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與傅山都是明末清初具有民族氣節的大思想家、大學問家，他們曾在太原有過三次親密的聚會。
1663年（康熙二年），顧炎武與傅山第一次在傅山當時的住處松莊會面。松莊在太原東南。《雙塔寺雅集記》曰：“出太原郡城東南行七八里，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其下為松莊傅隱君青主所居也。”顧炎武系江蘇崑山人，比傅山小7歲，這一年已經51歲，他來山西這已是第二次。他遠離家園北遊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在江南屢次參加抗清鬥爭的失敗，其時鄭成功已率部退往臺灣，僻處西南一隅的永曆政權也壽終正寢，眼看復明大勢已去，他決心“篤志經史”，把自己的晚年貢獻給著述事業。二是豪紳葉方恆對他的迫害：顧炎武祖上曾世代為官，後來家境衰敗，迫於生計，他將祖上遺田800畝典押給同郡富豪葉方恆。葉乘人之危，圖謀仗勢侵吞。順治十二年（1655年）其與原在顧家做過僕人的陸恩狼狽為奸，策劃以勾結海上抗清武裝的罪名告發他。顧炎武聞訊於當年五月潛回崑山，秘密處死陸恩。於是葉方恆藉機將顧炎武綁架，必欲置之於死地。後來，幸虧友人歸莊等人及時營救，將這一案件交由松江府審理才算脫離虎口。顧炎武出獄後，葉方恆派遣刺客尾隨不捨，於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太平門外將他殺傷；同時派人洗劫他在崑山的故宅“盡其累世之傳以去”。時局的險惡，豪紳的陷害，迫使顧炎武決意遠離故土，到他久已係唸的中原大地去。
顧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晉地、比他年長的傅山。崇禎年間傅山率眾赴京為師長提學使袁繼鹹冤案請願最終獲勝、誣陷者巡按御史受到應有懲處事他由衷敬佩；“甲午朱衣案”傅山在獄中堅貞不屈整整與清統治者周旋鬥爭了一年的硬骨頭精神更令他心折。數年前傅山聞聽鄭成功、張煌言屢屢戰敗清兵的捷報前往江淮接應時他們還邂逅相逢，一見如故。如今在莫逆之交的故鄉相會，他怎能“不亦樂乎”呢！
傅山正是在南遊江淮歸後不久開始了他“松莊煙樹十餘年”的“僑居”生活的。他住在松莊，就別號“松僑”，其含意是明亡之後自己已無國無家，雖居故鄉，如居異域。松莊是一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村北是丘陵，村南是一條漫長的沙河灘，每當雨季便有山洪從東向西流去。自顧炎武來後，傅山夜夜與他抵足而眠，白天就常到這河邊散步。他們除了談論天下的興亡、國事的變幻，還有更多的人生和學問方面的話題。他們精神的共鳴之處真是太多了：不僅同重民族大義和操守氣節，而且都有廣博學問，都提倡“經世致用”之學，反對空談；另外他們對音韻、訓詁、考據之學也極為精通，吟詩賦文更是旗鼓相當的行家裡手……這一切都把他們的心緊緊地連在一起，每天每夜都有說不完的話題，而詩歌的互相贈答更加深了他們的友誼：
為問明王夢，何時到傅巖。
臨風吹短笛，屬刂雪荷長鏟。
老去肱頻折，愁深口自緘。
相逢江上客，有淚溼青衫。
這是顧炎武贈傅山的一首詩，題為《贈傅處士山》。其大意是說自己訪問傅山，就是探詢復明的夢；傅山過著荷鏟掘雪的清貧生活，卻“臨風吹笛”；老來我們彼此都屢遭挫折，愁苦深積，但在文網嚴酷的今天只能自緘其口；今日相逢，得遇知音，不禁淚溼青衫！
傅山看了摯友相贈的這首詩，心情無比激動，便立刻步原韻和了顧炎武一首詩，詩題是《顧子寧人（顧炎武字寧人）贈詩，隨復報之如韻》：
好音無一字，文采會賁巖。
正選高松座，誰能小草鏟。
天涯之子遇，真氣不吾緘。
秘讀朝陵記，臣躬汗浹衫。
其大意是說：抗清復明的好消息一個字都沒有，我們只有以文采相會觀察局勢的發展；我正在物色能經得起風霜嚴寒的高山之松，卻偏偏天下多是奴顏婢膝的小草，我們雖然遠隔天涯，但一旦相遇，便盡吐肺腑之言；而今我又秘讀了你的《朝陵記》，為你的氣節深深感動，同時自愧得汗流浹背！
《朝陵記》是一年前顧炎武在北京謁明崇禎思陵時所作之文，對明朝的覆亡極盡嘆惋之情，在文網森嚴的情勢下，只有最可靠的知己才可出示，而傅山得以“秘讀”，足見他們之間的信任之深。
