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晓四姑娘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大名鼎鼎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甘愿牺牲，愿以鲜血唤醒国人。毫无疑问，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英雄式的人物，其精神是值得是后人肯定的。
不过，肯定归肯定，戊戌变法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当不成熟的变法运动。参加变法的这波人，不论是领头羊康有为也好，二号种子选手梁启超也罢，都是一介书生罢了，毫无政治经验可言。
但凡变法，必定要触及一部分核心人物的既得利益，没有强有力的保障是无法实施的，例如当年商鞅变法背后的靠山就是秦孝公。可是，维新派等人所能仰仗的无非是光绪皇帝罢了，可是光绪只不过是慈禧的傀儡而已，这样的变法，如何成功？
再者，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身上问题很大。
先说领头羊康有为，作为维新派的首领，人品有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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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有为又一次在西安的一座寺庙参观，将寺庙很多珍贵的佛经偷偷的装到了他自己的骡车上，结果被寺庙的人场发现（孔乙己说过：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偷呢？）。
2、康有为提出了一个“合邦”计划，由清朝和日本、英国、美国进行合并，并选出专门人员对合并的国家进行治理（这“合邦”计划，明摆着是要把中国送人啊）。
3、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到了国外，然后对外宣称，他有光绪皇帝给的衣带诏，借此成立了保皇会，敛了不少钱财。然而，这个所谓额衣带诏，纯粹是欺世盗名之举。光绪确实写了衣带诏，但是却不是康有为的，而是给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
我们再来说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人品是没得说的，但是目光却短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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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谭嗣同的认知中，中国西北部的领土完全是累赘，一点用的没有，与其花钱去管理，还不如卖掉，换点钱用来进行维新变法，岂不一举两得，美滋滋啊！
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1984年谭嗣同写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
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1895年谭嗣同与贝元征进行讨论时提出
好吧，其实也不能说谭嗣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当时的清廷，税收主要来自东、南部，而西、北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时不时还要搞点暴乱，要派兵去平叛。
而且，当时谭嗣同认为清帝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基本来自东南沿海一带列强的入侵，西北一带则只有沙俄，相对来说威胁小很多。
而且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只有谭嗣同，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李鸿章也是主张放弃西北地区，加强东南海防，只是李鸿章没有提出卖掉西北领土罢了。
只能说谭嗣同也好，李鸿章也罢，目光太局限了。虽然当时西北地区叛乱四起，经济薄弱，不能创造及时的财富。
但是，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要知道，沙俄的胃口大的很，把西北地区卖给沙俄，这不是自己找死吗？再说西藏，英军殖民印度，一直想入侵西藏地区，把西藏卖给英国，这不正好遂了英国人的愿。
跟胃口大到无边的列强做生意，无异于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把英国和沙俄引入西北地区，下一步中原地区怕是也保不住了。
所幸，当年的清政府还有左宗棠的这样的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小镇月明
不是所有变法都是正确的选择，虽然我们的历史书中对戊戌变法大有赞誉，但他们的变法实际上却是一场极其荒唐、冲动的举动，在这次变法中，谭嗣同、康有为等人都提出了非常毁三观的救国建议，不是我跟大家开玩笑，只要大家往下看，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观点绝对会让大家对他们佩服不起来。 
谭嗣同慷慨赴死的义举是我们无法置疑的，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也让他符合了一个义士所应该拥有的形象，但是谁又知道我们所佩服的义士谭嗣同却是一个主张出卖疆土的人。
谭嗣同在变法中提出出卖疆土的建议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提出了一个自以为正确的救国方略，他提出应该把当时没什么用处的新疆、西藏分别卖给俄国人、英国人。
