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衛十年磨一劍的電影《一代宗師》再一次點燃了國人心中的武俠情結。王家衛說，他要講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快意恩仇的武俠故事，他想表現的是民國武林。民國期間為什麼會出現中國武術的最後巔峰？當時武林真實生態如何？傳統武人和中國功夫到底啥樣？看過影片後，許多人仍意猶未盡。
1929年，在浙江杭州舉辦過一次國術遊藝大會，那場大會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武林人士和武術機構。記者翻閱史料、遍訪武術專家，試圖為您還原那個中國武術的巔峰時刻，展現一個逝去的武林。
從“把式”到“武林”
1929年5月，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為籌備西湖博覽會忙活了大半年。眼看博覽會開幕在即，他又有了一個新想法——再辦一場“浙江國術遊藝大會”。
事實上，1928至1929年正是張靜江政治上極為失落的兩年。張靜江不但是國民黨元老，而且是孫中山革命背後的主要金主。孫中山曾感嘆：“自同盟會成立後，出資最勇最多者張靜江也。”1928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按說，憑資歷張靜江進入核心權力層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忌憚他樹大根深，蔣介石甫掌大權便把他擠出了中央，貶到浙江任省主席。履新後，張靜江決心要振興浙江，一抒胸中悶氣。舉辦西湖博覽會就是他振興浙江經濟的第一步。那麼怎樣才能振奮國人精神呢？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武術。
清末民初，不但國家危在旦夕，就連國人引以為豪的傳統文化也在外來文明面前潰不成軍。儒家被五四新青年打翻在地；社會上廢除中醫的聲浪一陣高過一陣；就連神話般的圍棋國手張樂山、汪耘豐也敗給了名不見經傳的日本四段……就在傳統文化全線潰退時，一直被主流文化瞧不上眼的“武術”卻異軍突起，成為國人振奮精神、強國強種的一線寄託。
電影《一代宗師》的編劇之一徐皓峰對記者說：“‘武林’這個詞是民國武俠小說家宮白羽發明的。以前練武的人叫‘把式’、‘武行’。‘林’有高級文化沙龍的意思，像詞林、琴林。一沾‘林’檔次就高了。”
杭州師範大學教授、武術史研究專家周偉良向記者解釋，明清時期民間禁武，是武人社會地位低下的直接原因。有清一代，官府曾屢次頒佈民間禁拳的法令。在他們眼中，民間習武直接威脅到王朝的統治。當時，習武者往往與民間教門相伴相生，在南方最著名的是“反清復明”的天地會（也稱“洪門”），而北方影響最大的則是白蓮教和義和團。“清政府把一切習武的教門，統稱為‘拳教’，那都是要嚴格打擊的。”因此，民間習武只能在隱秘的環境下進行。
近代，民間武人第一次闖入公眾視野，當屬義和團運動。雖然義和團中神漢居多，但也不乏身懷絕技的技擊高手。率眾夜襲天津老龍頭火車站的大刀李存義就是著名的形意拳大師；北京淪陷後擊斃多名洋兵，最終倒在洋槍之下的程廷華則是八卦掌巨擘；還有曾經謀劃營救譚嗣同的大刀王五、精武會創始人霍元甲……這些都是當時人們耳熟能詳的江湖豪俠。不過，今人可能想不到李存義、大刀王五和霍元甲都是開鏢局的；程廷華則是崇文門外眼鏡鋪的老闆。
