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亨利·米勒，（1891-1980），经历过长期贫困紊乱的生活，但他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能够安贫乐道，在喧闹不堪中始终能够保持一份真诚，并能破除迷障，不为各种具体知识、规范所束缚，始终指向终极的真理，这无疑与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有暗合之处。实际上，亨利·米勒最崇拜的哲人之一就是老子，关于中国文化的种种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无可否认，亨利·米勒对中国，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有着猎奇心理。在其代表作《北回归线》中，他写到，“这会儿中国至始至终象命运之神那样悬挂在我们头顶上，一个正在烂掉的中国，它正像一头硕大的恐龙一样化为尘土，然而直到最后一刻仍保留着它的魅力、新奇、神秘，它的残酷的古老传说”……“艳红的包装纸使你对根本不了解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土，产生了眷恋之情，”[1]“这是由于中国的每一件事情都孕含智慧和神秘，你无法用双手抓住它，也无法理解它，只得由它去，由它活在你的手指上，由它渐渐渗透进你的血管中。"[2]但是如果仅仅认为亨利·米勒常常谈论中国仅仅是为了猎奇又显然是不准确的，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一个音乐家，一个生活于艺术中并包容、开阔的追寻真理的人，米勒对待世界往往是非现实的、玄思的、最终是艺术的。在《春梦之结》中，他这样写：“读到文艺复兴时，我觉得自己像那个时代的人；读到中国的一个朝代，就觉得酷似那个朝代的中国人。任何种族，任何时代，任何人种，不管是埃及人、阿台克人、印度人或者迦勒底人，我都能身入其境。”只有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一个有着“世界大同”意识的人，一个浪漫的人才能有此状态。这其中，他又表示了对某些国家的偏爱，如文学黄金时代的俄国，如希腊，如中国。
中国对亨利·米勒来说，更多的是一个诗意的、智慧的栖居地，一个精神上的乐园。在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上，亨利·米勒与中国精神有许多相似之处。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精神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美国作家身上起到作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我一生中的书》中，米勒写到“中国人具有一种跟我非常接近的、令我备感亲切的气质，尤其是他们的诗人和哲学家。”[3]“我读过的中国文学的任何作品（除了孔子的著作）似乎就是是我的祖先所写的。”[4]“阅读俄罗斯戏剧和小说就像阅读中国的古诗和哲学著作一样都让我轻松自在，有一种亲切感。”[5]正是在美感和智慧这两样对一个作家十分重要的因素上的契合使米勒对中国心暗许之，在他的作品中，他几乎从没有谈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这似乎外在于他对一个国家的价值判断。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他经历了美国走向世界一流强国的整个过程，这也是美国人自信心、自豪感最为膨胀的时期，亨利·米勒却极为讨厌美国，这些情感在他少年时代就开始，直到中年越发强烈。1944年以后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大瑟尔这个民风淳朴、乐观，风景壮丽的村镇后才有所缓解。他的两本美国游记《空调噩梦》、《特意记者》曾因对美国挖苦过甚而被美国出版商拒绝出版。在较早的（1939）《南回归线》中，米勒写到“我是处于财富与幸福（统计学上的财富，统计学上的幸福）的最大集会地之中的一个人。”谈到当时美国强盛、幸福的状况，他使用了“统计学上的”这一词语，鲜明的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终其一生，米勒判断财富、幸福都不是使用“统计学”方法的。实际上，和劳伦斯一样，他最反对的就是各种“科学的”、冷冰冰的方法忽略了人的真正需求，把人泯同于物。他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精神、情感、艺术。这也解释了米勒对当时贫弱的中国不但无藐视之情，反而大为称赞的现象。米勒看到的并不是当时的中国，而是一个历史的中国，一个艺术的中国，一个永恒的中国。在《黑色的春天》中，他这样写到“按照地图，我在巴黎，按照日历，我正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但是我既不是在巴黎也不是在二十世纪。