俄国是和新疆接壤的，西藏也与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连接在一起，在他的计划中，如果能把这两个省份卖出去的话，那绝对能从俄国英国手中拿到数之不尽的钱财。
当时清政府是欠了外国列强2亿多两白银的，而谭嗣同觉得如果把这两个地方卖掉，将会收获到远超2亿多两白银的巨资，到时不仅可以把欠下的巨债通通还清，还可以留一笔钱给自己变法强国。
不仅如此，在谭嗣同的想法中东北、蒙古这些边缘地带也不应该保留，应该通通的卖给外国人，好赚到更多的钱支持变法。
虽然这些地方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以清政府当时的国力以及工业水平是根本无法合理利用这些资源的，谭嗣同觉得既然不能合理使用，那何不通过交易手段把它们换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呢？他觉得这才是一个理智的人应该做的行为。
谭嗣同和东林党的相似度
这就是谭嗣同对变法提出的建议，究其根本，这实际上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饮鸠止渴的方法。
这个时候就要说到我们开头所说的那句话了，并不是所有的变法都是正确的，不是每个慷慨赴死的义士都是高大上的。
我觉得谭嗣同的形象和明末东林党的义士极其相像，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可以为了道义不顾个人的死亡，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有一个缺点极其相似，那就是空谈误国。![]()
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治国能力，但却总是想干扰国政，或许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如果被他们把握了权柄，那将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康有为在变法中改善人种的建议
说完谭嗣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康有为，康有为号称南海圣人，在历史书中的形象光辉万分，如果不了解他的为人处事以及他的思想，或许还真有不少人被他表面的形象给蒙骗，进而对其有所敬重。
但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康有为，那大家就会产生巨大的改观了。
康有为非常崇尚白人，他觉得白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最高等的人类，是万族之首，而黄种人则排在第二，仅次于白人，排在第三的是印度的棕色人种，排在最末端的是非洲的黑人。
他为了全世界都走向先进的文明，就提出了他一些自认为宝贵的意见。
他觉得所有黄种人都应该与白人通婚，通过通婚改善黄种人的基因，坚持在100年内的时间内，把国内所有的黄种人都混血成高等的白人，只有拥有了白人高贵的基因，国家才能有机会挤身进入世界列强之中，走向真正的强大。
而他对印度非洲也有自己的一点小意见，他觉得应该把印度人从湿热无比的南亚大陆迁移到温暖、寒冷的地带，通过气候改变他们有些脑容量不足的智商，先通过气候把它们从棕色人种升级为黄色人种后，再通过混血把它们变为白色人种。
而非洲黑人在康有为的眼中就是真正无可救药的群体了，他觉得所有的非洲黑人都应该进行化学阉割，让他们都无法生育，从而让他们彻底的绝种，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整个地球整体的智商。
康有为关于世界大同的建议
除了对肤色、人种有着自己的看法之外，康有为还觉得应该废除国家的理念，让全世界从狭隘的国家走向大同的联邦，他提出我国应该首先和日本结成一个小联邦，通过日本先进的工业文明改善我国的工业水准。
这是第一步的做法，他打算由小变大，先开始两个国家的合邦，然后再展开整个洲的合邦，而最终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整个地球所有国家都变成一个大联邦，只有这样才能合理的利用人口、矿产的资源，让整个地球得到极其合理的发展。
除了关于人种、国家制度的提议之外，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还有着很多惊人的言论，只不过在这里就暂且不说那么多了。
我们接下来简单说一下康有为和谭嗣同之间的差距吧，我觉得谭嗣同的提议虽然不值得认同，但他的人格魅力却绝对要远远胜于康有为。
逃跑后的康有为成为了大富豪
在戊戌六君子事发被抓前，康有为为了能成功变法，于是就动了刺杀慈禧太后的心思，不过康有为很小心，他怕失败之后自己会遭受惩罚，于是他就鼓动谭嗣同去劝说袁世凯参与到刺杀慈禧的行动。
在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告密后，闻风而动的康有为当即带着梁启超跑路了，而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则为了自己心中的大义，留了下来。
从这方面来看，谭嗣同还是有着他优点的，但康有为就不同了，他不仅空谈，而且还没有骨气，不过生死是人最重视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因此谴责康有为，但是后来康有为的一些事情却着实让人不能给他一个好的评价。
康有为后来逃到了外国，他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从许多华侨的手中骗取了丰富的钱财，最后他成为了一个身家千万的大富豪。
被康有为所害的光绪皇帝
康有为当时还成立了一个保皇会，虽然名义上是光辉的，但是这个组织实际上的作用却是他控制华侨商人的工具，因为保皇会庞大势力的影响，很多原本支持康有为的华侨爱国商人们纷纷受到了康有为的压榨，被他巧取豪夺了很多金钱家资。
而原本慈禧太后是没有那么痛恨光绪皇帝的，在慈禧太后的想法中，她觉得光绪皇帝只是被康有为等人蒙骗了，实际上本质是不坏的，想要刺杀自己的行动也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二人安然无恙的共处了下来。
