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亨利·米勒，（1891-1980），經歷過長期貧困紊亂的生活，但他在物慾橫流的社會里能夠安貧樂道，在喧鬧不堪中始終能夠保持一份真誠，並能破除迷障，不為各種具體知識、規範所束縛，始終指向終極的真理，這無疑與中國文化，特別是道家文化有暗合之處。實際上，亨利·米勒最崇拜的哲人之一就是老子，關於中國文化的種種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
無可否認，亨利·米勒對中國，對中國文化的嚮往有著獵奇心理。在其代表作《北迴歸線》中，他寫到，“這會兒中國至始至終象命運之神那樣懸掛在我們頭頂上，一個正在爛掉的中國，它正像一頭碩大的恐龍一樣化為塵土，然而直到最後一刻仍保留著它的魅力、新奇、神秘，它的殘酷的古老傳說”……“豔紅的包裝紙使你對根本不瞭解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土，產生了眷戀之情，”[1]“這是由於中國的每一件事情都孕含智慧和神秘，你無法用雙手抓住它，也無法理解它，只得由它去，由它活在你的手指上，由它漸漸滲透進你的血管中。"[2]但是如果僅僅認為亨利·米勒常常談論中國僅僅是為了獵奇又顯然是不準確的，作為一個作家，一個畫家，一個音樂家，一個生活於藝術中幷包容、開闊的追尋真理的人，米勒對待世界往往是非現實的、玄思的、最終是藝術的。在《春夢之結》中，他這樣寫：“讀到文藝復興時，我覺得自己像那個時代的人；讀到中國的一個朝代，就覺得酷似那個朝代的中國人。任何種族，任何時代，任何人種，不管是埃及人、阿臺克人、印度人或者迦勒底人，我都能身入其境。”只有一個心胸開闊的人，一個有著“世界大同”意識的人，一個浪漫的人才能有此狀態。這其中，他又表示了對某些國家的偏愛，如文學黃金時代的俄國，如希臘，如中國。
中國對亨利·米勒來說，更多的是一個詩意的、智慧的棲居地，一個精神上的樂園。在精神的內涵與外延上，亨利·米勒與中國精神有許多相似之處。簡單分析一下中國精神如何在這個複雜的美國作家身上起到作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我一生中的書》中，米勒寫到“中國人具有一種跟我非常接近的、令我備感親切的氣質，尤其是他們的詩人和哲學家。”[3]“我讀過的中國文學的任何作品（除了孔子的著作）似乎就是是我的祖先所寫的。”[4]“閱讀俄羅斯戲劇和小說就像閱讀中國的古詩和哲學著作一樣都讓我輕鬆自在，有一種親切感。”[5]正是在美感和智慧這兩樣對一個作家十分重要的因素上的契合使米勒對中國心暗許之，在他的作品中，他幾乎從沒有談到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這似乎外在於他對一個國家的價值判斷。有意思的是，作為一個美國人，他經歷了美國走向世界一流強國的整個過程，這也是美國人自信心、自豪感最為膨脹的時期，亨利·米勒卻極為討厭美國，這些情感在他少年時代就開始，直到中年越發強烈。1944年以後定居於加利福尼亞大瑟爾這個民風淳樸、樂觀，風景壯麗的村鎮後才有所緩解。他的兩本美國遊記《空調噩夢》、《特意記者》曾因對美國挖苦過甚而被美國出版商拒絕出版。在較早的（1939）《南迴歸線》中，米勒寫到“我是處於財富與幸福（統計學上的財富，統計學上的幸福）的最大集會地之中的一個人。”談到當時美國強盛、幸福的狀況，他使用了“統計學上的”這一詞語，鮮明的表達了自己的態度。終其一生，米勒判斷財富、幸福都不是使用“統計學”方法的。實際上，和勞倫斯一樣，他最反對的就是各種“科學的”、冷冰冰的方法忽略了人的真正需求，把人泯同於物。