我在中国，这里没有时钟，也没有日历。”[6]只有生活于精神世界时一个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亨利·米勒在《大瑟尔》中表达了他对这样一个人的喜爱，这个人想的全部事情，就是给自己的双手找活儿干并找个睡觉的地方，“在一小块土地上求生存——这就是他的全部梦想，”[7]米勒接着写到“这就是我所羡慕的那种孤独美国型，是我能信任的、能与之相处的人”…… “他是从来不发动战争，从不与人积怨，从不划出种族界限的人；从不想在同胞头上作威作福，也从不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从不妒忌邻居，从不吝啬的对待艺术家，也从不赶走乞丐的人。他没有经过学习，也不会写字，可是有时，比起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来，他心中则装着更多的诗人和音乐家，还有哲学家。他的整个生活方式是唯美的。标志着他与众不同（有时甚至滑稽可笑）的东西就是他的真诚和创造力。他只想成为他自己。难道这表示智慧和实质吗？”我之所以大段引用这些评价是因为这不仅仅是米勒对这个人的评价，更是他自己的看法，是对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对智慧的热爱和简单生活的入迷——的具体阐释。而这种智慧在中国道家中是一个核心的、基本的因素。道家的清静无为、小国寡民等本质上属于一种孤独的防御性智慧，这一点对米勒的影响十分大，或者说米勒通过自己综合的经历、阅读、思考达成了这一见解的。但米勒第一次接触到他十分崇敬的老子时，一定伴随着某种心灵的震撼。在《特意记着》中，亨利·米勒这样写到：“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都很超然。我指的是老子、佛陀乔达摩、耶稣基督、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等等。他们并没有搬到地球之外去住，也没有否认生活；他们所作的事就是把自己从日常生活的邪恶的圈子里解脱出来。”[8]这里所指的“邪恶”不应该只理解为罪恶的事情，还应该包括对束缚人反观自己、认识自己的琐事、工具等的厌恶。道家有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反对便利器具的使用，认为这损害了人的质朴、与自然和谐的天性。亨利·米勒在这方面无疑受到一定的影响。生活于在科技发达的美国，从没听到过米勒对器具的称赞，甚至使用。在《特意记着》中，他写到：“我憎恨飞机和汽车。”这在其时其地是很少见的。米勒前半生在贫困中渡过，后半生成名后居住于大瑟尔，远离任何城市，没有图书馆，没有咖啡馆，最近的电影院也在四十英里外，过着一种精神的，需求很少的生活。正如他心仪的老子等人，抛去负担，专注于心灵的探索，这样的人也许就应该被称为智者。道家文化以及他喜欢的禅宗的滋养，对他人格的形成是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亨利·米勒还是坚定的反战派。其实，用反战派来称呼他并不确切。他似乎无法理解会存在武器、军队、军营、战争这些事物，作为一个在成年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有关战争的描写在他的书中占据十分小的份额。这些部分一些是反对和反思，一些是惊奇、不解和厌恶。他在《南回归线》中写到“我第一次认识到曾有过战争的那一天，大约在停战六个月以后。”这又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如果说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亨利只是单独媾和了，那么米勒似乎单独把战争消除了。在看到处于非战争狂态的军事区时，他都会“无论何时我看到军事区，看见人在那里像牲口一样被赶在一起，都会感到一阵恶心。”人们失去自由，成为无意思的工具被围在一起训练，然后去杀人与被杀，这在他是不可理解与生理心理上厌恶的事情。正如前面分析的，当他从道教、禅宗及各个方面吸取营养，形成自我完善，摒去邪恶、琐事，进入精神、艺术领域生存，在美和智的方面寄托性灵的性情时，再遭遇战争这种人类最残忍、丑陋、野蛮、无智的状态，在情感上的冲击可想而知。海明威曾在《非洲的青山》中曾不无刻薄的说道“战争是文学最重大的主题之一，当然也是最难描绘的，那些没有身经战争的作家常常很嫉妒，并企图贬低其意义，说这个主题是反常的，说它作为文学的主题简直是一种祸害。事实上这正是他所缺乏的、无可替代的经历。”作为同时代的作家，两人对战争态度的重大差异值得思考。海明威的哲学是一种强人哲学，似乎只有在不断的对抗中才能发泄他那充沛的活力和对无情世界的反抗。但就另一种意义来说，海明威其人其书缺乏了一种东西，一种豁大的情怀，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阅读海明威可以感受种种感动、激动，但却寻找不到真正的安宁、和谐、平静、超然。