但是康有为却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在国外声讨起了慈禧太后，他声称自己是带着光绪皇帝衣冠诏的，他声讨慈禧太后所说的口号就是杀死慈禧太后，保卫光绪皇帝之类的话。
在康有为的口号传回国内被慈禧太后听到后，她就以为光绪皇帝真的要杀自己，于是就开始对光绪皇帝产生了厌恶，并最终在自己死前毒杀了光绪皇帝。
从这方面来看，康有为绝对算得上是十分可恶的人物，是没有丝毫余地的那种。
所以说谭嗣同之所以要卖掉当时的几个省份，原因就是因为他想通过卖掉这些地方获得为清政府还债的金钱，如果能卖掉这几个地方，到时所获得的金钱将会是很难想象的，在谭嗣同的打算中，这些钱不仅能为清政府轻松的还债，还能为自己接下来的变法行动作出金钱保障，可谓是一举两得。
孤客生
很多人评价一个人，往往喜欢走极端，或将其捧入云端，或将其踩入泥底。对于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评价也是如此。由于其慷慨激昂，为变法而死，再加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谭嗣同被无限拔高，几乎因为慷慨赴死而立地成圣。
但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也不可能完美。谭嗣同为变法而死，当然值得我们敬仰，他的精神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不过，我们必须要了解，戊戌变法本身就是一个极为不成熟的变法运动，除了出发点，变法内容几乎无切实可行措施，变法的领导人是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毫无从政经验，很多思维也极为幼稚。谭嗣同主张卖掉新疆，蒙古就是一例。
这件事最早见于谭嗣同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写的信中：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不但如此，在谭嗣同看来，除了中原地区以外的国土都是可以卖的：
“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谭嗣同的言论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与汉奸、卖国贼无异，而且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也有类似的言论。其实在清末民初，不单单是维新派，许多人也有类似的想法。因为很多人的出发点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以“PAI满”为出发点，因此将中原地区以外的国土都实为可出卖的商品。
谭嗣同等人有出卖新疆蒙古的想法，其实在他的信中也说的很明白了。在谭嗣同看来，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属于苦寒之地，人烟稀少，环境恶劣，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不但没有任何收获，反而花费巨额资金驻守，“毫无利于中国”，因此他认为还不如卖给列强，得到钱后用于变法。
且不论谭嗣同认为新疆、蒙古等地域广大的国土“无用”的可笑言论，单单他所幻想的将蒙古新疆等地卖给列强所获“十万万”白银的想法，就极端幼稚可笑。
在弱肉强食的19世纪末，任人鱼肉的清政府，根本没有与列强平等对话的资格。而对于列强而言，明明可以以微小的代价瓜分中国，他们绝不可能花费巨额资金去购买中国国土。
谭嗣同的这个想法，无论是立意、出发点、还是可行性，根本不成立，完全就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因此，我认为有的人给予谭嗣同所谓“政Z家”的评价，是十分离谱的，如此幼稚、荒唐的想法，完全不符合一个政Z家的所作所为。
鸢飞九天2018
谭嗣同可以说是晚清官场第一热血之人，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在其能够逃脱的情况下而不走，并留下了一番感人至深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在其临刑前还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并留下一首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的慷慨赴死、以热血警醒国人之举，被梁启超称之为“为国流血第一士”。然而，即便是如此热血、尽心为国之人，也不是其所有作为、主张都会有利於国。如果当初谭嗣同的该主张被满清采纳的话，将会是祸国万古，而其本人也会承受千古骂名，这便是谭嗣同的卖地主张。
维新变法正值甲午惨败之后，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但割让了台湾等领土，还须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三千万两，这相当於满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所以，当维新变法之时，改革经费尤为困难。而谭嗣同鉴於当时的财政困难，便主张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毫无利於中国”之地，变卖掉以“供变法之用”。具体主张如下：
“若无内国债可举，而择祸莫如轻，莫如俗谚‘与其欠钱，不如卖田’。……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吾则情愿少取值，浼二国居间胁日本废去遍地通商之约；即再加赔费，亦无不可，而仍愿少取值，请归二国保护十年。二国第毁约与保护，即少出值，尤必乐从。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止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使不吾扰耳...
