；二，为什么选湿婆与迦梨女神，而不是选择传闻有万千化身拯救世人的另一位主神毗湿奴，子康认为应该是湿婆和迦梨女神都代表着创造与毁灭、生命与死亡的双重性——破而后立，在目睹死亡之后，程勇的觉悟，此后的他少了几分人格化，多了几分神格化（英雄化）。但湿婆和迦梨女神同时也预示出了程勇的结局，湿婆本就是一个苦修之神，程勇的药神之路自然艰苦，而迦梨女神怒杀妖魔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怒意，无休止的踩踏土地，程勇也是在救人的路上越陷越深，停不下了脚步。
这一次的回归，程勇不是已一个商人的身份回归，而是以还债的心态回归，此次的药价定位只有500元，哪怕后来是从零售店赔本回购也是卖500元，从此印度药成为了病友口中的便宜药。
第六重挣扎——正义之剑的摇摆
警察作为执法者，维护的是法律正义，在既有的法律下，印度格列卫是走私药、假药，走私和兜售假药属于违法行为，作为正义之剑的警察必须要抓捕卖药小队。而警察除了执法者的职能属性外，他们同样是普通人这一自然属性的，当他们面对慢粒白血病病人痛苦以及印度格列卫所带来的希望。当曹斌带人将持有印度药的病友集中起来，逼他们交代出贩药人时，集体性沉默后，老太太的一席话令人深省也令曹斌惭愧——究竟是法律重要，还是人命重要？恐怕谁都无法完美解答这个问题，现代法律体系本身就要维持客观正义和法律正义，以行为和结果综合判断违法行为，并不完全受个人主观判断左右，因此程勇的行为是违法的；而民主法律的立法之本就是维护人民权益、民主的产物，因而从法理角度来看，程勇的行为并非违反法理。然而就算曹斌想退出，但是当下司法体系与政府体系高度重合的情况，曹斌受局长、局长受上级领导左右。而现行经济发展模式下，大企业因为税收、就业贡献和产业带动能力等诸多原因往往能够绑架政府，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看到原版格列卫的中国区负责人可以堂而皇之的影响警察执法，一方面是他们有《国际版权法》为依仗，一方面则是他们作为顶级医药公司可以影响医疗体系、从而影响政府体系。
当曹斌等人因无心之举逼死了黄毛后，他陷入了一个轮回——一年前，曹斌戾气满满地要教训程勇，因为程勇打了前妻（曹的姐姐），那时的程勇理亏而不敢回击；一年后，程勇怒气冲冲地质问他时，此时的他因为理亏而不敢回嘴。
曹斌能做出的选择是听凭良心，选择自己退出，却不能影响整个警局——因为他只是剑的一部分，而不是执剑人。
第七重挣扎——原善、原罪
原版格列卫是原善，因为没有那些医学家的投入与研发，是不可能有格列卫的诞生，从而让无数慢粒白血病人有了生的希望。而那一些仿制药，要不是因为原版的诞生，它们怎么可能实现仿制与盗版，因此原版格列卫药本身是原善。
那什么是原罪呢，不是药物本身，而是环绕在药物四周的资本、层层资本，资本总是逐利的。格列卫刚推出之际，定价高是为了回收研发成本，而是后来单纯成为了高额溢价——垄断利润，而随着层层经销商、代理的剥皮以及佣金转嫁，最后埋单的只能是终端病人，药台高筑。
既然有了的仿制药，为什么原版药依旧不降价？因为仿制药不是完全的竞品，他们只是替代品，而且药性是否完全稳定也不定都能得到保证（比如印度格列卫的药性要比国产格列卫的稳定很多），因此当越来越多的仿制药品牌出现后，降价的只是仿制药，因为他们之间才是完全的竞品，而原版格列卫虽然可以维持高价，但是仿制药的确抢走了它的低收入人群市场，他只能通过进一步提价来挽回原本利得，愈发让普通人吃不起。
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原版格列卫的药商的打击的目标是贩卖印度格列卫的“假药贩子”，而不是真正贩卖假药的张长林这类人，因为张长林卖的药治不了病，自然不对他们构成威胁，但是印度格列卫的确抢占了他们的市场——有威胁的才能称之为对手。
第八重挣扎——医疗制度