徐皓峰告訴記者，雖然清末流傳著許多關於大俠的傳奇故事，但他們最終被主流文化接受，甚至一躍成為社會名流，還是民國以後的事。
清末，日本的崛起對革命黨人觸動很大。他們感到，全民尚武對提振國民精神有著莫大的影響。“‘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是當時的社會共識。”徐皓峰說。因此，當西北軍將領張之江向國民政府提議將“武術”改稱為“國術”時，很快就得到了官方的認可。以“國”字命名，足見社會對武術的重視程度。
1929年5月3日，浙江省政府委員會第223次會議，通過了張靜江舉辦國術遊藝大會的議案。雖然張靜江身兼浙江省國術館館長之職，但他卻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舉辦一場全國性的武術大會，沒有個行家主持大局可不行。此時，他想到了中央國術館副館長李景林。
借力中央國術館
在民國武林，李景林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早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後投到張作霖麾下。由於作戰勇猛，他很快成為張作霖的手下愛將。不過，1926年他在與西北軍將領張之江的大戰中一敗塗地，從此退出軍界，當起了寓公。
可謂無巧不成書。兩年以後，這對戰場上的冤家又聚到一起，不過這次不是因為戰爭，而是為了武術。
1926年，張之江打敗李景林後，也因常年的軍旅生涯患上了半身不遂。得病後，張之江在周圍人的勸說下開始練太極拳。沒想到，堅持了半年，病竟然好了。本就出生於武術之鄉——河北滄州的張之江，更加感嘆中華武術的玄妙。從此，他退出軍界，專心致力於推廣武術。
1928年，在張之江的奔走之下，中央國術館在南京成立，他親自擔任館長。讓誰來出任副館長？他想到了正在南京做寓公的李景林。
除了軍閥之外，李景林另一個廣為人知的身份是“武當劍俠”。關於李景林的武當劍，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據說，當年他主持修鐵路時，工兵從地下挖出一本“武林秘籍”——“武當劍譜”。本就有武功功底的李景林依照劍譜，練成了獨步天下的武當劍。
這個極富傳奇色彩的故事，當然不足信。不過，李景林的確曾經拜在武當派傳人宋唯一門下，學習劍術。“說他的劍法有多高倒談不上。他在武林中的地位，主要還是因為他在軍政兩界廣博的人脈。”周偉良說。
有感於張之江的誠意，同時也希望為推廣武術做點事，李景林欣然就任中央國術館副館長之職。
中央國術館建立後，各省市縣紛紛建起國術館。據統計，截至1934年底，全國已有24個省級國術館，縣級國術館更是數不勝數。國術館系統的建立，對於弘揚武術、培養武術人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國武術最後的巔峰，也跟國術館系統的建立密不可分。
張靜江請李景林擔任浙江國術遊藝大會籌備主任，除了想借助中央國術館的名氣，招攬更多武林人士參與外，還因為只有中央國術館曾經舉辦過類似的擂臺賽。
1928年10月，為了充實人才，中央國術館在南京公共體育場舉辦了第一次全國國術考試（簡稱第一次國考）。這次考試以擂臺的形式出現，不分重量級別，不分戴護具，是一拳一腳地真打，三局兩勝。
比武打擂，爭奪武林盟主。這似乎是武俠小說中常見的橋段。然而，徐皓峰告訴記者，現實中這種情況很少發生。“真正的高手不用交手，握握手，一個眼神，就大概知道彼此幾斤幾兩了。如果接不住對方的拳，又何必出醜呢？”