这是一种外在于他的东西。他的最美的文章之一《大双河心》也只是一种安静。以上的种种对海明威来说是一种异质文化，或者说是东方文化。而这对米勒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米勒的《特意记着》中他提到了一下海明威，接着，他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其中有“从来不钓鱼和打猎，对待动物十分友善”的字样，应该不是完全无所指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米勒认为战争本质上都是残忍的，春秋无义战。同样在《特意记着》中，他写到“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把战争归罪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流。战争，像和平一样，涉及到我们所有的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过是命运的工具，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邪恶并不比在丘吉尔或罗斯福或其他任何民主国家领导人身上看到的多。依我看，谁都无权要求牺牲人的性命。”有的人也许会愤怒米勒的“不分是非”，但一个人秉持着善、智、美深入的思考，必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看任何一部优秀的战争小说，都会发现敌对士兵之间是很少有真正的仇恨的，驱使战争不断深入的正是“正义”、“邪恶”双方的领导人。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自由的话，那么，“是谁的自由呢？是那些始终占上风的人的自由吗？是那些即使山河破碎也能舒舒服服地生活的人的自由吗？”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喜欢中国古诗的米勒不会没看过这一在中国诗歌中不断重复的主题。兴亡，百姓苦。最后受害的只能是双方的百姓。这是米勒战争观的核心点。这是中国战争文化的最主要特质。如果只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是难以让这样观点深入其心的。
二
亨利·米勒作为一个非主流的作家，他的特异之处表现在他总是在奇异的空间、时间和奇异的人物中徘徊，他在现实中拼命挖掘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他就自己制造出来。
在米勒的文化视野中，俄国和中国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米勒理想中的小人物形象在这两个国家中得到了体现（至少是他在心目中的俄国与中国）。米勒对国家的选择无疑体现了他的城与人的观念的结合。米勒不喜欢乡村，他能接受的自然也就是山川、河流、沙漠，在田中劳作的农夫对他来言没有任何美感而言。他与有些极力赞美农民却居住在城市中乐不思蜀的作家不同，他明确的表明自己对大城市的热爱。他又不同于为钱写作，极力享受城市的繁荣的作家，他喜欢大城市的原因在于行走于其中迷失的感觉，人们相互之间隔离却又能发掘出坦诚相见的朋友的感觉，以及一个个默默无闻却又身怀异禀小人物所能带来的惊喜，这些回应了他内心中的孤独与自尊。米勒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当前的现实不满，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往昔及未来（其实往昔与未来也不是他的方向，但苦闷需要寄托，任何一个非现在的时刻在经过美化后就可以变为乐园），另一方面，当前迅猛发展的经济造就的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又满足了他寻求刺激、思索个人（在人群中更能体会到个体的孤寂）、寻求知识（多样的人群，丰富、便捷的知识来源）的愿望。米勒的座右铭“总是兴高采烈”在之前的社会里是很难作为一种生活原则来遵循的（拉伯雷的《巨人传》所表现的精神是一个异类，他的彰显正表明了稀缺，而在此之前，这种精神更为难寻），在都市中，米勒得到了实践自己这一哲学的可能。在《稳如蜂鸟》中，他对这一观点这样描述道：