其实子康不想谈医疗制度，因为最近关于医疗制度的质问、解析、探讨的文章太多了，甚至伴随着电影的热度和议论度增加，很多医改号召也应运而出。问题是医疗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虽然制度是死的，但是它也太死了，很多时候响应不及时、调整不及时——就拿格列卫来说，医院、医生、病人都知道他贵，而且病人也多，为什么一直没有人去解决和响应药价问题（影片中药商可以振臂高挥：我们的定价是合理合法的），逼得病人铤而走险走私仿制药、购买仿制药呢？经过陆勇（程勇的现实原型）事件的发酵，才痛定思痛改革格列卫的定价体系，纳入医保，问题是病、其他药呢？难道要一个个X勇的出现，才能促进改革吗？
说到医保，纳入医保就万无一失了吗？其实纳入医保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格列卫的定价问题，只不过用医保体系将部门溢价消化吸收了（也就是说，这部分溢价其实转移到了全体医保资金和账户身上了），另外每年进口的格列卫总量是有限的，纳入医保后，有能力购买的病人也多了，因此说来很容易造成供不应求的情况，然而现实的确也是这样，现在很多病人依旧会选择购买印度格列卫，一方面是因为原版药不能时刻买得到，一方面国产仿制药并不如印度格列卫。
延伸讲一些，现在慢粒白血病因为药物供给和医保的原因，已经渐渐变得和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一样了，但是和所有的慢病长处方一样，都会发生药物供给不足的情况——很多时候不是市场上没有这种药，而是受到“两票制”的影响，医院签约的药企可能库存不足，但不能向从前那样从其他药企应急采购了。原本是完善医疗制度改革的措施，有时候却成了限制，只能求责于死板的制度本身。
第九重挣扎——穷
看完整部电影，子康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原型陆勇的故事之前有所了解的，他本来就是病患，在救己同时兼顾救人，但子康此处不做延伸，一是影片经过了很多艺术处理与加工，二是陆勇故事具体细节子康不甚清楚。但就电影本身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来看，还是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之所以把这一部分单独作为一段，是源于张长林的一段台词：“在我看来，我们国家的人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种病没得治。”（大概是这样，原台词子康记不住了。）
人非生而固贫，贫穷亦非病与罪。然而现实却是，穷人家一旦有人生重病，不是败了骨肉亲情，就是毁了家庭和睦——尤其是劳动力的损失，更会让一家人失去一切希望。
在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挣扎，因为穷——钱是死的，物价是活的；钱是死的，药价是活的；钱是死的，房价是活的……很多时候，很多人，手里钱的涨幅速度远远比不上价格的涨幅速度——挣扎着，吃好还是吃差；挣扎着，房子买大还是买小；挣扎着，这药吃还是不吃。穷限制了购买力，从而限制了生活水平、健康水平。
财富或许从来都是不公平的，但是疾病却是公平的，无论贫穷与富贵，但是医疗资源又是不公平的，挣扎来挣扎去，还不是为了一个资源？钱是资源、医疗是资源、药也是资源……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惠及平民？这是分配机制的问题了，又上升到了制度层——要么解决穷，要么解决资源，要么解决分配方式——穷不好解决，不然为什么要持续扶贫？而且穷会受到其他因素（如疾病、灾难）影响更加恶劣。资源也不好解决，资源一是受体量影响，二是受市场影响，三还受其属性影响。看来唯一能解决的还是分配方式，将这个问题抛出来，又有人要挣扎了——政策制定者们。
生计、惜命、状态、罪、恶、善、正义、制度框架、财力等等因素，都造就了我们挣扎的人生。
医疗是一块大蛋糕，你们可以享受这些美味的奶油和糕体，但你们也要广大群众、病人以及无数挣扎的人们有饭吃不是？
文|辑 子康
平章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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