顧炎武在松莊與傅山盤桓了不到一月便又踏上了他“行萬里路”的旅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目的是為了著述事業的完成。從康熙元年（1662年）起他北遊的蹤跡擴展到河南、山西、陝西各地，這期間他除撰寫大量的詩文雜著外，全部精力幾乎都用於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日知錄》的寫作。他以友人所贈的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攀山越嶺，不辭勞苦，進行了大量的、艱苦細緻的實地考察，並從歷代史書、方誌中輯錄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材料，然後就在旅行的間隙或在自己的僑居處山東章丘等地奮筆寫作。他與徐霞客一樣，一生主要的著作都是在後半生25年的行旅生涯中完成的。
1666年（康熙五年）顧炎武在倖免於文字獄“莊氏明史案”（其好友潘檉章、吳炎等慘遭殺害）的禍端後由汾州又來太原造訪傅山。這時著名學者秀水朱彝尊、南海屈大均正來拜訪傅山，因而他們也都得以相識，而訂交，成為志同道合的友朋。這次顧炎武訪問傅山還有一個小故事：顧住在傅山松莊寓所，天大亮了還未起床，傅山呼叫他說：“汀茫久矣！”顧炎武剛醒來，聽不懂傅山的話，一時怔住了，問傅山何意？傅山說：“子平日好談古音，今何忽自昧？”顧炎武一想也禁不住笑了起來。原來古音“天”字讀作“汀”聲；“明”字讀作“茫”聲，“汀茫矣”就是“天亮了”。兩位大學者之間開的這個小玩笑也充滿學問，由此亦可見其風神概貌。
這次相會，顧、傅之間又有唱和詩三首。傅山的詩是《晤言顧子寧人，還村途中，嘆息有作》，這大約是傅山入城回訪顧炎武，回家途中思緒聯翩、感情激盪倏爾吟成的：
河山文物卷胡笳，落葉黃塵載五車。
方外不嫻新世界，眼中偏識舊年家。
乍驚白羽丹陽策，徐領雕胡玉樹花。
詩詠十朋江萬里，擱吾倫筆似枯槎。
這首詩大意是說：滿清入主中原，胡笳聲席捲中華山河、故國文化；幸有顧炎武這樣的志士學富五車，風塵僕僕載書到各地傳播民族氣節思想；我已是方外之人，無法適應這異族統治下的“新世界”；可眼中偏能有緣認識你這樣的抗清志士，好像“舊年家”（老相識）一樣；我驚服你羽扇翩翩策劃江南抗清鬥爭的智慧；又仔細品味你充滿反清思想的詩文作品；你的詩所吟的都是像南宋抗金志士王十朋、江萬里一類的鬥爭事蹟；我的詩卻像枯槎一樣只好擱筆了。這首詩滿懷激情讚揚了顧炎武矢志不移決心弘揚民族氣節和保存故國文物的鬥爭精神。
顧炎武為傅山的這首詩感動萬分，他立即步原韻和了兩首，同題為《又酬傅處士韻》，這裡我們只引一首：愁聽關塞遍吹笳，不見中原有戰車。三戶已亡熊繹國，一成猶啟少康家。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能得漢庭明詔近，五湖同覓釣漁槎。這兩首詩典故甚多，此處不便一一解釋，其大意是以“陵闕生哀”、“河山垂淚”寫明亡引起的故國之思；以關塞遍吹鬍笳、不見中原戰車寫抗清失敗所產生的遺民之恨；以劉琨、阮籍、張良比況傅山，高度讚揚他的遺民氣節；“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更寫其老當益壯、奮鬥不息，成為至今廣為流傳的名句；又以“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和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而攻滅塞浞以及劉秀滅莽中興的歷史共同慰藉勉勵，鼓舞鬥志！
顧炎武與傅山第二次相聚後不久就又去飄泊了。他出了雁門關，與曾三年前在代州訂交的友人李因篤等二十餘人“鳩資墾荒於雁門之北”。不久得知自己在《忠節錄》“逆詩”案中受到牽連，為澄清真相毅然南下濟南投案。當局不由分說將他關進監獄。後來還是由李因篤等大力搭救才取保出獄。出獄後他仍潛心於著述，在完成《音學五書》後還撰成《郡縣論》、《生員論》、《錢糧論》等一系列具有歷史價值的文論雜著。他精心撰寫的《日知錄》已引起許多學者的重視，紛紛向他提出轉抄的要求，於是他於康熙九年（1670年）將已寫好的《日知錄》8卷公開刊行。在這些著作中，他深刻地探尋了“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的緣由；大膽地提出了“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必須“分天子之權”的“眾治”思想；呼籲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這一石破天驚的民主主義雷鳴無異是漫漫封建專制暗夜的空谷足音！