電影《一代宗師》中宮寶森與葉問在金樓“掰餅”一場戲，交手只在想象中進行，實際上並沒有發生。“傳統武人都好面子。一個人比武的輸贏，不僅代表著個人，還代表著整個門派的高低。因此，大家都儘量避免這種公開比武。一旦動手，很可能就要見生死。”徐皓峰說。
第一次國考可以說是中國武術史上第一次公開的比武大會。雖然第一次國考打破了門派的限制，選手們也不肩負本門派的榮辱，但場面仍十分慘烈，筋斷骨折、頭破血流者，比比皆是。第一次國考的優勝者們，許多後來都進入中央國術館做了教習。第一次國考在組織上並不十分完滿，但畢竟是一次寶貴的經驗。
接到張靜江的聘請後，李景林欣然前往杭州，住進了西湖柯莊的籌備委員會會所。1929年10月11日，就在西湖博覽會閉幕的當天，浙江國術遊藝大會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了。
籌備期僅一個月
從時間上看，浙江國術遊藝大會的籌備期僅有一個月。在這樣短的時間裡組織一場大規模的全國武術盛會，對於籌備委員會是個不小的挑戰。
據《浙江國術遊藝大會彙刊》（以下簡稱《彙刊》）記載，籌備委員會分會議部和執行部。執行部下面又分為總務、秘書、交際、場務四個處。總務處負責財務；秘書處負責對外宣傳和撰寫往來文書；交際處負責全國武林人士的報名和招待工作；場務處則負責大會會場的設計施工。
所有籌備工作中，會場建設是重頭戲。據《彙刊》記載，會場原本擬建在杭州西大街官地，但財政廳覆函稱“該處已屬民有未便收用”。於是，會場改在了杭州通江橋舊撫署遺址。舊撫署佔地面積三十畝，辛亥革命時期被革命軍一把火燒得只剩下一圈圍牆。場務處只要在圍牆內建起一座比試臺，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從《彙刊》上記載的會場設計圖紙可以看出，比賽臺為正方形，高4尺，長60尺，寬56尺。臺後設有評判席，評判席左側為軍樂隊臺，右側為新聞記者席，後面有7間休息室，右邊3間為供給室，左邊4間是醫務室。為了滿足各路選手的需求，醫務室還分為中醫和西醫。比賽臺前的觀眾席呈扇形分佈，左右兩邊是特別觀覽席，正面是普通觀覽場。為了方便觀看，觀眾席被設計為外高內低，光場內長凳就準備了2萬多條。除此之外，會場大門口還設有售票處、職員休息室和停車室，大門外面還建了一溜兒臨時商鋪。這些設施從設計到施工前後雖然只有一個月時間，但80多年前籌備人員們工作效率之高、設計理念之先進，仍令人驚歎。
為了籌措經費，省政府批准發行一期國術參觀券。所謂國術參觀券，其實是一組套票，定價4元，包括10張票，合4角錢一張，比零售5角錢的門票稍微便宜一點，而且參觀券還能參加抽獎，可謂一舉兩得。5角錢是什麼概念呢？周偉良教授告訴記者：“當時5角錢可以買一斤最好的豬肉，摺合成現在人民幣大概三五十元的樣子。”在當時，這樣的票價也不算便宜了。
令人遺憾的是，後來參觀券的發行出了岔子。1929年，《上海畫報》上刊登了一篇名為《浙江國術遊藝大會參觀券發行內幕》的文章。文章稱：國術參觀券原定11月13日開獎，可是承包者徐信孚交給大會的10萬元保證金卻遲遲沒有到位，開獎只好改在23日。徐信孚本是在西湖博覽會上推銷德國肺癆藥的商人。看到參觀券有利可圖，他便承包了9成參觀券的銷售，並許諾先付10萬元保證金。其實，徐本人並沒有這麼多錢，而是找杭州道勝銀行貸的款。可事到臨頭，貸款的事沒談妥。臨到發行日期，保證金還沒著落。幸虧此時杭州當地一商號出手，認購了8000張參觀券，這才使參觀券順利上市。
