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佩孚是民國時期有影響的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更是一生抗日的民國軍人。他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抗日理念和作為，具有十分特殊的典型意義。特別是他在人生的最後八年，以民族大義為重，以特殊形式堅持“一個人的抗戰”，最後死於日寇之手，充分展現了他“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愛國本色，永遠可歌可泣！
一、“五四”時期的抗日理念與作為 吳佩孚1874年生於蓬萊，其父吳若天以明代抗倭民族英雄戚繼光的號（佩玉）為他取名，“佩”字為名，“玉”字為字（吳佩孚字子玉）。可以說，戚繼光影響了吳佩孚一生，是他一生反日、抗日的精神支撐和效法楷模。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吳佩孚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發炮擊中蓬萊閣上匾額“海不揚波”四個大字中的“不”字。他“親見甲午僭師，誓雪國恥”[1]。多年後，吳佩孚填《滿江紅》詞以表達他的報國心和復仇志：“甲午恥，猶未雪。國民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三韓地缺，壯志飢餐島夷肉，笑談渴飲倭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2]。這種誓同日寇拼以死戰的英雄志節何等可貴！
1918年， 吳佩孚提出“ 罷戰主和”主張。他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抗擊日本侵華，於是他毅然撤兵北歸“以制倭”[3]。一路上，將士齊唱吳佩孚所填《滿江紅·登蓬萊閣歌》：“北望滿洲，渤海中風浪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畔列城廓。到而今，倭寇任縱橫，風雲惡。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權弱。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卻歸來，永作蓬山遊，念彌陀。”這首《滿江紅》作為吳佩孚所轄北洋精銳第三師的軍歌，曾經唱紅大半個中國，使千萬人為之傾倒，激起了人們強烈的愛國激情。
1919年1月巴黎和會召開。吳佩孚以一師之長，電告中國代表顧維鈞等不能出賣山東主權，從而促使中國拒籤巴黎和約。6月16日，吳佩孚聯合南北軍政要人61人，發表了反對和約簽字的“刪電”：“驚悉青島問題有主張簽字噩耗，五中摧裂，誓難承認。蓋青島得失，為吾國存亡關頭。如果簽字，直不啻作繭自縛，飲鴆自殺也。況天下興亡，匹夫俱以有責。而失地亡國，尤屬軍人之辜”。“軍人衛國，責無旁貸，共列後盾，以效前驅”。希望政府“以民意為從違，以軍人為依據，堅持到底，萬勿簽字”[4]。6月30日，他發出“要電”，嚴正駁斥“未聞犧牲本國絕大數權利而博友邦一日歡心者”[5]。7月1日，吳佩孚再次通電反對補籤和約“此後如再有勾串外人，仍請簽字割地者，以賣國論。”並再次表示“謹勵戎行，敬待後命，急難有用，敢效前驅”[6]。
1919年8月，濟南慘案發生，吳佩孚痛斥濟南鎮守使馬良“不良”、“濫殺無辜”[7]。他指出“山東青島，系中國公共之領土，非少數人之私產也。況其地當衝要，為我國沿海第一門戶，決不能送於外人。故全國人民，同心協力，誓死相爭，拒絕簽字，非達交還目的不止”[8]。