1671年（康熙十年）顧炎武堅辭了大學士熊賜履薦他參與編修《明史》的聘請，第三次從北京到太原拜訪傅山。他們這次相聚時間較長，除了憂時傷世、談政論文、詩歌唱和外，還創辦了一些實業。據方聞《傅青主先生大傳年譜》考《明史》稱：李自成陷京師得勳戚文武諸臣巨金。吳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還京師，火容金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即以騾車糹困載運歸西安。敵追甚急，騾馬疲憊，沿途埋藏，至西安時只剩十之二三，沿途埋藏之金餅“遂多為晉人先後掘得之”。故山西富人厚貲財。世傳傅山與顧亭林（顧炎武號亭林）先生友善，兩先生密計經營票號，操縱金融，以圖舉大事，惟忌招禍敗事，故其法只憑口授而不傳一字。梁啟超《清代學術史》也說：“山西票號相傳為傅青主、顧亭林所創辦。”章太炎《顧亭林先生軼事》亦云：“近聞山西人言晉人得李自成金，由顧、傅設票號，立新規，天下俗從……有清一代票號制度皆顧、傅所創也。”看來顧炎武與傅山還真是盛極全國二百餘年晉商票號的首創者呢！
票號之前有鏢局。據有關史料載這也與顧、傅二先生有涉。近代學者姚映川在《中國的幫會》一文中說：幫會的組織除西北堂、東南堂……而外尚有顧炎武、傅山、戴廷木式等山西的組織，為避免清廷的注意名為標局，後因此而產生山西的票號。顧在江南謀革命不成，在山東又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依傅山。戴廷木式乃傅山老友，祁縣人，其父戴運昌與李自成有故。李由京敗退，贈其白銀若干，運昌即交其子廷木式用於反清事業。戴家又以拳術鳴世，故戴廷木式便與傅、顧密議設立鏢局，為商人運送現款。當時山西人多在東北、蒙古、新疆經商，攜運現款要僱用拳術精通之武人保鏢，成立鏢局既可賺得可觀的佣金，又可掩當局耳目，還可以聚攏文武雙全的人才。這對反清復明的大業是一舉三得的上策。傅山與顧炎武參與其事的目的即在於此。
這次顧、傅在太原相聚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顧自甲申（1644年）以來一直飄泊在外，二十多年來一直過著形單影隻的羈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膝下尚無子嗣。傅山十分關心友人的命運，作為醫學國手他為友人診脈，診得“斷可得子”，於是便多方為其物色配偶。顧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對他的關心，但他已過慣了這種萍蹤浪跡的生活，而且已把這一生交給了獻身的事業，就詼諧地寫了一封《謝友人規納寵書》，婉謝了老友的好意……
顧炎武孑然一身地走了，從此他沒有能再見到傅山。他雖然已定居於陝西華陰，後幾年也來過山西幾次，但都沒有機會再拜見這位他所敬慕的兄長和摯友。1681年（康熙二十年）8月，69歲的他由華陰往曲沃，縣令迎他入城，十月他移寓進士韓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四，寓主人韓宣設宴會親，他還應邀出席，風采依然。八日早他擬去答賀縣令熊某及在官諸君，不料上馬時失足墜地，於是“疾作，竟日嘔瀉”，第二天凌晨就永遠離開了這個使他既留戀又厭惡、既熱愛又憎恨的世界！
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依然惦記著傅山，他在臨終前寫的一篇文章中說：“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他崇敬傅山，把他比作秦末的高人隱者“商山四皓”，願意永遠和他“相隨拾芝草”。兩年後，即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傅山也隨他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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