不過，坊間一直流傳著參觀券抽獎舞弊的黑幕。記者在中央國術館主辦的雜誌《國術週刊》上看到，有人質疑頭彩兩萬元獎金最後竟讓李景林得了。有趣的是，《國術週刊》答覆：“就是李主任得著，也不見得有什麼黑幕吧？”大有此地無銀之意。這場參觀券風波，讓看上去很完滿的籌備工作，蒙上了一絲陰影。
廣撒“英雄帖”
這邊廂，場務處為修建會場忙得熱火朝天；那邊廂，籌備委員會廣撒“英雄帖”，向各地徵集武術人才的工作也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從籌備委員會發給各省、特別市政府的電文可以看到，此次國術大會可謂是不拘一格招人才。“不論男女無問僧俗”，只要身懷絕技都歡迎到會一展身手。
看過武俠小說的人讀到此處，頭腦中大概會浮現出各大門派華山論劍的場面。那麼，此次國術遊藝大會到底來了多少門派的武林高手呢？周偉良教授告訴記者，實際情況與武俠小說中的描寫，還是有相當差別的。
中國武術中門派的概念不是很明確，並不像武俠小說寫的那樣組織嚴密，涇渭分明。“中國武術大概有130多個拳種，拳種下面又產生門派。兩者有關係，但又不完全一樣。比如，太極是一個拳種，它下面不僅有拳，還有太極劍、太極槍，以及太極的各種功夫，由此組成一個藝業。而太極拳又逐漸形成了五大派，諸如楊式、陳式、孫式、吳式等。這就是門派。”
也就是說，同是練一個拳種的人，並不一定屬於同一個門派。那麼這種局面是怎麼形成的呢？徐皓峰告訴記者，由於明清600年民間禁武，習武之人只能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偷偷傳藝、練武。在這種封閉的環境中，同一拳種經過不同傳人的領悟、演繹，乃至昇華，便會演化出不同的特色。不過，這種表面上的隔絕狀態也不是絕對的，不同拳種間也會出現嫁接的情況，比如太極梅花門，就是將太極拳和梅花拳結合在一起產生的。因此，要說清中國武術有多少門派，一個拳師屬於哪個門派，還真不是件容易事。
徐皓峰認為，國術遊藝大會組織形式的高明之處就是打破門派界限，以各省政府或各地國術館為單位保舉人才。“國術館是一個國家教育機構，不屬於哪個門派。比試者大可以拋開門派的負擔，即便某人輸了，也不會讓人感到是這個門派不行。”
雖然不牽扯門派榮譽問題，武林人士們可以輕裝上陣，但是涉及各省市榮譽，各級組織單位還是相當重視。從各省市給國術遊藝大會的回函可以看出，有的保舉單位是各地國術館，有的是省、縣政府負責徵集，北平特別市竟然是市長親自過問。
為了本省榮譽，各省市組織單位可謂煞費苦心。有的南方省市由於武風不盛，還特地派人到甘肅尋找外援。看到此番情景，身為中央國術館副館長的李景林坐不住了。在一封給館長張之江的信中，他寫道：
此次大會參加者約五十餘人，皆系國術老手名家，演習考究不下四十年功夫，向來不肯露面。此番弟以同研劍術之情，純以私人資格約請，多數允來杭州一遊。各省挑選與會者有無好手尚不得知，江蘇浙江國術館內教員全數加入比賽……館中無可以應賽者，愚見迅速延聘名手，免被各省之譏笑。
相比之下，張之江倒表現得相當淡定。在回函中他表示：
國內比賽無論勝負誰屬，皆系同胞手足，榮辱得失無甚關係。其主要意義在倡導鼓舞提高武化，剷除歷來之積弱……本館雖無名手不要緊，似無需要專為赴會另外延聘之必要。
事實證明，李景林的顧慮是多餘的。在浙江國術遊藝大會上，中央國術館的教習們搶盡風頭，倒是一些武林中的成名人物讓人大跌眼鏡。
大會開幕