农民就是农民，是自然界的无音之声，是根植于泥土的乡巴佬。他们属于地理现象，而非精神现象。农民就像植物。在国际都市走向制高点、走向死亡和蜕变的城市人才是具有永恒精神的人，才是游荡者、诗人、艺术家和创造者。”[9]米勒在这里表述了自己对纯粹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满足于物质层面，而且不仅仅满足于人是智慧生物、可以说话、简单思考等基本的知性，而是趋于如波普尔所说的“世界3”的、“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特别是指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的世界。”当然，作为一个在金钱社会里无法喘气的人，米勒不会爱上“标准意思”上的大城市，那里的尔虞我诈、窒息生机是他所无法忍受的。米勒一生对自己的祖国美国批判苛刻，以致于他的美国游记被一些美国出版商拒绝出版，其中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北回归线》中，米勒这样写道：想到纽约，我的感情便全然不同了。在纽约即使一个有钱人也会觉得自己无足轻重，纽约市冷酷、灿烂、邪恶的。建筑物高耸入云，人们的活动都带有一点狂乱的意味，动作的频率越快，精神也越颓丧。这是一场持续的骚乱，不过它本来也可以在试管内酝酿成的。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无法引导人们发泄精力的方向。它壮观、怪诞，令人困惑不解，是一股巨大的反作用力，不过却是完全杂乱无章的。一想到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一想到惠特曼歌颂过的曼哈顿，我心中便产生一种盲目的狂怒心情。纽约！那些白色的监狱、挤满蛆的人行道、排队等候法救济食品的人们、修筑得象宫殿一般的下流去处，那儿有的是犹太人、麻风病人、杀人犯，而最多的是游手好闲的人。到处是千篇一律的面孔、街道、大腿、房屋、摩天大楼、饮食、海报、工作、罪行、爱情……整个城市建筑在一个空空如也的坑上，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还有第四十二大街，人们称它为世界之巅。那么世界之渊又在哪里？你可以伸出双手走路，抬头仰望这些美丽的白色监狱时都快要把脖子扭断了。他们像发了疯的鹅一样往前走，探照灯将星星点点的狂喜洒在他们空虚的脸上。”[10] 在这里，金钱衡量一切，“business is business”,做为一个小人物，一个不以金钱为成功标准的异类，在这样的城市里是无法生存的。不囧于物质的困乏，也会被精神的贫瘠所击垮。在米勒的心目中，理想的城市为他想象中的中国的城市，俄国文学黄金时代作家笔下的俄国城市、法国巴黎以及希腊。在这里，即能感受到文化的巨大积淀，又能享受到与各种聚集起来的天资卓越但又命运不济的小人物相处的乐趣，且不会为过于严酷的生存压力、毫无艺术敏感的人群所压垮，这无疑是这些现代流浪汉最中意的生存环境了。同样在《北回归线》中，米勒写到：一辆从拉斐特艺术馆来的马车辘辘驶过大桥，雨已停了，太阳透过肥皂沫般的云朵，在发出光泽的屋顶瓦片上投下一道寒冷的红光。我回忆起那个车夫如何探出身来眺望帕西路那边的河面。这是多么纯真、质朴赞许的一瞥！他仿佛在对自己说，‘啊，春天快来了！’谁都知道，每当春天来到巴黎，最卑微的活着的生灵也一定会觉得他正居住在天堂里。还不止这个——他是以一种亲切的目光细看这番景致的，这是他的巴黎。一个人不一定非得有钱，也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市民，他同样会对巴黎产生这种感情。巴黎充斥着穷人——照我看，他们尽是一伙有史以来最傲慢、最肮脏的乞丐，然而他们摆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架势，正是这种派头把巴黎人同其他所有大城市的市民区分开了。”[11]在巴黎，穷人可以是最傲慢、最肮脏的，却可以摆出悠然自得的架势，最卑微的活着的生灵都可以觉得他正居住在天堂里。这种极致区别之间的张力可以使米勒得到他诗意的飞翔的乐趣。
三
在西方哲学中，对人类本身的思考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如何认识人自身难倒了无数的哲学家。阿波罗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传承了数千年后，人们仍在为这个问题辗转，甚至这个命题本身都开始被人质疑。卡西尔在《人论》中认为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矛盾。人根本没有“本性”，没有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人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奇怪混合物，他的位置是在这对立的两级之间。因此，他总结道：“那句古典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如果按照哲学上的意义来理解，按照苏格拉底、埃皮克蒂特或马可·奥勒留的意义上来理解，就不仅和是无效的，而且是误人子弟和错误的。人不能狂妄自负地听从自己。他必须使自己沉默，以便去倾听一个更高和更真的声音。”正像其它一切概念一样，关于人的定义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这深刻的反应了人类一切知识、人类所谓理性的无根性和不稳定性，甚至虚幻性。怀疑主义者正是因此得以在哲学领域始终立于稳固之地。对于人是什么，我们有哲学的、科学的、宗教的解释，每种解释都有一大批信徒，而每种解释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让我们充分的看到了巴别塔式的惩戒在人类中留下的后遗症。
