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楚国熟悉而又陌生。它的名字被印度人当做中国的代号传遍西方，它的文化中也浸透了印度之风。
我们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外国人却把中国称做“支那”。关于“支那”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中外史学界众说纷纭。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支那”起源于“秦”。因为两者之间不但读音相近，而且，秦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想必给周边国家留下的印象也比较深刻。
可是早在统一的秦王朝出现之前，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印度的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就已经出现了“支那”的称呼。可见“支那”指的并不是“秦”。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丁山说，“支那”其实是另一个我们熟悉的强大诸侯—楚。
了不起的楚国
提起楚国，人们马上想到的是昏庸的楚怀王被秦国耍得团团转，最后客死他乡;赤诚爱国的屈原饱受排挤，在国破家亡之际投江自尽。似乎楚国就是一个窝窝囊囊的二流诸侯国。其实历史上的楚国远比我们想象的强大得多。
早在公元前约13世纪左右，商王武丁时期，就有楚国先祖荆人的活动纪录。商朝被周人消灭后，荆人受到压迫南下，在长江中游定居，并迅速壮大起来，约在公元前11世纪荆君熊绎接受周朝的封号，成为楚国的开国之君。
与周朝分封的其他诸侯国相比，楚国是个另类，对周王朝总是不那么尊敬，周天子也很难信任这个外来户，蔑称之为“荆蛮”。周昭王曾经想要武力消灭楚国，三次南征，却六师尽丧，自己也溺水而死。后代周王为了压服楚国，都费尽心机，却都事与愿违，无可奈何之下，只要它表面许诺臣服，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事实上，楚国是当时中国最为好战的国家，如果连续七年不对外侵略，就是奇耻大辱。当他们的邻居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就像老虎一样，随时需要找人磨爪子。楚国很快占领了湖北全境、湖南全境，之后臣服了江苏、浙江、四川大部。今天的越南的大部分、老挝、柬埔寨和泰国的北部，也都是楚国的势力范围。
春秋300年间，楚国灭了大约四五十国，在战国七雄当中首屈一指。实际上，楚国后来的地盘几乎有其他诸侯国加起来那么大，可以说秦国统一中国的工作有一半是楚国替它完成的。
整个春秋时代几个世纪的岁月中，中原邦国的朝野，几乎无不随时侧耳谛听楚国的动静。整个中国的局势，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楚国北征和中原诸国阻遏楚国北上而发展。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实质都是抵挡或挫败楚国北进的事业。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击败中原霸主晋国，问鼎中原，楚国国势上升到隆盛的顶点。
战国时期，楚国仍然长期保持着强大的地位。六国第一次合纵出兵攻秦，就以楚怀王为首领。此后楚国国势日衰，但怀王之子顷襄王在位时，还曾自我估计“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即使在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展开其荡平六国的最后进军时，项燕率领的楚国军队还曾大败秦主力大军20万，追击三日三夜，堪称百余年六国对秦作战的最大胜仗。
从“荆蛮”，到“支那”
楚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大国足以对外代表中国的形象。而最早与楚国接触的是印度人。
古代中国与世界交往的著名的丝绸之路是西汉时开辟的。但是当张骞沿着这条道路，穿越北方沙漠，首次出使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的时候，却在市场上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邓竹杖和蜀布。原来远在4000年前，中国人就打通了一条“南方丝绸之路”，从楚地向西穿越巴蜀或者云贵，经缅甸、印度，西抵波斯。张骞看到的四川土产就是印度商人运到大夏国的。
因为有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楚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非常早。以“蜻蜓眼”玻璃珠为代表的彩色玻璃，就是在春秋晚期经由印度传到南楚的。楚人见而爱之，战国时期烧造了不少有“蜻蜓眼”纹样的料器。其他域外大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大体上都是从印度再传的。
当时楚国被称为“荆蛮”，在印度古语中就变成了“支那”。随着各国各地交往，这个名称传到阿拉伯，又传到欧洲。单从语音上分析，“荆”为颚音，“秦”为齿音，“荆”也更接近于“支那”。有趣的是，在印度古文献中，中国被看做南北两部分，南部是“支那”，北部是“外支那”，恰好符合当时楚国与中原其他诸侯国的对峙局势。
印度不仅仅将“荆蛮”的名字传到西方，也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了楚国，使楚国文化呈现出与中原诸国迥然不同的色彩。
屈原在《离骚》中追述楚人的先祖时，说楚国人的祖先名叫昊回，是火神。妻子怀孕十一年之后，开左肋，生下三子，又开右肋，生下三子。有学者考证说吴回这个名字其实是古音“阿耆那”之对音，也就是流行于波斯和印度的拜火教中的火神。而破肋而生的故事也可以溯源于印度雷神因陀罗破母肋而生的神话。
据传楚国人的长相与中原人似乎有差异，最明显的就是一脸大胡子。楚国在与吴国大战时。曾经缴获昊王座舟。昊王只好派3个长者乘夜将船偷回来。为什么派长者去?就是因为有胡子，可以混在楚国人当中。
楚国人尚左，这与中原诸国尚右的风俗截然相反，倒是与印度风俗一致。楚武王攻打随国的时候，随国贤臣季梁特意告诫随侯:“楚兵分左右二军。楚俗以左为上，楚王必在左，精锐一定也在那里。所以咱们最好攻击其右军，若右军败，左军必然失去锐气。”可惜随侯不听，结果大败。楚国人还喜欢坦露右臂以示尊敬。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全都坦露出右臂，可见楚风犹在。而这种右臂示敬的风俗，我们至今还可以在佛教塑像和印度的很多宗教信徒身上看到。
我们的大诗人屈原，曾经在沅湘民间流行之神曲基础上，创作了《九歌》，其中描述的迎神仪式，全异华风，却与印度的婆罗门教诵经仪式极其相似。屈原《天问》中月中有兔，巨鳌驮山，龙负熊游之类的故事也可以在印度神话中找到渊源。
道家始祖老子的哲学思想在诸子百家中独树一帜，他说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不可估量。而公元前1500年前后编订的印度诗集(梨俱吠陀)中有一篇《无有歌》，就如同老子(道德经》之翻版。《无有歌》中说，在“有”与“无”之前是“彼一”，“彼一”是一种既非有又非无的原始的潜能。“彼一”创造了宇宙，也造成了有与无的分家。这个“彼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子所谓的“道”。而“彼一”的发音“Tad eham”也与“道”非常相似。
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小国寡民，最欣赏“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欣赏的都是“王霸之道”，只要有能力，无不想着统一天下。老子这种思想在中国似乎没有市场，放到古代的印度，倒是蛮适合。在印度历史上，多数时期都呈现出以城市为中心的小国分而治之。直到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后，印度仍然保留着不少大小土邦。
老子写下五千言《道德经》后就骑着一头大青牛，西出函谷关。西晋时的道士为了贬低佛教，说老子去了印度，印度佛教就是渊源于老子的教化。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也缺乏依据。
真实的楚国熟悉而又陌生。它的名字被印度人当做中国的代号传遍西方，它的文化中也沁透了印度之风。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曾经接受了四面八方的优秀文化并融会创新。追索文化传播的脉络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一段历史。
閱讀更多 趣史探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