1919年11月，日本人挑起“福州事件”。吳佩孚即通電各省“日人在福州毆擊學生，戕殺軍警，並槍傷美教員，似此野蠻舉動，輕視我國，蔑視友邦，不惟我國士民大動公憤，即各友邦，亦鹹不直日人所為……軍人只顧內爭，不能衛國保民，此對國軍二字，未免有愧矣。師長（吳自稱）自上年罷戰主和，即為息爭禦侮起見，國體所關，民命尤重，聞此噩耗，義憤填胸，謹厲戎行，願為外交後盾”[9]。隨後，在《致國務院為敵日之前驅》電文中，吳佩孚明確表示：“倘中日交涉至不得已而訴諸武力……屆時敢請聯合湘、粵、桂、滇、黔各軍，力加整頓，備效前驅”，“移師對外”[10]。
1920年1月19日，日本駐華公使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山東問題交涉案，逼北洋政府就範，吳佩孚再次打破北洋軍界的沉寂，首當抗日先鋒。他上書大總統徐世昌，嚴正指出“今我政府若與之直接交涉，國體何存？人格安在？我國民不惜以犧牲流血之價值，僅博此拒籤之餘地，若政府遂與直接交涉，是不啻與國民宣戰也”[11]。吳佩孚還調動、聯合直系諸將領，呈文國務總理靳雲鵬，請其“拒絕直接交涉，駁還日牒，以解群疑，而定人心”[12]。“切勿為一方權利（指皖系）而犧牲國家領土，勿為一時權利而犧牲青史名譽”。[13]。由於吳佩孚的堅決抗爭，北洋政府終於未直接與日本交涉。
“五四”時期，吳佩孚力主拒籤和約，反對補籤和約和中日直接交涉，實有收回山東主權之大功。當時輿論一致認為吳佩孚的言行是“赤誠愛國”、“大義昭然”[14]。陳雲說，他當時是“相信吳佩孚的”[15]。蔡和森說：吳佩孚在“五四”時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攻擊安福、新舊交通系賣國，無論其動機如何，這些行動總像一個未為國際帝國主義所收買的軍閥了。”[16]。
二、“九一八”事變後的抗日主張與實踐
“九一八”事變，吳佩孚在四川成都，“聞報，一夕不寢。黎明，出示電稿，蓋抗儀倭庭速返關東之地，否則率師周施”[17]。遂即“去裝北歸”，繞道赴京，旨在利用張學良、于學忠等和全國抗日救國主運動蓬勃興起的形勢，抗日救國。1931年11月，吳佩孚抵達蘭州，著手解決了“雷馬事變”，說服各地方實力派，聯合起來，一致抗日。甘肅、四川、青海、寧夏、新疆五省將領發出了擁吳佩孚出山共同抗日的“鹹電”。吳佩孚響應通電，出任“興國軍聯軍總司令”併發出通電，號召抗日。但他的主張和行動不為蔣介石接受，只得離開蘭州，向張學良治下的北平進發。行前，他致電日本駐成都領事館，強烈斥責日本政府“前據我東魯，今又竊我瀋陽，人謀雖巧，公理難容”[18]。
路經內蒙包頭，天津《大公報》記者來訪，吳佩孚明確提出了“和內攘外”的政治主張。[19]這一主張，與蔣介石的“安內攘外”主張針鋒相對，卻與共產黨團結抗日主張不謀而合。為了實踐“和內攘外”的政治主張，他到北京後即力圖說服張學良共同抗日。他對張學良說：“日本據東北未穩，我如反攻，必能收復失地。時不可失，遲則無及矣！”[20]又說：“你怕抗日，我幫你抗，我不是為名為利，我左手拿回東三省，右手交給你。你有仇不報（指日本人炸死張作霖），真是笑話！”[21]張學良不為所動，吳佩孚武力抗日的主張張不得實現。後來，熱河省長湯玉麟來請吳佩孚進駐承德，聯合反攻瀋陽，吳佩孚決計出山，也因淞滬協定簽訂而止。此後，吳佩孚“力助關外義勇軍抗日”，[22]並在北平許多學校宣傳抗日，鼓勵青少年日救國。他說：“現在國難當頭，吾人不應再做蕭牆之爭，應捐除權利之私見，共赴國難。”[23]“諸君尚能效法關岳，聯合全國各學校義勇軍，一致對外，則東北東南之日軍，不過十餘萬人，其勢雖強，亦不足懼。願與諸君共勉之”。[24]還說“我是在野平民，亦願從旁盡力，不出三年，必可恢復。望各勉之。”[25]
1932年3月9日，偽滿洲國成立，吳佩孚拍案而起，3月10日即發表申討滿洲國“蒸電”：“故清廢帝溥儀，受日人嗾使，於長春就任偽滿州國執政之職，警報傳來，不勝髮指！……偽稱滿洲獨立國，實即為日本附庸，陽辭佔領之名，陰行掠奪之實……方今四海橫流，國亡無日，吳佩孚以退處之身，不能默爾……”[26]