他的判斷標準主要是：精神、情感、藝術。這也解釋了米勒對當時貧弱的中國不但無藐視之情，反而大為稱讚的現象。米勒看到的並不是當時的中國，而是一個歷史的中國，一個藝術的中國，一個永恆的中國。在《黑色的春天》中，他這樣寫到“按照地圖，我在巴黎，按照日曆，我正生活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但是我既不是在巴黎也不是在二十世紀。我在中國，這裡沒有時鐘，也沒有日曆。”[6]只有生活於精神世界時一個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話。
亨利·米勒在《大瑟爾》中表達了他對這樣一個人的喜愛，這個人想的全部事情，就是給自己的雙手找活兒幹並找個睡覺的地方，“在一小塊土地上求生存——這就是他的全部夢想，”[7]米勒接著寫到“這就是我所羨慕的那種孤獨美國型，是我能信任的、能與之相處的人”…… “他是從來不發動戰爭，從不與人積怨，從不劃出種族界限的人；從不想在同胞頭上作威作福，也從不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從不妒忌鄰居，從不吝嗇的對待藝術家，也從不趕走乞丐的人。他沒有經過學習，也不會寫字，可是有時，比起那些自以為是的人來，他心中則裝著更多的詩人和音樂家，還有哲學家。他的整個生活方式是唯美的。標誌著他與眾不同（有時甚至滑稽可笑）的東西就是他的真誠和創造力。他只想成為他自己。難道這表示智慧和實質嗎？”我之所以大段引用這些評價是因為這不僅僅是米勒對這個人的評價，更是他自己的看法，是對他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的層面——對智慧的熱愛和簡單生活的入迷——的具體闡釋。而這種智慧在中國道家中是一個核心的、基本的因素。道家的清靜無為、小國寡民等本質上屬於一種孤獨的防禦性智慧，這一點對米勒的影響十分大，或者說米勒通過自己綜合的經歷、閱讀、思考達成了這一見解的。但米勒第一次接觸到他十分崇敬的老子時，一定伴隨著某種心靈的震撼。在《特意記著》中，亨利·米勒這樣寫到：“對世界影響最大的人都很超然。我指的是老子、佛陀喬達摩、耶穌基督、阿西西的聖方濟各等等。他們並沒有搬到地球之外去住，也沒有否認生活；他們所作的事就是把自己從日常生活的邪惡的圈子裡解脫出來。”[8]這裡所指的“邪惡”不應該只理解為罪惡的事情，還應該包括對束縛人反觀自己、認識自己的瑣事、工具等的厭惡。道家有個重要的思想就是反對便利器具的使用，認為這損害了人的質樸、與自然和諧的天性。亨利·米勒在這方面無疑受到一定的影響。生活於在科技發達的美國，從沒聽到過米勒對器具的稱讚，甚至使用。在《特意記著》中，他寫到：“我憎恨飛機和汽車。”這在其時其地是很少見的。米勒前半生在貧困中渡過，後半生成名後居住於大瑟爾，遠離任何城市，沒有圖書館，沒有咖啡館，最近的電影院也在四十英里外，過著一種精神的，需求很少的生活。正如他心儀的老子等人，拋去負擔，專注於心靈的探索，這樣的人也許就應該被稱為智者。道家文化以及他喜歡的禪宗的滋養，對他人格的形成是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的。