若谭嗣同的建议被满清采纳，其后果可想而知。诚然，谭嗣同的卖地主张也并不能完全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价，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来看待，以当时满清的条件，那些地方的确在财政上是很大负担，而并不具备开发的条件。正如1867年，沙俄将170多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一样，还生怕美国不要，是对美国官员行贿才求得美国最终买下。而主张买下阿拉斯加的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在国内却被骂得狗血淋头，骂其如何如何地愚蠢，以七百多万美元的价格买了一个超大冰箱。不过，谭嗣同的卖地主张若被采纳，无疑是祸国万古之举，沙俄不费一分钱从我国抢走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回来都不很现实，更何况还是卖给他的领土？
历史闻知社
谭嗣同生在封疆大吏之家，他的父亲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在谭嗣同短暂的33年生命中至少两次提出售卖国土，以资变法富强的激进之策。这与历史教科书中为国赴死的谭嗣同，简直判若两人。
一次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谭嗣同在给他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到：
“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
另一次是在1895年8月，谭嗣同在与好友贝元征讨论改革事宜时，再次提出这个想法：
“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可见，在年轻人谭嗣同看来，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乃至满洲、青海都可以卖给英俄两国，他的理由就是以此来为变法富强争取经费和时间。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激进而疯狂的想法。出卖领土主权的想法与救国富强的愿望，本身就是南辕北辙。即便最终在不完整的领土上实现了所谓的富强，也是伪富强、假富强，是为人所不齿的富强。
实际上，谭嗣同更像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在理想上是无不敢为的巨人，这一点在他随后的《仁学》创作中显露无遗。但在行动上，他是缺乏耐心和策略的，行事中表现为一种急于求成的决战式作风，要么前进，要么死。
读历见闻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这是谭嗣同在1894年末给老师欧阳中鹄信中的原话，彼时康梁一党在清末一度位居中国政治中心，然而实际操作不熟，纸上谈兵无人能及，他们“卖完”新疆西藏之后，还要“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由此可见，书生虽有一腔热血，他们精神可嘉，爱国热情值得赞许，但是真正的改革不一定切合实际！
那个时候，人们多愚昧，眼界狭窄，而一些所谓的饱学之士，也不乏目光短浅，纸上谈兵之辈！那是一个混沌的年代。康梁与谭嗣同等人，主张卖土保国，以新疆西藏，来换取俄罗斯和英国的金钱，用来偿还不平等条约的欠款，而且剩余的钱还可以用来改革国内，发现生产，甚至李鸿章等人也主张放弃西北，重点保卫东南沿海！
和这些人不同的是，左宗棠支持保卫西北，他认为国家主权，寸土不让！西北安稳，才能京师安稳，保卫西北是必须的！于是年迈的左宗棠抬着棺材进军天山南北，一举平定阿古柏叛乱，而且还能够从沙俄那里虎口拔牙，左公千古，令人敬佩！
不过，把视角转回当今，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那个时候有那么多荒诞的想法也无可厚非。比如，谭嗣同只是书生，他并不是从基层官员做起，所以只有不完善的理论，再加上国家危难，民生凋敝，一腔热血的冲击之下只能纸上谈兵，虽一心救国，奈何理想被视野所局限！
那个时候不仅是谭嗣同有这个想法，很多维新人士甚至朝廷元老都有这个打算。而且，提出类似荒唐想法的不止谭嗣同，像孙中山，康有为，等等政坛翘楚都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民族国家观念不成熟，领土意识认不清，封建王朝思维抹不掉，这一切才是造成荒诞的源泉！
不仅是清末，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警惕，应该集思广益，爱国值得赞扬，到爱国不是儿戏！
颍州小史官
首先，谭嗣同确实想过卖掉新疆、西藏和蒙古
不过，这只是在信中偶尔提到的想法，并未形成定案。
在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他写道：“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图片说明：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中鹄，谭嗣同称其学问“实能出风入雅，振前贤未坠之绪”。
事实上，在当时，与谭嗣同有相同主张的人不在少数，即所谓东南派，最早的主张者是李鸿章，认为清政府应该重点发展东南沿海地带，放弃西北，使有限的资源得以集中使用。
图片说明：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人在海外PS的康梁与光绪的合影，事实上，二人当时只是四品，按清廷定例，没有参见皇帝和给皇帝写奏折的权力，康有为口音极重，光绪根本听不太懂，光绪对康有为一直不太信任，不肯授予实权。他更看好老成的杨锐等人，但事实上，杨锐是张之洞的密探，他曾向光绪提出要提防康有为。