在这种种的差异中，卡西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基于人们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卡西尔重新定义了“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卡西尔认为在这个定义下，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在卡西尔的定义中，主要是探究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特征，在他这里，实践、理性等已往被认识是人的主要特征，人之为人的标志失去了光彩，符号的动物，亦文化的、艺术的。科学的、宗教的动物被提上了台面。亨利·米勒的魅力在这种理论下得到了一次意外的阐释。
研究者在研读亨利·米勒的作品时，经常为书中庞杂、紊乱的、纷至沓来的各种各样的物事所迷惑，很多人干脆的论断米勒根本不是一个作家，同时另外不少人却为之狂喜，而后者往往是一些更为标新立异，独立特行，具有巨大人格魅力的人，如庞德、艾略特、奥威尔、诺曼·梅勒等等，在米勒身上，彰显了人的光彩，其人所言所行，教科书般的体现了人的特性。
米勒从小学习钢琴，与第一位妻子的结合正是以琴为媒，在他做过的形形色色的工作中，钢琴教师这一职业对他有着一定的影响。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有多次写到了与钢琴有关的事件。对人们虽然对其作品有写的过于随意的指责，但其整体的节奏、意蕴总能给人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音乐的灵魂在其作品中流淌，使其作品虽与超现实主义者的作品有暗合之处却更能与之有所区别。米勒对水彩画更是情有独钟，亨利·米勒的绘画史很长，在他的创作生涯开始后不久，他就开始了水彩画的创作。在米勒多次提到的他人生的四大支柱性人物里，艾利·福尔做为一个艺术史学者对他产生重大影响，而这正是与他的水彩画创作有关。这是他坚持了一生的爱好，在他的作品中，他数次整章的描写他的作画过程。米勒举办过几次画展，在好莱坞那次画展，他很得意的说道，画几乎卖光了。在他晚年在大瑟尔定居时，很多仰慕者前来看他，不少人对他的画作感兴趣，有些人还购买了一些他的作品。米勒作品中浓烈的感觉大约得益于他不羁的画风。此外，受挚友阿娜依斯·宁的影响，他对精神分析学有过很长时间的兴趣，还在书中描写了他收费的为朋友做精神诊断的情景。另外，米勒对占星学，宗教教义等有很大的兴趣，这些颇具神秘色彩的学说使他形成了“宇宙哲学的目光”。这些形形色色的特点使他不同于很多作家，在米勒书中，故事、情节、意象等等失去了通常的意义，一个脱离了自然、社会、人类却又奇怪的融合于其中的人的形象凸现了出来。以往对米勒奇异的魅力的不解在这里得到了某种阐释，这个人讨厌人类创造的大部分工作，厌恶战争，只喜欢居住在大城市，公开的表示对很多作家笔下的田园风光不屑，却被很多追随者认定为最自由的人。从卡西尔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米勒在“符号化”方面达到的成就，米勒的作品恰恰是对卡西尔定义的一个最好的注脚。
在卡西尔论述中，他举了美国著名聋哑作家海伦·凯勒的故事，他引用了海伦·凯勒在《我生活的故事》中的饶有趣味的一段话，这段话讲述了凯勒的老师沙莉文小姐记录的凯勒在初次得知每件事物都有其名称时的喜悦“今天早晨，当她正在梳洗时，她想要知道‘水’的名称。当她想要知道什么东西的名称时，她就指着它并且拍拍我的手。我拼了‘w-a-t-e-r’(水)，直到早饭以后我才把它当回事。……我们走出去到了井房，我让海伦拿杯子接在水管喷口下，然后由我来压水。当凉水喷出来注满杯子时，我在海伦空着的那只手上拼写了‘w-a-t-e-r’。这个词与凉水涌到她手上的感觉是如此紧密相连，看来使她大吃一惊。她失手跌落了杯子，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脸上开始显出一种新的生气。她拼了好几次‘water’。然后她跌坐在地上问地板的名称，又指着问水泵和井房棚架……现在，每件东西都必须有一个名称了。……一当她有了语词来取代她原先使用的信号和哑语手势，她马上就丢了后者，而新词语的获得则给了她以新生命般的喜悦，我们都注意到，她的脸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富于表情了。”[12]卡西尔把凯勒对符号的获得看做是人的意识觉醒的标志。同样，在米勒的书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个孜孜不倦的寻求新的符号来获得“新生命”的一个寻求者。在米勒的书中，他有一次和一个占星师朋友辩论，米勒本身对占星术很有兴趣，但米勒不赞同把任何一种单一学问当成本源性的对世界的解释。在辩论中，他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想法——他本人对很多事情感到兴趣，但这一切都是他寻求最高真理的途径，任何学问都能被其所用，但任何知识都有其局限性，每一种有价值、自成体系的学说都能让他欣喜若狂，这里米勒和少女凯勒都表达了对世界认识的狂热和喜悦，只不过作为一个成年人的米勒更多的是用体系化的符号来完成这一过程。在米勒寻求的一生中，实际的、拘束性的工作没有一个是能够让他满意的，正是在不断的对知识的寻求中，在符号化的理解世界的层面上，米勒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动物化的生存、画地为牢式的竞争、文化性、符号性生存的人。