亨利·米勒還是堅定的反戰派。其實，用反戰派來稱呼他並不確切。他似乎無法理解會存在武器、軍隊、軍營、戰爭這些事物，作為一個在成年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人，有關戰爭的描寫在他的書中佔據十分小的份額。這些部分一些是反對和反思，一些是驚奇、不解和厭惡。他在《南迴歸線》中寫到“我第一次認識到曾有過戰爭的那一天，大約在停戰六個月以後。”這又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如果說海明威《永別了，武器》中亨利只是單獨媾和了，那麼米勒似乎單獨把戰爭消除了。在看到處於非戰爭狂態的軍事區時，他都會“無論何時我看到軍事區，看見人在那裡像牲口一樣被趕在一起，都會感到一陣噁心。”人們失去自由，成為無意思的工具被圍在一起訓練，然後去殺人與被殺，這在他是不可理解與生理心理上厭惡的事情。正如前面分析的，當他從道教、禪宗及各個方面吸取營養，形成自我完善，摒去邪惡、瑣事，進入精神、藝術領域生存，在美和智的方面寄託性靈的性情時，再遭遇戰爭這種人類最殘忍、醜陋、野蠻、無智的狀態，在情感上的衝擊可想而知。海明威曾在《非洲的青山》中曾不無刻薄的說道“戰爭是文學最重大的主題之一，當然也是最難描繪的，那些沒有身經戰爭的作家常常很嫉妒，並企圖貶低其意義，說這個主題是反常的，說它作為文學的主題簡直是一種禍害。事實上這正是他所缺乏的、無可替代的經歷。”作為同時代的作家，兩人對戰爭態度的重大差異值得思考。海明威的哲學是一種強人哲學，似乎只有在不斷的對抗中才能發洩他那充沛的活力和對無情世界的反抗。但就另一種意義來說，海明威其人其書缺乏了一種東西，一種豁大的情懷，一種悲天憫人的氣質。閱讀海明威可以感受種種感動、激動，但卻尋找不到真正的安寧、和諧、平靜、超然。這是一種外在於他的東西。他的最美的文章之一《大雙河心》也只是一種安靜。以上的種種對海明威來說是一種異質文化，或者說是東方文化。而這對米勒來說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米勒的《特意記著》中他提到了一下海明威，接著，他做了一個自我介紹，其中有“從來不釣魚和打獵，對待動物十分友善”的字樣，應該不是完全無所指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米勒認為戰爭本質上都是殘忍的，春秋無義戰。同樣在《特意記著》中，他寫到“只有目光短淺的人才把戰爭歸罪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流。戰爭，像和平一樣，涉及到我們所有的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過是命運的工具，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邪惡並不比在丘吉爾或羅斯福或其他任何民主國家領導人身上看到的多。依我看，誰都無權要求犧牲人的性命。”有的人也許會憤怒米勒的“不分是非”，但一個人秉持著善、智、美深入的思考，必然會得到這樣的結論。我們看任何一部優秀的戰爭小說，都會發現敵對士兵之間是很少有真正的仇恨的，驅使戰爭不斷深入的正是“正義”、“邪惡”雙方的領導人。如果戰爭的目的是為了自由的話，那麼，“是誰的自由呢？是那些始終佔上風的人的自由嗎？是那些即使山河破碎也能舒舒服服地生活的人的自由嗎？”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喜歡中國古詩的米勒不會沒看過這一在中國詩歌中不斷重複的主題。興亡，百姓苦。最後受害的只能是雙方的百姓。這是米勒戰爭觀的核心點。這是中國戰爭文化的最主要特質。如果只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是難以讓這樣觀點深入其心的。
二
亨利·米勒作為一個非主流的作家，他的特異之處表現在他總是在奇異的空間、時間和奇異的人物中徘徊，他在現實中拼命挖掘這些東西，如果沒有的話，他就自己製造出來。