1932年4月，國際聯盟調查團途經北平時，由中國代表顧維鈞陪同往謁吳佩孚。吳有致國聯調查團書，力主遵守九國公約確保中國領土之完整與主權之獨立。他指出“東三省與上海問題，非僅中國一國之問題，乃全世界安危問題，亦非公約尊嚴問題，乃人類禍福問題。中國以此嚴重而又迫切之問題，訴諸國聯，意蓋在此。且本人尤鄭重聲明者，我中國人民雖酷愛和平，但亦酷愛國土，如至萬不獲已時，亦惟有武力自衛耳。”[27]8月27日，吳佩孚又通過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英國人），轉送《致日本天皇書》。書中指出：“貴國（日本）凱覦我滿洲者久矣。”然後一一批駁日本強佔東北之藉口“可謂毫無理由。”指出日本“今日之事，雖勝猶敗也”。正告天皇“是謂不仁不智”[28]吳佩孚以在野之身致書日本天皇，雖然是與虎謀皮，但他卻是代表中國人向日本天皇發出了正義的呼喊，是另一種形式的抗戰。吳佩孚回北平後住張學良所贈東城什錦花園11號（故址今猶存），日常開支由29軍軍長宋哲元接濟（蔣介石亦有接濟）。為保吳佩孚安全，宋哲元上門勸他移居後方，他說：“我已這大年歲，死也不是夭折，我願為烈死，決不苟活。倭奴如果殺我，正是為我成名哩！”[29]蔣介石特派胡冠生等人攜款300萬會見吳佩孚，請他南下赴國民政府“共商國事”，吳佩孚照樣婉拒並說：“吾生平期關、嶽、文、史，春秋內外之義，猶所兢兢。歸京寄跡，殊服異俗之賓，從未一入門庭。”[30]他已將生死度外，決不放棄抗日主張，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就是大義凜然的吳大帥！
三、“七七”事變前後的抗日主張和作為
自1935年至1939年12月，吳佩孚在其人生最後四年，堅持自己的抗日主張，堅持特殊形式的抗戰：一是反對“華北自治”，與漢奸周旋，二是提出日本人退出中國作為出山條件，與日本人周旋，三是提出恢復中國主權作為與汪精衛合作的條件，與汪偽周旋，直至獻出生命。
1935年10月，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提出了更加嚴酷的侵略要求：華北五省政治經濟完全獨立並掀起所謂“華北自治運動”，目的是企圖使整個華北脫離中國，即“滿洲化”。1935年11月底，日本特務令宋哲元組織所謂“華北自治政府”，意在拉吳佩孚出山作傀儡。一時間，吳佩孚一些舊部及華北漢奸頭目輪番上門勸駕，請吳佩孚出山做“華北王”。吳佩孚不為引誘威逼所動，寧願清貧做寓公，決不出山當漢奸。他嚴正指出：“若另組政府，實國家不幸中之尤不幸矣。”“自治者，實自亂也；自治者，人治也。治其所治，非吾人所治也。”[31]
“七七”事變後，日本在武力進攻的同時，推行“以華制華”手段，以“大東亞共榮”、“中日提攜”為幌子，以北平和南京為兩個中心，收買漢奸成立傀儡組織或政權形式。吳佩孚是日本人誘降的主要對象之一，妄圖“建立一個以吳佩孚為中心的新政府。”[32]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對吳佩孚展開了大規模的誘降活動，並三次親自出馬請吳佩孚出山。第一次，土肥原說：“請玉師出來，救救我們日本。”吳說：“自身不能救，焉能救人？”第二次，土肥原說：“請玉師出來調停和平。”吳答：“請貴國天皇及中央介公雙方來電，請我出任調停，當然可以。”第三次，土肥原說：“請玉師出山擔任原職，維持中日民族問題。”吳回答：“根本談不上出山，如要出，請貴國人等一概退出，連東北也在內。”[33]三次會見，不歡而散。
為了攻克吳佩孚，土肥原又對吳佩孚採取三項對策：一是在北平設立名為“南山莊大迫機關”，專門從事“敦請”吳氏出山工作並從日本請來曾任吳佩孚幕僚的岡野增次郎協助勸吳，利用昔日舊友關係，日夜在吳身邊遊說、進言。二是收買、賄賂、指使吳佩孚舊部、僚屬、漢奸各色人等假借“民意”、“和平”、“萬箭齊發地向吳致勸進電”，鼓譟什麼：“拯大局之危亡，救小民於水火，舍吳子玉，誰其能之？”[35]叫嚷請玉師出山“安呼號之
