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多年前，意大利一位名叫馬可·波羅的年青人來到中國，當他第一次置身元朝的國都時，整個人驚呆了，在後來的《馬可·波羅遊記》裡這樣描述：“這座帝王之城為世界奇觀，全城地面規劃猶如棋盤，其美善之極，未可言宣。世界諸城無能與比......”這個使馬可·波羅大開眼界嘖嘖稱奇的城市，就是元朝的首都元大都——那時叫汗八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
這座煥發驚人魅力的東方帝都的規劃設計人名叫劉秉忠，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中，他是丘處機的高徒，而對於元朝來說，他不僅是都城的設計者，更是大元帝國的總設計師，他的意義，用與他同時代的文人徐世隆的話來說，可以與周朝的召公相提並論。
一、出世入世
公元1216年，劉秉忠出生在邢州（今河北邢臺），這地方剛好屬於割給遼朝的燕雲十六州地界。劉家是當地望族，雖然政權更迭，但劉秉忠的祖上始終為官，蒙古人攻取邢州後，父親被任為都統，後又改任錄事。
按蒙古的規矩，漢人出仕，為防造反叛變，要將其子女扣留在元帥府做人質，所以13歲時，劉秉忠就被送往元帥府當了人質。
劉秉忠從小聰穎好學，讀了好多書在腹內，進入元帥府後，更是把府中藏書看了個遍，再加上經常協助處理事務，劉秉忠就好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脈，學以致用，得心應手。17歲時，他做了邢臺節度使府的令史，相當於現在的辦事員，這說起來是個公務員，但職位太低，對於才學出眾、胸懷大志的劉秉忠來說，顯然無法施展拳腳。
於是，鬱郁不得志的劉秉忠做了一個決定——辭職，並且轉身投入全真教，出家當了道士。全真教在宋末元初時期是相當流行的道教派別，主張修真養性、“清靜無為”。在武安清化入道後，若干個寒暑裡，劉秉忠博覽群書，修心養性，早年的傲氣消磨殆盡，學問卻是又升級N個檔次。
俗話說，酒香不怕巷子深，而學問大也不怕沒人知。學識淵博的劉秉忠藏在深山裡，還是被一位高僧——虛照禪師聞得，力邀他棄道從佛。劉秉忠便剃度當了禪師的徒弟，這為他後來的入世提供了契機。
不久後，劉秉忠受另一位禪師之邀一同覲見忽必烈，會面很短暫，但影響是深遠滴。忽必烈被眼前這位僧人深深吸引了，他雖然出世，但天文、地理、律歷、占卜無所不知，天下之事無所不曉，有問必答侃侃而談。
這樣的人才忽必烈怎能錯過，一句話——“以後跟著我幹吧！”就把劉秉忠招至麾下。
二、邢州大治
追隨忽必烈後，劉秉忠向忽必烈呈上《萬言書》，針對當時的情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建議，
強調文治，結束戰爭導致的混亂局面，發展經濟壯大實力。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儒治國”。1251年，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劉秉忠進言可以實施自己的施政綱領了，就以邢州作為改革試點，忽必烈採納建議，下令在邢州設立安撫司，派出劉秉忠舉薦的漢人知識分子前往，以漢法治理邢州。中原地區長年戰亂，經濟破壞嚴重，劉秉忠的家鄉邢州地區更是“重災區”，經濟蕭條，社會混亂，民不聊生，被時人稱之為“鬼衙”。官員們到任後，以劉秉忠的“儒治”為總方針，加大力度整頓吏治，勸課農桑，對歸鄉的農民給予經濟補償；發展冶鐵業，帶動當地經濟。當時蒙古騎兵揮舞的大刀中，有一半都產自邢州。經過兩年的治理，邢州經濟恢復，面貌全新，百姓安居樂業。
邢州大治，讓忽必烈對中原封建文明的“儒治”有了全新的認識，對劉秉忠更加賞識信賴。邢州大治，也為忽必烈贏得聲望，為後來的統一全國打下了基礎。
除了發展經濟，劉秉忠也常力諫忽必烈要愛民。蒙古軍攻陷城池後的一大“樂趣”就是屠城，除了所需的手藝人，其它人都殺光光，比如忽必烈的父親託雷就有這樣的黑歷史——在攻取馬魯城時，曾將城中70萬居民屠殺。對於這一惡習，劉秉忠自然心知肚明，當他跟隨忽必烈征伐大理、南宋時，不止一次勸諫：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可濫殺”，忽必烈採納建議，下令軍中禁止濫殺不可焚燒，入城後燒殺搶掠的現象終於消失不見。百姓免遭塗炭，蒙古軍屠城的舊制總算被棄。