在米勒的文化視野中，俄國和中國無疑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米勒理想中的小人物形象在這兩個國家中得到了體現（至少是他在心目中的俄國與中國）。米勒對國家的選擇無疑體現了他的城與人的觀念的結合。米勒不喜歡鄉村，他能接受的自然也就是山川、河流、沙漠，在田中勞作的農夫對他來言沒有任何美感而言。他與有些極力讚美農民卻居住在城市中樂不思蜀的作家不同，他明確的表明自己對大城市的熱愛。他又不同於為錢寫作，極力享受城市的繁榮的作家，他喜歡大城市的原因在於行走於其中迷失的感覺，人們相互之間隔離卻又能發掘出坦誠相見的朋友的感覺，以及一個個默默無聞卻又身懷異稟小人物所能帶來的驚喜，這些回應了他內心中的孤獨與自尊。米勒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對當前的現實不滿，把自己的希望寄託於往昔及未來（其實往昔與未來也不是他的方向，但苦悶需要寄託，任何一個非現在的時刻在經過美化後就可以變為樂園），另一方面，當前迅猛發展的經濟造就的光怪陸離的大都市又滿足了他尋求刺激、思索個人（在人群中更能體會到個體的孤寂）、尋求知識（多樣的人群，豐富、便捷的知識來源）的願望。米勒的座右銘“總是興高采烈”在之前的社會里是很難作為一種生活原則來遵循的（拉伯雷的《巨人傳》所表現的精神是一個異類，他的彰顯正表明了稀缺，而在此之前，這種精神更為難尋），在都市中，米勒得到了實踐自己這一哲學的可能。在《穩如蜂鳥》中，他對這一觀點這樣描述道：
農民就是農民，是自然界的無音之聲，是根植於泥土的鄉巴佬。他們屬於地理現象，而非精神現象。農民就像植物。在國際都市走向制高點、走向死亡和蛻變的城市人才是具有永恆精神的人，才是遊蕩者、詩人、藝術家和創造者。”[9]米勒在這裡表述了自己對純粹精神的追求，這種追求不滿足於物質層面，而且不僅僅滿足於人是智慧生物、可以說話、簡單思考等基本的知性，而是趨於如波普爾所說的“世界3”的、“思想的客觀內容的世界，特別是指科學思想、詩的思想，以及藝術的世界。”當然，作為一個在金錢社會里無法喘氣的人，米勒不會愛上“標準意思”上的大城市，那裡的爾虞我詐、窒息生機是他所無法忍受的。米勒一生對自己的祖國美國批判苛刻，以致於他的美國遊記被一些美國出版商拒絕出版，其中就有這方面的原因。在《北迴歸線》中，米勒這樣寫道：想到紐約，我的感情便全然不同了。在紐約即使一個有錢人也會覺得自己無足輕重，紐約市冷酷、燦爛、邪惡的。建築物高聳入雲，人們的活動都帶有一點狂亂的意味，動作的頻率越快，精神也越頹喪。這是一場持續的騷亂，不過它本來也可以在試管內醞釀成的。誰也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誰也無法引導人們發洩精力的方向。它壯觀、怪誕，令人困惑不解，是一股巨大的反作用力，不過卻是完全雜亂無章的。一想到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一想到惠特曼歌頌過的曼哈頓，我心中便產生一種盲目的狂怒心情。紐約！那些白色的監獄、擠滿蛆的人行道、排隊等候法救濟食品的人們、修築得象宮殿一般的下流去處，那兒有的是猶太人、麻風病人、殺人犯，而最多的是遊手好閒的人。到處是千篇一律的面孔、街道、大腿、房屋、摩天大樓、飲食、海報、工作、罪行、愛情……整個城市建築在一個空空如也的坑上，沒有意義，完全沒有意義。還有第四十二大街，人們稱它為世界之巔。那麼世界之淵又在哪裡？你可以伸出雙手走路，抬頭仰望這些美麗的白色監獄時都快要把脖子扭斷了。他們像發了瘋的鵝一樣往前走，探照燈將星星點點的狂喜灑在他們空虛的臉上。”