蒼生”，“結友邦明達停戰之好”，云云，[36]吳佩孚令人將一具棺材擺在庭院，以表示自己不出山當漢奸的心志，史稱“陳棺言志”。三是利用報紙廣播等宣傳工具，大肆製造謠言，欺騙世人，迫吳就範。1939年1月31日，敵偽機關逼吳佩孚召開記者招待會並散發代吳起草的“講話稿”。吳佩孚卻藉機口頭向記者公開他實現和平的三項條件：“一是有實地，以便訓練人馬，二是要有實權，以便指揮裕如，三要有實力，以便推施政策。”並強調：“實權這個問題，是最重要的，也可以說是先決條件。日本一日不肯讓出主權，則餘一日不能出山。把握住主權之日，即餘出山之時。”[37]吳佩孚以日本人讓出主權為出山條件，這是他抗日主張的一種表達，是與日本週旋的一種策略。顯而易見，日本不肯讓出主權，而請吳氏出山也只是日本的一廂情願。1939年3月，日本誘降汪精衛成功。日本政府和汪精衛密切合作，向吳佩孚發起新一輪誘降攻勢。1939年6月初，日本政府五大臣會議正式通過了《建立新中央政府》議案，其中規定“將爭取吳佩孚工作改為汪吳合作，新中央政府由汪吳共同主持，建立汪吳聯合之新中央政府。此政府按吳七汪三分成。”[38]汪精衛奉日方旨意致函吳佩孚，極力勸進。吳佩孚覆函教訓汪氏：“和平領領，則以保全國土、恢復主權為惟一主張。”[39]1936年6月26日，汪精衛到北平，一定要親自請吳佩孚出山。吳佩孚終以不與見面拒之，藉此表明立場，拒絕出山與汪合作。
汪精衛在北平乾等半月後回到南京，仍連發數電，邀吳參與偽中央政權，還特派陳中孚專程赴京，遊說汪吳合作，並以偽組織軍事委員長及北平政治委員會委員長為誘餌，還允吳仍居北平。吳佩孚拍案作色：“誰同汪合作，這人就是下賤，”臨別交手書文天祥《正氣歌》一首，託陳交汪，再次表明他不出山的正義主張。[40]關於日汪誘降吳佩孚失敗的原因，吳佩孚老朋友岡野增次郎在《吳佩孚想法與日本意圖之比較》中總結了六條：一是吳要求日本恢復中國主權；二是吳以中國古代文化把握人心；三是吳人格不可辱，四是吳治國平天下是樹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五是吳以清廉潔白為本；六是吳以天下第一自居。[41]際上，最本質的原因即要求日本恢復中國主權，日本人退出中國。日本人做不到這一點，吳佩孚當然不會出山。1939年12月4日下午4時，日本特務川本芳太郎、日軍軍醫石田，由漢奸齊燮元、符定一等陪同抵什錦花園，名曰給吳治牙病，實為加害於他。一刃即下，口血溢出而歿。
吳佩孚之孫吳運乾，當時10歲，在現場，肯定其祖父為日本人所害。[42]吳佩孚部屬回憶“四時開刀，喉管切破， 血流如注， 一叫而絕身殉國。”[43]“十二月四日午後四時，由中國方面之齊燮元、符定一，日本方面之川本與日本駐軍軍醫處長石田等四人密謀於其會客內，遂行上樓至先生臥室，強施手術，傷及喉管，因而致死。謀死歟？病死歟？此真不辯自明矣！”[44]
日本人為什麼要殺死吳佩孚，日本學者藤井志枝發表文章指出：“在1938年至1939年間，日本對吳佩孚展開誘和活動，日本稱之為‘竹工作’。這是日本的五相會議決定對中國的謀略構想，委由‘對支特別委員會’任命陸軍中將土肥原賢二成立所謂土肥原機關的一種謀略機關。其謀略工作包括：1、在中國成立新的中央政府。2、集結反蔣大聯盟。3、在中國進行‘分治統治’的原則。然而，吳佩孚的對日態度顯示一中國人的典型，始終拒當日本的傀儡。於是，日本所策略的汪（精衛）吳（佩孚）合作終於宣告失敗，吳佩孚亦遭暗殺而死。”[45]
佩孚死後，蔣介石發唁電弔喪，表彰其“精忠許國”、“正氣長存”、“大義炳耀”。[46]並特作輓聯：“落日黯孤城，百折不回完壯志，大風思猛士，萬方多難惜斯人”。國民黨中央決定：“追贈一級上將”，其“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47]“他的死，全國同胞聞此噩耗，均不勝其感念悲悼之情矣”。[48]“其公忠愛國之處，實足以激發四萬萬五千萬炎黃華胄爭取最後之勝利也”。