浙江國術遊藝大會原定於1929年11月15日14時開幕。無奈天公不作美，下起大雨，籌委會只好改期。記者在11月16日的《杭州民國日報》上看到，籌委會在頭版登的“緊要通告”中稱，大會改在16日9時開幕。有趣的是，通告末尾組委會還寫上了“雨天順延”四個字，盡顯沒有天氣預報的無奈。
還好，11月16日天晴氣朗。沉寂多時的杭州舊撫署，車水馬龍，萬頭攢動。國民政府要員張強、浙江省主席張靜江、民政廳廳長朱家驊、杭州市長周象賢等政界要員紛紛到場。9時整，會場鈴聲一震，軍樂齊奏，浙江國術遊藝大會正式開幕。
開幕當天，到場觀眾達3萬餘人，可謂盛況空前。1929年11月23日的《浙江商報》有這樣一段生動的描述：
入口處，彩拍牌額，花紙鮮妍。門懸李景林將軍之長聯。曰：“綜吳山浙水之大觀，間氣所鍾，龍虎風雷齊變色。萃北勝南強於一室，四方來回，鳥熊功力屠奇才。”比試臺上，滿架銀屏，以做冠軍之贈。臺側附設中西臨時醫所，以資便利救護受傷人員……是日天氣晴和。四方來觀者，何止萬人。除少數納一元入座資，及其特殊資格者外，餘皆滿立臺前，類東坑糞蛆，萬頭攢動，殊好看煞人也。
這位記者還發現兩名身著呢子大衣的妙齡女郎，被人群擠得花容失色，幾欲哭泣。幸虧現場警察及時施以援手，才幫她們擠出人群。
大會前四天是表演，第五天才開始比試。雖然表演沒有比武場面火爆，但還是吸引了幾萬名杭州觀眾前來觀看。
國術遊藝大會，幾乎囊括了民國武林所有成名的人物。吳氏太極拳創始人吳鑑泉表演了太極拳，意拳創始人王薌齋表演了滄海龍吟，李景林攜妻女舞了太極劍，給孫中山當過保鏢的南北大俠杜心五表演鬼頭手，“以足尖直立繞場三匝行走如飛……”當年，大會結束後，李景林與一眾武術大師們合了一個影，場面蔚為壯觀，幾乎就是民國武林巔峰的寫照。
南拳不敵北腿
11月21日，比試第一天，杭州觀眾的觀賽熱情被徹底點燃了。據媒體報道，這天到場觀賽的觀眾達6萬人之眾。據大會《彙刊》記載，第一天報名比試者有128人。大會原定11時開幕，顯然當時人的時間觀念不強，11時還有很多選手沒有到場。大會只好將比試時間推遲到13時。
為了公平起見，大會採取搖珠的方式進行分組，即先在圓木珠上標明比賽者的號碼和姓名，由監察委員們將木珠投入一隻大銅球中。從《彙刊》上刊載的照片可以看到，大銅球上佈滿了比木珠略大一點的圓孔。根據木珠搖出的先後，確定比試次序。13時，實際報到者共有109人，分為四個組，前三組每組32人，第四組13人。分組已畢，比試人員再在組內抽籤決定比試對手。比試人員身著統一的灰布短裝，腰繫紅白兩色腰帶。第一聲笛聲響，雙方站立在臺中劃定的粉圈裡；第二聲笛響，雙方鞠躬行禮；第三聲笛響，比試才正式開始。每對選手比試時，都有兩位監察委員持紅白旗在臺上監督，以便在必要的時候及時終止比賽。有“津門二張”之稱的天津武術名家張鴻駿，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擔任國家武術裁判。他告訴記者，對抗比賽中，裁判的作用很大，必須是行家裡手。“他得知道什麼時候喊停，否則很可能會出人命。”從監察委員會的名單也可以看出，監察委員們雖不及評判委員名頭大，但也都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
為了讓比試者放開手腳打，國術遊藝大會制定的比賽規則相當簡單，除不準挖眼、扼喉、打太陽穴、取陰外，其他百無禁忌。與第一次國考一樣，採取三局兩勝的方式，只不過每次時間以三分鐘為限。
起初，規則規定雙方以點數多少決定勝負。第一天比試下來，竟然出現許多平手。周偉良對記者解釋說：“以‘點數’定輸贏操作起來十分困難，有選手為了多得點，可能會摸一下就跑。那樣比賽就沒法看了。”