[10] 在這裡，金錢衡量一切，“business is business”,做為一個小人物，一個不以金錢為成功標準的異類，在這樣的城市裡是無法生存的。不囧於物質的睏乏，也會被精神的貧瘠所擊垮。在米勒的心目中，理想的城市為他想象中的中國的城市，俄國文學黃金時代作家筆下的俄國城市、法國巴黎以及希臘。在這裡，即能感受到文化的巨大積澱，又能享受到與各種聚集起來的天資卓越但又命運不濟的小人物相處的樂趣，且不會為過於嚴酷的生存壓力、毫無藝術敏感的人群所壓垮，這無疑是這些現代流浪漢最中意的生存環境了。同樣在《北迴歸線》中，米勒寫到：一輛從拉斐特藝術館來的馬車轆轆駛過大橋，雨已停了，太陽透過肥皂沫般的雲朵，在發出光澤的屋頂瓦片上投下一道寒冷的紅光。我回憶起那個車伕如何探出身來眺望帕西路那邊的河面。這是多麼純真、質樸讚許的一瞥！他彷彿在對自己說，‘啊，春天快來了！’誰都知道，每當春天來到巴黎，最卑微的活著的生靈也一定會覺得他正居住在天堂裡。還不止這個——他是以一種親切的目光細看這番景緻的，這是他的巴黎。一個人不一定非得有錢，也不一定非得是一個市民，他同樣會對巴黎產生這種感情。巴黎充斥著窮人——照我看，他們盡是一夥有史以來最傲慢、最骯髒的乞丐，然而他們擺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架勢，正是這種派頭把巴黎人同其他所有大城市的市民區分開了。”[11]在巴黎，窮人可以是最傲慢、最骯髒的，卻可以擺出悠然自得的架勢，最卑微的活著的生靈都可以覺得他正居住在天堂裡。這種極致區別之間的張力可以使米勒得到他詩意的飛翔的樂趣。
三
在西方哲學中，對人類本身的思考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層面。如何認識人自身難倒了無數的哲學家。阿波羅神廟“認識你自己”的箴言傳承了數千年後，人們仍在為這個問題輾轉，甚至這個命題本身都開始被人質疑。卡西爾在《人論》中認為人類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矛盾。人根本沒有“本性”，沒有單一的或同質的存在。人是存在與非存在的奇怪混合物，他的位置是在這對立的兩級之間。因此，他總結道：“那句古典的格言——‘認識你自己’，如果按照哲學上的意義來理解，按照蘇格拉底、埃皮克蒂特或馬可·奧勒留的意義上來理解，就不僅和是無效的，而且是誤人子弟和錯誤的。人不能狂妄自負地聽從自己。他必須使自己沉默，以便去傾聽一個更高和更真的聲音。”正像其它一切概念一樣，關於人的定義始終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這深刻的反應了人類一切知識、人類所謂理性的無根性和不穩定性，甚至虛幻性。懷疑主義者正是因此得以在哲學領域始終立於穩固之地。對於人是什麼，我們有哲學的、科學的、宗教的解釋，每種解釋都有一大批信徒，而每種解釋之間又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讓我們充分的看到了巴別塔式的懲戒在人類中留下的後遺症。
在這種種的差異中，卡西爾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基於人們對動物行為的研究，卡西爾重新定義了“人”——符號的動物（animal symbolicum），以取代把人定義為理性的動物。卡西爾認為在這個定義下，我們才能指明人的獨特之處，也才能理解對人開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在卡西爾的定義中，主要是探究人作為一個整體的特徵，在他這裡，實踐、理性等已往被認識是人的主要特徵，人之為人的標誌失去了光彩，符號的動物，亦文化的、藝術的。科學的、宗教的動物被提上了檯面。亨利·米勒的魅力在這種理論下得到了一次意外的闡釋。