在米勒的书中，你看不到明确的连续的情节，他像个他钟爱的小丑一样不停的跳来跳去，包含着莫大的野心。似乎人类的一切领域他都要述及，一片事物还没描述完，马上就转向蹦入脑海中的另一个映像，就像学语时的海伦·凯勒一样，想用符号把世界整个把握，单个的事物因而失去了重要性。米勒的文字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经常性的、大量的列举一些奇特的词语和字句，这个特点可以从他受到的超现实主义影响来分析，这些跳跃的、神秘的词语确实能给我们现代诗般的美感与快感，但是人们很容易被它的具体意义所迷惑，对其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上解读为对人类现有文明的绝望，对西方社会的不满等等，但在终极意义上，这是一种哲学的寻求，一种扩大世界观的努力，一种对人之为人、人类认知性极限的挑战与超越。在其被广泛认为其代表作的《北回归线》中，这一特点已经得到了确定并在之后的创作中延续和发展。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北回归线》中的这一段逸想：“没有一头狮子听说过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他们干吗不咬他？‘给我们肉吃！’他们吼道，而他却站在那儿吓呆了，脑子全乱了，他的世界观也变成一个荡到空中再也够不到秋千。狮子举起爪子扇一下，他的世界便被打得粉碎。同样，狮子们也失望了。他们期待的是血，是骨头，是软骨，是筋，他们嚼了又嚼，然而词汇是无味的树胶，树胶是无法消化的。你可以朝树胶上撒糖、助消化药、百里香草汁和甘草汁，待树胶被树胶收集者裹起来后便好消化了。这些树胶收集者是沿着一个业已下沉的大陆的山脊来的，他们带来了一种代数语言。在亚利桑那沙漠中他们遇到了北方的蒙古人，这些人像茄子一样光滑。这是地球呈陀螺仪状倾斜后不久的事情，当时墨西哥湾流同日本湾流分道扬镳了。在地球的中心他们找到了石灰岩，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语言绣在地壳底下。他们吃同伴的内脏，森林围住了他们，围住了他们的骨头、脑壳和饰有花边的石灰岩，他们的语言便消失了。人们有时在这儿或那儿仍找得到一个兽群遗骸、一个被各种塑像所覆盖的头盖骨。”[13]在这短短的一段话里，提到了世界观，世界，词汇，语言，又一次语言，通过符号认知世界愿望不可谓不强。他最推崇的斯宾诺莎在这里却幻化为无味的词汇，这表明了他对人类现有知识的不满。在他追寻的道路上，我们现有的由语汇构筑的知识体系还是太脆弱了，太渺小了，但这并没有使他绝望，反而促使他更积极地去追求，去探知这个极点并超越它。米勒的一生就是一个孤独而执着的寻求过程，他从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他说过，我看的书对我来说都是有些困难的书，我从不看太容易的书。我好像天生写不了畅销书。清晰地，浮现于生活表面的东西很少为他所关心，他所迷醉的是词汇的游戏，智力的迷宫，在符号化的把握世界中，他找到了存在的乐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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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亨利·米勒.黑色的春天[M]杨恒达, 职茉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P136.
[7]亨利•米勒.大瑟尔[M]孙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P246.
[8]亨利·米勒.特意记者[M]孙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P119.
[9] 亨利·米勒.稳如蜂鸟[M]陆薇,高明乐,谢小东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P321.
[12]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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