事實上也正如此。看完第一天比賽後，《上海報》一名記者大失所望。他發現對打場面，絲毫沒有想象中武林高手對決那樣精彩，“往往扭作一團，互相蠻打，與平常人之相打，絲毫無異。”更可笑的是，你打一巴掌，我打一巴掌，打得口血淋漓，劈拍之聲，不絕於耳。搞得在現場服務的醫護人員，僅醫治吃耳光者就忙得不亦樂乎。由於規則不明晰，場上還出現死不認輸、拒不下臺者，一時間竟引得臺上臺下一片對罵。
此番光景大概是所有看客都預想不到的。《國術遊藝大會日刊》編輯潘鳳起寫道，起初在討論如何報道對打場面時，他也想像武俠小說一樣把來拳去腳寫得活靈活現。然而到現場看過後，他發現現實與想象差距甚遠，往往還沒看清楚怎麼回事，比賽已經結束了。以至於最後，他們只能在報道中列出勝負者名單作罷。
那麼真實的打鬥場景是否如觀者回憶的那樣，不好看呢？身為武術家的張鴻駿告訴記者：“真打起來，就是不好看。武術練到一定境界是把一切套路都去掉，我不想你出什麼拳，你一來我就有。最好的技術是本能反應，最好就是一招制敵。一招制敵自然不會有多好看。”
上世紀80年代，浙江武術家凌耀華根據前輩老先生留下的手抄孤本筆記，整理了一篇《千古一會——1929年國術大競技》，發表在《武魂》雜誌上。關於第一天打鬥場面為什麼沒有觀賞性，凌耀華給出的解釋是，第一天比試除兩三對是北拳對打外，其餘都是南北對打。“因南北技擊差異太大，故習南法者全部敗北。南北拳對打往往是一動手即分勝負，所以打得快而利索。”
這樣的解釋確實有歷史依據。經過第一次國考和浙江國術遊藝大會兩次較量後，南方武術界看到了南北方拳術的差距，曾有過一次規模很大的“北拳南傳”的活動。電影《一代宗師》就是以“北拳南傳”為背景的。徐皓峰告訴記者，所謂“北拳”指的是發源於北方的拳種，當時盛行的“北拳”主要有形意拳、八卦掌、八極拳等；“南拳”主要指發源於南方的“洪拳”等。“詠春”就是典型的南拳。周偉良告訴記者，雖然明代史料裡就有“詠春人擅技擊”的記載，但“詠春”在當時並不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拳種。如今它能暴得大名，完全是因為葉問教出了一個好徒弟——李小龍。
徐皓峰認為，當時南北拳的差距並不是拳種本身的差異，而是時勢使然。“清末主要戰事大都發生在北方。義和團打老龍頭火車站那場戰役，就是形意拳宗師李存義帶著打的。八國聯軍進北京的時候，八卦門就拿著大砍刀和外國人打。相比之下，南方沒有那麼多實戰的機會。哪個拳種直接與戰爭有關係，哪個拳種在一兩代人中，實戰能力就會迅速提高。”
老拳師不敵小學員
▲李景林的妻女在表演太極劍。
鑑於第一天比試觀賞性不夠，評判委員會決定調整規則，以打倒為勝。不過，在後幾天的比賽中，又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成名的老拳師竟然讓國術館出身的後生晚輩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央國術館教授班學員曹宴海對戰上海永安、先施公司總鏢頭劉高升一場。
據《中央國術館史》記載，劉高升身高體壯，練就一身金鐘罩、鐵布衫的硬功，手下有三千弟子，外號“銅頭鐵臂鎮江南”，是著名的上海“三劉”（劉百川、劉小辮、劉高升）之一。大賽前，劉高升就是奪魁呼聲很高的選手之一。賽前他曾帶著幾十名徒弟一路從上海徒步走到西安，一路上打著“以武會友”的大旗，過關斬將，好不威風。回來路過南京，他還在中央國術館表演，碗口粗的竹竿用手一劈就是兩半。來杭州比賽，他有必勝的信心。從上海火車站出發時，徒弟們前呼後擁，鞭炮齊鳴。據說，他還特意帶了兩隻空箱子，專門為裝獎金用。傳說好些選手怕與劉高升相遇，都棄權不賽了。