研究者在研讀亨利·米勒的作品時，經常為書中龐雜、紊亂的、紛至沓來的各種各樣的物事所迷惑，很多人乾脆的論斷米勒根本不是一個作家，同時另外不少人卻為之狂喜，而後者往往是一些更為標新立異，獨立特行，具有巨大人格魅力的人，如龐德、艾略特、奧威爾、諾曼·梅勒等等，在米勒身上，彰顯了人的光彩，其人所言所行，教科書般的體現了人的特性。
米勒從小學習鋼琴，與第一位妻子的結合正是以琴為媒，在他做過的形形色色的工作中，鋼琴教師這一職業對他有著一定的影響。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有多次寫到了與鋼琴有關的事件。對人們雖然對其作品有寫的過於隨意的指責，但其整體的節奏、意蘊總能給人以行雲流水般的感覺，音樂的靈魂在其作品中流淌，使其作品雖與超現實主義者的作品有暗合之處卻更能與之有所區別。米勒對水彩畫更是情有獨鍾，亨利·米勒的繪畫史很長，在他的創作生涯開始後不久，他就開始了水彩畫的創作。在米勒多次提到的他人生的四大支柱性人物裡，艾利·福爾做為一個藝術史學者對他產生重大影響，而這正是與他的水彩畫創作有關。這是他堅持了一生的愛好，在他的作品中，他數次整章的描寫他的作畫過程。米勒舉辦過幾次畫展，在好萊塢那次畫展，他很得意的說道，畫幾乎賣光了。在他晚年在大瑟爾定居時，很多仰慕者前來看他，不少人對他的畫作感興趣，有些人還購買了一些他的作品。米勒作品中濃烈的感覺大約得益於他不羈的畫風。此外，受摯友阿娜依斯·寧的影響，他對精神分析學有過很長時間的興趣，還在書中描寫了他收費的為朋友做精神診斷的情景。另外，米勒對占星學，宗教教義等有很大的興趣，這些頗具神秘色彩的學說使他形成了“宇宙哲學的目光”。這些形形色色的特點使他不同於很多作家，在米勒書中，故事、情節、意象等等失去了通常的意義，一個脫離了自然、社會、人類卻又奇怪的融合於其中的人的形象凸現了出來。以往對米勒奇異的魅力的不解在這裡得到了某種闡釋，這個人討厭人類創造的大部分工作，厭惡戰爭，只喜歡居住在大城市，公開的表示對很多作家筆下的田園風光不屑，卻被很多追隨者認定為最自由的人。從卡西爾的定義中，我們看到了米勒在“符號化”方面達到的成就，米勒的作品恰恰是對卡西爾定義的一個最好的註腳。
在卡西爾論述中，他舉了美國著名聾啞作家海倫·凱勒的故事，他引用了海倫·凱勒在《我生活的故事》中的饒有趣味的一段話，這段話講述了凱勒的老師沙莉文小姐記錄的凱勒在初次得知每件事物都有其名稱時的喜悅“今天早晨，當她正在梳洗時，她想要知道‘水’的名稱。當她想要知道什麼東西的名稱時，她就指著它並且拍拍我的手。我拼了‘w-a-t-e-r’(水)，直到早飯以後我才把它當回事。……我們走出去到了井房，我讓海倫拿杯子接在水管噴口下，然後由我來壓水。當涼水噴出來注滿杯子時，我在海倫空著的那隻手上拼寫了‘w-a-t-e-r’。這個詞與涼水湧到她手上的感覺是如此緊密相連，看來使她大吃一驚。她失手跌落了杯子，站在那裡呆若木雞，臉上開始顯出一種新的生氣。她拼了好幾次‘water’。然後她跌坐在地上問地板的名稱，又指著問水泵和井房棚架……現在，每件東西都必須有一個名稱了。……一當她有了語詞來取代她原先使用的信號和啞語手勢，她馬上就丟了後者，而新詞語的獲得則給了她以新生命般的喜悅，我們都注意到，她的臉一天天變得越來越富於表情了。”[12]卡西爾把凱勒對符號的獲得看做是人的意識覺醒的標誌。同樣，在米勒的書中，我們同樣看到了一個孜孜不倦的尋求新的符號來獲得“新生命”的一個尋求者。在米勒的書中，他有一次和一個占星師朋友辯論，米勒本身對占星術很有興趣，但米勒不贊同把任何一種單一學問當成本源性的對世界的解釋。