1999年至今，大陸已召開五屆吳佩孚學術研討會，對其一生作出公正評價。一些專家學者認為吳佩孚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道德楷模”。這一評價，已經大量史實證明，也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
[1]陳廷傑《吳佩孚氏墓誌銘》
[2]《蓬萊詩草》上卷。
[3]臺灣《吳佩孚先生集》第467頁。
[4]長沙《大公報》，1919年7月2日。
[5]長沙《大公報》，1919年7月10日。
[6]《北洋政府督辦邊防事務處檔案》，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7]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9月15日。
[8]《吳佩孚書牘全編》，1922年第43-45頁。
[9]東魯逸民編《吳佩孚歷史》中編，第1-2頁。
[10]《吳佩孚書牘全編》，1922年第15-16頁。
[11]《吳佩孚書牘全編》，1922年第20頁。 [12]東魯逸民編《吳佩孚歷史》中編第19頁。
[13]東魯逸民編《吳佩孚歷史》中編第18-19頁。
[14]上海《民國日報》1919年9月15日。
[15]《陳雲文選》第46頁。
[16]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蔡和森文集》第129頁。
[18] 郭劍林著《吳佩孚傳》7 7 5頁。
[19]臺灣《吳佩孚先生集》第431頁
[20]臺灣《吳佩孚先生集》第432頁。
[21]《中外雜誌》1970年第7卷第5期。
[22]臺灣《吳佩孚先生集》第432頁。
[23][24]《二十一年春在北京校閱師大附中學生軍訓話》，《吳佩孚文存》182-183頁。
[25]《二十一年在北京東北大學講演詞》，《吳佩孚文存》第204頁。
[26]臺灣《吳佩孚先生集》第433頁。
[27]《吳佩孚致國際聯盟調查團書》，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28]《吳佩孚致日本天皇書》，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29]《吳佩孚傳記資料》（2）第64頁。
[30]《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56頁。
[31]《民國人物集》第二卷，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09頁。
[32]（日）晴氣慶胤：《上海恐怖工作七十六號》，每日新聞社1980年版第18頁。
[33]重慶《中央日報》，1939年2月13日。
[34]蘇開來《吳佩孚之死》，北平新報社1946年版，第4頁。
[35]蘇開來《吳佩孚之死》，北平新報社1946年版第89頁。
[36]日本原駐華大使館檔案：《兩宮大佐對附頁1、2、3之說明》。
[37]蘇開來《吳佩孚之死》第23、30頁。
[38]《日本駐華大使館檔案》第75-1-199頁。
[39]臺灣《吳佩孚先生集》第441-442頁。
[40]重慶《中央日報》，1939年10月20日。
[41]《奉系軍閥密電》第3冊，中華書局1987年第20-23頁。
[42] 郭劍林《吳佩孚傳》第809頁。
[43]臺灣《吳佩孚先生集》第263頁。
[44]張伯倫《殉國始末》，載《吳佩孚先生集》第447頁。
[45]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第287頁。
[46]重慶《中央日報》1939年12月12日。
[47]重慶《中央日報》1939年12月10日。
[48]重慶《大公報》1939年12月6日。
[49]重慶《大公報》193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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