比試第二天，第一對出場的就是曹宴海與劉高升。曹宴海是武術大師“郭燕子”郭長生的高足。據《中央國術館史》記載，賽前郭長生對他面授機宜：“劉高升雖有硬功，勁畢竟是僵勁、笨勁，絕沒你快，就在‘快’字上來勝他。”
比賽開始，曹宴海想用“激步鉤子”把劉高升踢翻在地，但他踢在劉高升腿上，卻震得自己腿腳發麻。第二回合，劉抱住曹的右腿想把他掀翻在地，曹將右腿抽出別在劉的右小腿外側，向左一擰身，把劉高升摔了個仰面朝天。就在全場為曹宴海喝彩時，劉高升卻大喊：“不算！”李景林離席問劉高升：“為什麼不算？”劉高升說：“這是摔倒的，不是打倒的。”休息了幾分鐘，第三回合開始。曹宴海圍著劉高升轉了幾圈，一個擰身，又把劉高升摔出兩丈開外。曹宴海問：“劉老師，這回算不算？”三局兩勝，劉高升只得認輸。
對於這場曹劉大戰，不同文章中有不同版本的記載，但大致情節相似。不過有文章提到，次日《當代日報》和《大公報》以《曹宴海打開劉高升的鐵門，內中一無所有》為題報道了這場對決。然而，記者在圖書館並沒有查到1929年的《當代日報》，相反杭州本地倒是有一份創刊於1949年6月的《當代日報》。此為，浙江國術遊藝大會期間的《大公報》上，也從未刊登過這篇文章。這場曹劉大戰，真實情況到底怎樣，恐怕永遠是一個謎了。
不過據《彙刊》記載，曹宴海戰勝劉高升是確鑿無疑的。至於老師傅為什麼打不過後生晚輩。張鴻駿解釋說：“老師傅可能硬功深，但缺乏實戰經驗。劈石劈磚行，真打起來不一定行。”張鴻駿的師傅趙道新當年也參加過國術遊藝大會。趙道新曾經對他說，一個成名拳師被後生晚輩給打敗了。第二天，他們紛紛問這個拳師是怎麼回事，拳師“嘿”的一聲一拍桌子，桌角立刻掉了一塊。“可打人不是打死物。你就算打個女同志，她也不能站在那兒等著你打吧？”張鴻駿說。
《千古一會》中還記載了一個戲劇性的場面：比試第三天，一名江西老僧帶著兩名徒弟前來觀摩。“二徒技癢，屢欲出頭，老僧知二徒不濟，即自挺身上前要求一比。”然而，老僧與選手胡鳳山一交手，就被胡擊中頭部，頓時頭骨塌陷，流血不止，被停在一旁的急救車拉走了。不過，如此火爆的場面並沒有出現在當時的報紙和《彙刊》中。據《彙刊》記載，大會只有一名出家人報名參加，即僧拾得。不過，這位出家人的功夫並不怎麼出眾，第二輪就被淘汰了。
“前三名優勝者皆河北人”
26、27兩日，大會進入最後決賽。連日比賽決出的最後26名選手，進入最後一輪。決賽前，大會組織者特意在杭州的通衢要道張貼布告《今日上午十二時準定決賽》。決賽這天到場觀賽者達6萬人之眾。
12時後，比試人員均身穿白色短袖，上印紅色“國術”二字，來到會場。因邱景炎、高守武棄權，決賽選手被分為十二對。
有一種說法認為，大賽進行到此時，出現了暗箱操作的嫌疑。據說，有人給比賽中奪魁呼聲很高的曹宴海遞話，囑咐曹要讓一讓章殿卿。章殿卿既是李景林的舊部，當時又正在跟李的愛女談戀愛。所以，“要讓李老師的面子好看一些。”
《彙刊》中自然不會記錄這些稗官野史，但從當天記錄的對打場面看，曹宴海的確沒有了之前的勇猛。他兩次遇到章殿卿不是自動退卻，就是一觸便即倒地。在隊員名單中，記者也發現，旁人多是由武術機構或政府保舉，而章殿卿卻是由李景林私人保舉的，可見二人關係非同一般。這樣想來，關於章殿卿的蜚短流長，也並非空穴來風。