在辯論中，他表達了一個重要的想法——他本人對很多事情感到興趣，但這一切都是他尋求最高真理的途徑，任何學問都能被其所用，但任何知識都有其侷限性，每一種有價值、自成體系的學說都能讓他欣喜若狂，這裡米勒和少女凱勒都表達了對世界認識的狂熱和喜悅，只不過作為一個成年人的米勒更多的是用體系化的符號來完成這一過程。在米勒尋求的一生中，實際的、拘束性的工作沒有一個是能夠讓他滿意的，正是在不斷的對知識的尋求中，在符號化的理解世界的層面上，米勒成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動物化的生存、畫地為牢式的競爭、文化性、符號性生存的人。
在米勒的書中，你看不到明確的連續的情節，他像個他鐘愛的小丑一樣不停的跳來跳去，包含著莫大的野心。似乎人類的一切領域他都要述及，一片事物還沒描述完，馬上就轉向蹦入腦海中的另一個映像，就像學語時的海倫·凱勒一樣，想用符號把世界整個把握，單個的事物因而失去了重要性。米勒的文字有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經常性的、大量的列舉一些奇特的詞語和字句，這個特點可以從他受到的超現實主義影響來分析，這些跳躍的、神秘的詞語確實能給我們現代詩般的美感與快感，但是人們很容易被它的具體意義所迷惑，對其可以從內涵和外延上解讀為對人類現有文明的絕望，對西方社會的不滿等等，但在終極意義上，這是一種哲學的尋求，一種擴大世界觀的努力，一種對人之為人、人類認知性極限的挑戰與超越。在其被廣泛認為其代表作的《北迴歸線》中，這一特點已經得到了確定並在之後的創作中延續和發展。從這個方面我們可以理解一下《北迴歸線》中的這一段逸想：“沒有一頭獅子聽說過斯賓諾莎。
斯賓諾莎？他們幹嗎不咬他？‘給我們肉吃！’他們吼道，而他卻站在那兒嚇呆了，腦子全亂了，他的世界觀也變成一個盪到空中再也夠不到鞦韆。獅子舉起爪子扇一下，他的世界便被打得粉碎。同樣，獅子們也失望了。他們期待的是血，是骨頭，是軟骨，是筋，他們嚼了又嚼，然而詞彙是無味的樹膠，樹膠是無法消化的。你可以朝樹膠上撒糖、助消化藥、百里香草汁和甘草汁，待樹膠被樹膠收集者裹起來後便好消化了。這些樹膠收集者是沿著一個業已下沉的大陸的山脊來的，他們帶來了一種代數語言。在亞利桑那沙漠中他們遇到了北方的蒙古人，這些人像茄子一樣光滑。這是地球呈陀螺儀狀傾斜後不久的事情，當時墨西哥灣流同日本灣流分道揚鑣了。在地球的中心他們找到了石灰岩，於是他們將自己的語言繡在地殼底下。他們吃同伴的內臟，森林圍住了他們，圍住了他們的骨頭、腦殼和飾有花邊的石灰岩，他們的語言便消失了。人們有時在這兒或那兒仍找得到一個獸群遺骸、一個被各種塑像所覆蓋的頭蓋骨。”[13]在這短短的一段話裡，提到了世界觀，世界，詞彙，語言，又一次語言，通過符號認知世界願望不可謂不強。他最推崇的斯賓諾莎在這裡卻幻化為無味的詞彙，這表明了他對人類現有知識的不滿。在他追尋的道路上，我們現有的由語彙構築的知識體系還是太脆弱了，太渺小了，但這並沒有使他絕望，反而促使他更積極地去追求，去探知這個極點並超越它。米勒的一生就是一個孤獨而執著的尋求過程，他從沒有放鬆過對自己的要求。他說過，我看的書對我來說都是有些困難的書，我從不看太容易的書。我好像天生寫不了暢銷書。清晰地，浮現於生活表面的東西很少為他所關心，他所迷醉的是詞彙的遊戲，智力的迷宮，在符號化的把握世界中，他找到了存在的樂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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