与之对立的是西北派，代表人物是左宗棠，提出“伊犁我之疆索，寸土不可让人”，他亲征新疆，维护了国家主权。代价是耗费较多军饷，影响了北洋水师的发展（虽然不是直接影响），这为后来甲午之败留下伏笔。
其次，两派谁对谁错，要历史地去看
从今天的角度看，如果放弃此三地，则中原发展的潜力尽失，大大恶化了地缘政治环境，不仅会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且加剧了国土安全风险，实在是愚不可及之议。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也应体谅前人：
1、在当时许多汉人的意识中，东南才是中心，当时人们尚困于省籍意识，缺乏民族国家观念，不仅将此三地视为边鄙之地，甚至连东三省都觉得并非故土，不是太重视。
2、缩短战线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清政府是传统政府，但体量太大，处处需要照顾，这样资源分散，难以成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民族国家体制下，失去的土地就不再可能收回来了，今天放弃，将来就算强大了，也要承认这一历史现实，这等于是牺牲长期利益来换取短期利益，只能说明谋国者对国际法太不熟悉，还是从古代的王朝国家角度看问题。
3、边疆地区事实上已失控，不足以抵御外辱。
4、谭嗣同等不是基层上来的官员，而是长期困于书斋，长于图纸作业，不通实务。这一弊端在戊戌变法中也体现出来，变法之士固然有理想、有热情、有视野，却没有操作能力，缺乏组织团队，经常异想天开，结果必然是壮烈的失败，如果他们手执权柄，反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近代许多革命者都主张很荒唐，包括孙中山准备将东三省卖给日本，康有为要在巴西建个华人国，他还是放弃三地的主要倡议人。不必将他们视为卖国贼，因为他们确实对实务太无知，一旦参与实际操作，他们反而变得更专制、更狭隘、更保守。
只有一腔热血，却没有必要的知识准备，近代以来，无知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十分沉重，在今天，我们依然要防止这种“愚蠢的热情”沉渣泛起。爱国不只是口号，还是专业技术，不懂专业，只靠下意识去判断，必然是害国害己。
老虎他爹
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壮士断腕。腕乃人身之一部分。为什么要自残？为保全躯及心脑，以有所为也。
谭嗣同之卖新疆蒙古之议，史书有载，不可否认。但其本意，以我料之，亦蜥蜴之舍尾，壮士之断腕，以保大清之生命，求后有所为也。
谭嗣同乃戊戍六君子之一。戊戍变法乃封建清朝的最后一抹阳光。失败之后，众皆逃遁。独谭虽能逃而未逃，要以死而唤醒国人。其壮行，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如此之人，说他有意卖国，合情理吗？但公平而论，卖新疆蒙古之议，究非良策，不足为法。
欢迎点评。
WM晓奇
清朝谭嗣同为什么会主张卖掉新疆，蒙古等地？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这是谭嗣同写给其师傅欧阳中鹄的信。从中可见，谭嗣同欲卖新疆，内蒙当属实。
信中可知，谭嗣同卖新疆，内蒙的直接目的在于筹措变法经费，并借此要求列强保护中国，而中国借机富国强兵。
我们可以说，谭嗣同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然其想法却是荒诞不经的，若此举实现，谭氏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谭嗣同为何会有如此想法，其原因则很复杂。
（1）:书生误国。
（2）边疆无用论思潮的影响。
边疆无用论思想由来已久，明末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放弃了很多边关之地，而左宗棠，李鸿章的海防，边防路线之争也是其思潮的影响。显而易见，谭嗣同受其影响，认为边疆无用，不如卖给列强，换取实际好处。
（3）学习日本。
“（明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颁千岛、桦太交换条约，割桦太及其地营房于俄，以千岛为边邑”。谭嗣同并不懂变卖国土与国家间划定疆界的区别。日本的行为是与俄罗斯划定疆界，与其主张的变卖国土有本质区别，谭简单地认为可以学习日本变卖疆界筹措变法经费。
（4）排满思想。
有诸多证据表明，谭嗣同具有明显的排满思想，认为新疆，内蒙，乃至东北都非“中国”国土，可有可无。事实上，当时民族观念并不强，狭隘的民族观盛行，谭嗣同具有排满思想不足为奇，而卖掉新疆，内蒙等惊世骇俗的想法也就想的通了。
谭嗣同救国之心，天地可表，然而变卖国土终究天马行空了，也辛亏这一想法并未实现，否则，中国则将减少近三分之一的国土了。
历史知事
维新派想卖新疆 西藏 是不得已而为之 维新派制定的改革计划雄心勃勃 但需要大量资金 而清政府当时每年财政收入 都要拿出来大部分 用来偿还跟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规定里赔偿的钱 因此维新派很多计划都会因缺钱而没法开展 而新疆 西藏当时分别面临 被俄国和英国渗透 殖民的风险 维新派认为 以目前的国力 这两块地方被侵占 是早晚的事 与其坐等被入侵 还不如索性标价卖了算了 不但可以一举偿还对英俄两国的欠款 还能再多一大笔财政收入 用来变法图强用 理想很好 但是现实不允许 随着袁世凯告密 光绪帝和维新派迅速倒台 他们的变法计划也没有机会实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