坊間還傳說，為了讓中央國術館出身的選手壟斷前幾名，比試中也存在同門之間互相放水的情況。據《千古一會》記載，李景林見胡鳳山表現神勇，馬承智、高作霖、李慶從等人都被他所傷，恐王子慶、朱國祿、章殿卿等人不是他的對手，曾對他說：“鳳山，明天就算你得第一，不要打了，前六名排排名次算了。”胡鳳山說：“不打怎行，算我第一多難聽，我打了第一得五千元，還要在西湖邊為老師蓋座大洋房，讓他養老哩。”可能是太過自信，第二天胡鳳山輸給了朱國祿和王子慶，僅排名第五。文中解釋，雖然胡鳳山也是中央國術館教授班的學員，“但因各有師承，不同派系，也是判若冰炭，相互保守。”武林中各派系、人物關係錯綜複雜，即便當時也很難讓外人看清，時過境遷，今人就更加無法瞭然了。因此也只能作為一種說法，姑妄聽之。
不論臺下有多少暗箱操作，決賽還是相當精彩的。《彙刊》記載，章殿卿與朱國祿均人高馬大、勢均力敵，一交手即如猛虎相撲。後來章殿卿一條腿被朱國祿抱住，欲使章倒地，章殿卿仍獨腿苦撐數分鐘才撲倒。到章殿卿與王子慶交手時，王子慶面部帶傷，章殿卿腿部帶傷。二人碰面恐怕會再受重創，於是章殿卿向王子慶一拱手，讓王子慶奪了頭魁。
王子慶、朱國祿、章殿卿分獲浙江國術遊藝大會前三名。第一名王子慶獲獎金5000元，第二名朱國祿獎金1500元，第三名章殿卿獎金1000元。王、朱、章三人高風亮節，當場表示獎金給進入決賽的26名選手均分。幾日後，《大公報》以“前三名優勝者皆河北人”報道了這次大會的戰果。
最後的巔峰
轟動一時的浙江國術遊藝大會圓滿落幕。通過這次盛會，弘揚國術、吸引民眾參與的效果也實現了。這次大會還讓江南人士認識了北拳的威力。後來，孫祿堂等武術名家紛紛到江南設館授徒，帶動了整個南中國武術的發展。電影《一代宗師》中提到的“五虎下江南”，也與這次武林盛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浙江國術遊藝大會上，前幾名均由中央國術館出身的選手包攬，這使得中央國術館威名大震。藉著這股東風，中央國術館開辦了不少面向普通民眾和學生的訓練班。上世紀30年代，中央國術館的教官和指導員分赴機關、學校，設立了不少武術輔導站。1932年8月，在張之江的努力下，中央國術館還增開了女子國術教授班。據不完全統計，至抗戰前夕，經中央國術館所辦的各類武術學校（訓練班）培訓出來的學員達三四千人。
1936年6月，張之江帶著9名精心挑選的選手，作為表演團隊隨“中華民國體育代表團”遠赴德國漢堡，參加第11屆奧運會。當時，歐洲人只識日本柔道，而不知中國武術。當穿著白色絲綢練功服的中國國術隊隊員表演起剛柔相濟的集體“太極操”時，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爾後，金石生的少林拳，劉玉華與寇運興的單刀對槍，傅淑雲、劉玉華的對拳，鄭懷賢的飛叉……讓德國觀眾大開眼界，驚歎不已。
在這屆奧運會上，中國體育代表團顆粒無收，甚至無一人闖入決賽。幸有中國武術的上佳表現，為顏面盡失的中國體育界扳回一點面子。奧運會結束後，中華國術隊又應邀在德國法蘭克福等多個城市做了巡迴表演。
那一年，中國武術在世界上贏得了前所未有的聲譽。然而，就在武術行至巔峰時，抗日戰爭的爆發打亂了它的步伐。中央國術館被迫西遷四川，教學從此廢弛。成千上萬的國術館學員奔赴前線，血灑沙場。中國武術最後的巔峰，就此戛然而止。那些令人神往的武林人士，成為人們心中永遠的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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