三、總設計師
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劉秉忠全力輔佐，依循中原王朝舊制的總方向，著手製定各項制度。
首先，在建元國號上，取“中華開統”之意，建元“中統”年；後來又取《易經》中“至哉坤元”之意，改年號為“至元”。1271年，採用《易經》“大哉乾元”的說法，改國號為“大元”，至此，成吉思汗創立的大蒙古國改為“大元”，元朝正式亮相中國歷史舞臺。
1256年，忽必烈命劉秉忠在桓州東、灤水北修建城池。3年後，新城建成，取名開平，1260年，忽必烈在此地登基稱帝，開平成為首都（後改為上都）。1264年，劉秉忠又奉命主持新都城的修建。他將城址選在金朝故都的東北方向，以《周禮•考工記》中“九經九軌”、“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為原則，設計修建了新都城——汗八里（突厥語，意為“大汗之居處”），這座新城的佈局，奠定了今天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在元大都的規劃建設中，劉秉忠處處體現著以人為本的理念，街道規劃整齊，經緯分明，生活區、商業區功能齊備，以至在後來遊歷中國的西方人眼中，元大都成為“高貴的城市”、“世界都市之都”，從此享譽世界。
而據現代有關專家的考證，元大都的中軸線竟然與元上都的城門中線重合在一條線上，兩城直線距離達近三百公里，對於還沒GPS衛星定位的那個時代來說，這是如何做到的？劉秉忠高深的風水學水平可不是蓋的。
政治方面，劉秉忠制定官制、朝儀。中央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三大機構，地方上設“行省”；對中央、地方各級政府官員職務、名額作出詳細明確的規定。
重要的是，劉秉忠確定了工資制度。對於這個草原民族來說，蒙古公務員以前是沒工資拿的，生活所需全憑打仗中搶掠或是仗後“分贓”所得。另外，百官服飾、朝見禮節也都制定下來。自此，從中央到地方，一套完整規範的封建國家機構和官僚體系在劉秉忠的主持下逐步建立，元朝成為一個的真正封建帝國。
四、百密一疏
歷史總是在不經意處留下一絲詭異。對於元朝的建立厥功至偉的劉秉忠，盡心盡力卻百密一疏，為元朝的覆滅挖下了一個“大坑”。
還是在建立邢州“經濟試點”時，為了籌措資金髮展當地經濟，劉秉忠靈機一動，一個“創意”來襲——取締金銀交易，發行紙幣，這招效果顯著，很快改善了政府的財政窘境。後來，這一良策在元朝境內全面推廣，為國家快速積累大量財富。
而且，只要參考一下接下來的元朝滅南宋戰爭就知道，劉秉忠的這個改革，簡直是對元朝的大補血，先前南宋最大的優勢，就是富庶經濟造就的強大戰爭潛力，但是隨著元朝紙幣制度的成熟，元王朝聚集軍費財富的效率大大提速，經濟落後的元朝軍隊，反而能夠以巨大的軍事投入，持續向南宋發起攻擊。可以用最為不惜血本的方法引進中亞技術，大規模製造重型投石車與巨型戰艦。而經濟富裕的南宋，反而在襄陽戰役的最後階段，財力拖的窘迫不堪，最終悲壯滅亡。
雖然那個時候，劉秉忠已經作古，但他的這個獨特經濟貢獻，確實是元朝一統天下的重要推手。但他更沒想到的是，還是這個貢獻，近一個世紀後，更有了另一個“推手”效果——徹底把元朝推死！
因為紙幣的使用是需要相關的法規和政策制約的，一旦政府將發行紙幣當作斂財的工具，任性到想發就發，那麼經濟崩潰就在所難免了。 元朝後期正是這樣，財政上稍有風吹草動，就立即以發行紙幣來解決，最終導致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紙幣貶值，經濟癱瘓，老百姓暴亂迭起，成為元朝滅亡的重要因素。
這恐怕是劉秉忠當初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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